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新兴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古代遗存及其相关材料检测和分析来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人地关系等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一致，都是“透物见人”，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探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回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始终伴随其发展。1921年，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时，就关注生产工具、动物残骸等，请地质学家袁复礼测绘了遗址地形图。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发掘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也请袁复礼绘制遗址地形图。此后，在发掘殷墟、城子崖等遗址时，考古工作者也非常注重对人骨、动植物遗存、冶金遗物等的收集与研究工作，拉开了中国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夏鼐在研究制定新中国考古学发展规划时，明确提出应当学习外国考古学家运用自然科学新方法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经验，推动考古学的学科建设。
1965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标志着中国科技考古的肇端。这使得中国考古有了科学的绝对年代测定技术，推动了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年代谱系的构建。
1988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国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科技考古”当时称作“实验室考古”，但标志着科技考古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认可。次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会议决定正式将“实验室考古”更名为“科技考古”，旨在强调用科技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
199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原实验室、技术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组人员合并，组建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也相继重组加强科技考古力量。此后，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项目的实施，科技考古从精密仪器设备等硬件，到高科技方法和高端人才的培养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近十年来，中国科技考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碳十四测年、数字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等已成为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常规手段和内容；古DNA为代表分子考古学、微观形态分析、同位素科技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新兴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学者认为古DNA技术开启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在人类起源、人群的基因交流和迁徙扩散等方面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同位素生物考古从边缘辅助技术跨越到核心解释范式。有学者认为同位素分析从分析技术层面上升为生物考古学分支学科，从单一维度的“描述性研究”转到了多维度、系统性的“解释性研究”。残留物分析从单一技术手段转变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范式，为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史重建”向“社会史和生业史探索”转型提供了重要实证。
近年来，科技考古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科技考古领域多元化与国际化色彩明显，许多成果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科技考古成为中外联合考古的重要技术支撑，相关方法在乌兹别克斯坦、埃及、洪都拉斯、罗马尼亚等国的考古项目中得到应用与验证。
可以说，科技考古研究弥补了传统考古学仅依靠肉眼观察、定性判断获取遗存信息的局限，拓展了考古学获取信息的维度，提升了考古学家研究古代社会的能力。
未来，中国科技考古既要作为传统考古“技术辅助手段”，又要分支学科能够相对独立发展，通过“信息提取—考古研究—理论阐释”的三维框架有机融合，为全面复原古代社会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支撑，逐步形成具备独立方法论体系与理论解释力的成熟学科集合，进而推进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
（作者董新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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