刘燕婷：“七条战线”、三年作战，以色列仍感不安全

【文/刘燕婷】

当地时间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登场。

从政坛动荡的脉络来看，这是以色列2019年以来的第六次大选。2019年4月，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和甘茨（Benny Gantz）的蓝白党各得35席，势均力敌，没有一方能成功组成超过61席的联合政府；同年9月，换成蓝白党获得33席，利库德集团获得32席，僵局依然持续；2020年3月，利库德集团赢得36席，蓝白党获得33席，这次内塔尼亚胡与甘茨决定共组联合政府，但不到一年便宣告解体。

到了2021年3月，利库德集团获得30席，未来党获得17席，最后由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拉皮德（Yair Lapid）领导的八党联盟成功跨越61席门槛，终结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二次执政，可是一年之后政府再度垮台；2022年11月，在利库德集团获得32席、未来党获得24席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成功联合了宗教与极右小党，组成人称“史上最右”的以色列政府，开始自己的第三次执政，也暂时终结了自2019年以来的政治动荡。

可是一年以后，更加猛烈的冲击席卷而来：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加沙战争由此爆发，随后牵出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叙利亚变天、红海危机、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战争”、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都让战火沿着“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熊熊燃烧，并一路烧出2026年的伊朗战争。

可以这么说，以色列的政治动荡或许暂时冻结，安全阴影却是来到近年高点。正因如此，战争议题基本贯穿了大选核心：不仅反对派候选人主张对“10月7日”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内塔尼亚胡更是将战争情境连结选战，宣称唯有自己连任才能捍卫以色列安全，并誓言将持续作战直到伊朗政权更迭。同时，这次大选也被普遍视作经历三年战火动荡后，以色列选民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直接公投。

不过，选举或许可以决定内塔尼亚胡的去留，却回答不了以色列的当前大哉问：从等同种族灭绝、迫使哈马斯解除统治实体的加沙战争，再到直捣黄龙、卷入美国的伊朗战争，以色列陷入长达三年的多线作战，是否真能一劳永逸解决安全困境？

2026年10月24日，以色列特拉维夫有大批民众参加示威，要求调查政府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责任。Reuters

“七线作战”背后的美以分歧

首先回顾以色列从加沙战争开始的持续用兵。

借用内塔尼亚胡2024年在联合国大会演讲的说法，其实也就是围绕“抵抗之弧”的“七线作战”：加沙哈马斯、西岸巴勒斯坦武装、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朗本身。

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何以色列会强烈游说美国对伊开战，并也由此促成2026年的伊朗战争爆发：在以色列政府高层眼中，唯有颠覆当前伊朗政权，才能真正化解“七线作战”的安全困境。

而这也与内塔尼亚胡的一贯思路相呼应。早在1993年，内塔尼亚胡就在其著作《列国之间：以色列与世界》（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 Israel and the world）中提到，巴勒斯坦问题并非中东核心，反而是对其他更重大问题的持续遮掩。之后伴随着核问题发酵、“抵抗之弧”一路扩张，内塔尼亚胡口中的“更重大问题”明显成了伊朗，也因此在加沙战争爆发后，开始“七线作战”的左右开弓，从而形成当前在黎巴嫩、叙利亚、加沙占领缓冲区，以及与伊朗开战后勉强冻结的危险状态。

不过，所谓“七线作战”之所以能持续，关键还是美国的“在场”与“入场”。首先是加沙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支撑了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更不用说在国际舆论持续的保驾护航；此外，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叙利亚扩大战线后，美国同样发挥了政治影响力，协调以色列与黎叙两国各自展开谈判，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以色列的占领事实；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无疑是美国被以色列劝诱入场的结果，也导致了当前的骑虎难下。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七线作战”难以为继。而这就牵引出另一个新问题：以色列的“七线作战”，能否真正带来伊朗政权更迭？如果不行，美国又是否有耐心和决心，能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直到最终实现这一目标？

显然，针对第一个问题，伊朗的政权更迭似乎遥遥无期；针对第二个问题，不论特朗普再怎么不可预测，答案长期来看都是否定。

关键在于，从美国过往介入中东战场的轨迹来看，不论开战理由多么正当、动机如何强烈，只要时间一长，民意厌战、军民死伤、弹药消耗等战争成本反噬，就必然迫使美国调整策略、转向速战速决。而这也是当前美以分歧的直接写照。

整体来看，面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当然拥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与理想结果，那就是推翻神权政府，直接对核问题、导弹计划、“抵抗之弧”釜底抽薪。但问题在于，双方的优先排序和时间轴明显截然不同。

对以色列来说，伊朗威胁如前所述，是首要的国家安全焦点，没有之一。且除非德黑兰的战略姿态、意识形态发生深刻转变，否则以色列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都将深陷这场战略对抗的无尽泥淖。

但从美国的视角出发，自己虽然从1979年开始，就与转向反美的伊朗进入对峙状态，但后者从来不是自己首要的国家安全威胁。尤其，这次贸然开战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即便在美军高强度护航下、目前流量有所恢复，但这同时意味着一旦美国抽身，海峡可能退回被封锁状态。

正因如此，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战争成果，还是在军事打击与经济围堵的软硬兼施下，尽快与伊朗达成某种协议，换取海峡正式开放，而非真的颠覆伊朗政权。

显然，即便美以开战之初利益相同，一旦战争时间拉长，目标分歧只是早晚与程度问题。当然，由于美伊谈判反复胶着，特朗普未来仍有可能再对伊朗开火，但这不代表美国愿意为了以色列鏖战多年，尤其是在民意已然厌战、加沙战火加剧以色列负面形象的背景下。

可以这么说，伊朗战争的爆发本身，反映了美以双方史无前例的合作高度，从某个角度来看，也算两国关系的历史高峰；但与此同时，战争拖延导致的战略分歧，又进一步深化了双方芥蒂，并与美国内部高涨的MAGA声浪相互呼应，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美以关系的基础。

因此整体来看，以色列拉上美国的“七线作战”，虽然起到削弱伊朗、乃至整肃“抵抗之弧”的作用，却没有为以色列带来最理想的战争成果，那就是在美军的持续加码进场下，伊朗始于1979年的政权轰然垮台。甚至可见未来内，只要美国的“在场”与“入场”程度下降，以色列的“七线作战”就必然持续收缩。

三年过后中东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从2023年加沙战争到2026年伊朗战争，中东格局也发生了复杂变化，尤其是从战火边缘转为战略标靶的海湾国家。

加沙战争爆发前，海湾国家原本正与以色列开展关系正常化进程。其中，巴林、阿联酋已在2020年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沙特则已经处于谈判阶段，但加沙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前述脉动，沙特基本暂停相关举措；2026年伊朗战争的炸裂，则导致海湾成为战场延伸，各国基本上都对美国、伊朗产生了复杂反应，而这对以色列带来新问题。

当地时间10月26日，麦加协议成员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方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视频截图

原本，加沙战争爆发前，海湾国家正从“亲美”光谱进一步踏入“亲以”深水区；但伊朗战争爆发后，海湾国家不仅承受了伊朗的大部分直接炮火，作为区域稳定、商业和旅游中心的发展模式也遭受重创，这就导致各国被迫思索一个现实问题：究竟是要在美国保护伞外，设法与伊朗达成集体安全的新平衡，走出国家生存的“第三条路”；又或是进一步“绑定”美以阵营，甚至引入以色列军备与军事能力？

从当前发展来看，答案其实相当模棱两可。其中，阿联酋当然是“绑定”以色列的鲜明案例，包括直接引入以国“铁穹”抵御伊朗攻势，但这不能代表整个海湾地区，尤其加沙战争引发的阿拉伯舆论沸腾，同样会在海湾各国形成内部阻力，抵消各国靠向以色列的驱力。

此外，传统上以色列对海湾国家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技术和军事能力，还包括一个外交脉络，“通往华盛顿的道路经过耶路撒冷”。正因如此，埃及会大胆在1970年代末与以色列建交，这背后就包含推进美埃关系的重要考量。不过，这种考量所依据的假设也相当现实，那就是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具有重要价值，而与以色列保持关系则有助推进前者。

平心而论，这种假设虽然至今仍有效力，却已不如过往显著。确实，伊朗战争凸显美国的军事能力依然强大，可是有鉴于伊朗也大胆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杠杆、打击周遭海湾国家，这就导致美国与以色列的角色陷入某种尴尬。尤其美国正好处于撤出中东、聚焦印太的战略转向，不太可能重演过去为了海湾国家出动大军的场景，各国于是只能自求多福，面对炮火威胁设法破局。

例如，阿联酋进一步引入以色列军事力量，沙特选择用《麦加协议》等集体安全机制垫高吓阻，卡塔尔、阿曼则设法斡旋谈判，希望以外交努力平息冲突。可以发现，因为伊朗威胁近在咫尺、美国希望速战速决，海湾国家整体陷入了两难境地：全面战争和绥靖政策似乎都不是理想选择，但要找到或维持稳定平衡也并非易事。

换句话说，伊朗战争的爆发虽然重挫德黑兰与海湾国家的和解潮，却也挑战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假设：当绑定美以也未必能够带来安全，甚至美国还与以色列日渐分歧，关系正常化究竟还剩多少价值？当然，这对阿联酋来说或许不是问题，但对其他海湾国家来说，这一疑问明显会在可见的未来内萦绕心头，即便美国仍是各方最主要的安全合作伙伴。

而这同样会联动前面所述，“七线作战”如果没有美国加持，其实根本难以为继。因此整体来看，伊朗战争的爆发暴露了以色列的军力优越与局限。

一方面，能成功在第一时间与美国共同“斩首”伊朗最高领袖，以色列证明了自身军事能力的有效，这同样展现在后续持续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导弹基地的成果中；但另一方面，战争同样暴露以色列的作战局限，因为这场冲突证明，时间一长美国必然产生“回撤”倾向，以色列也将连带被迫转入停火谈判，所以以色列的对手只要撑得够久，就有机会从惨烈重创中求得生机。而海湾国家已经下降的对以关系正常化倾向，又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打乱以色列的政治布局。

或许可以这么说，这场战争确实削弱伊朗与“抵抗轴心”，为以色列换到下一个20年的周边“和平”。但这种“和平”本身，极可能伴随着大量摩擦与零星冲突，既不到全面战争的程度，也给不了长远和平的远景。而以色列如果要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的缓冲区，就必然要投入大量军事成本，同时在政治与国家形象上不断失血，导致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更加遥遥无期。

因此，战争之下的大选除了强化安全议题，也暴露以色列的深层问题：大选或许能够产生政治赢家，但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政治透支，却远远不在选票的解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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