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动能接续阵痛下，运营商如何穿越新增长周期？

所谓增长周期，是指行业增速从增长最高点持续下滑至谷底，之后增长率企稳回升并抵达新一轮高点的完整演进过程。电信行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每一轮周期背后，都伴随数字技术变革、基础设施迭代、市场需求重构。回望我国电信业发展历程，每一轮增长周期都是依靠技术创新走出低谷、实现复苏上行的过程。

2021年以来，我国电信行业步入全新的增长周期，行业收入增速持续回落。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2.1%，行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业务红利消退，算力、AI等新动能尚不足以完全对冲传统业务的下滑，新旧动能转换未能实现平滑接力。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持续增大的经营压力，认清新增长周期的内在逻辑、破解转型堵点、重塑发展动能，进而穿越周期底部、实现V型反转，已成为电信运营商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本文从行业周期研判、转型障碍剖析、改革路径设计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旨在为运营商穿越新增长周期提供思路与建议。

我国电信行业全面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回顾我国电信业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04—2026年我国电信业大致经历四个发展周期。每一轮周期均表现为电信业务收入增长率到达顶点后持续下行探底，随后逐步企稳回升，这充分印证了我国电信行业周期性演进的客观规律。

图1 2004—2026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长率变化曲线

2021年以来，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速持续下滑，标志行业正式步入第四个增长周期。该周期的时间节点与人工智能产业浪潮高度吻合，2022年生成式AI与大模型技术迎来爆发式突破，全社会加速迈入人工智能时代，电信行业正式进入以AI主导的全新增长阶段。与此前由运营商主导的3G、4G、5G时代不同，本轮增长周期的外部环境、市场格局、动力机制等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行业发展呈现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宏观经济承压，有效市场需求不足。本轮增长周期恰逢疫情之后经济修复调整阶段，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上升，部分实体经济经营承压，市场预期偏弱，结构性矛盾与周期因素相互叠加，“供强需弱”问题仍较为突出。2026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但相较前期有所放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电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有效市场需求不足必然传导至电信行业，这是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长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外部原因。

二是AI的爆发式增长与行业收入增速持续下滑形成强烈反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超过30%，AI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截至2025年底，共有748款生成式AI服务完成备案，我国生成式AI用户规模达到6.02亿人，同比增长141.7%。随着AI产业蓬勃发展，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从运营商自身业务看，三大运营商算力与智能服务保持较高增速。2026年上半年，中国移动算力服务收入达到529亿元，同比增长14.0%；中国电信智能业务收入达到311亿元，同比增长7.1%；中国联通算力业务收入达到419亿元，同比增长13%。然而，上述高速增长的新兴业务在运营商整体收入中占比仍然偏低，规模体量远不足以对冲传统语音、流量业务的下滑。一边是AI产业需求爆发，另一边是电信行业整体收入增速持续下滑，新旧动能之间存在明显的“体量断档”，这也构成本轮增长周期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三是AI市场开放度高，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在前三个增长周期中，通信基础设施具备“天然壁垒”属性，运营商居于产业链主导地位。进入AI时代，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AI算力、大模型、行业数字化属于高度开放竞争市场。截至2026年7月，国内发布的大模型数量已达到1509个，市场参与者众多，运营商不仅面对同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更要直面互联网科技企业、专业AI公司、系统集成商、垂直数字化服务商的跨界竞争。在算力服务、大模型、智能服务、产业数字化等赛道，参与各方围绕技术、资本、商业模式同台博弈，运营商不再拥有竞争优势，突围难度远高于以往，拓展新蓝海、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迫在眉睫。

四是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拉长，新动能尚未完成接力。如今，传统增长逻辑失效，移动用户、宽带接入用户规模接近“天花板”，5G流量红利逐步见顶，每用户平均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持续走低；产业数字化业务告别高速增长，增速由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甚至负增长。与此同时，运营商主动抢抓AI时代机遇，大力布局算力网络，拓展算力服务、智能服务等新兴业务，并努力将其打造为核心新增长引擎，行业整体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演进态势。尽管如此，行业收入增速从2021年的8.1%回落至2026年上半年的2.1%，直观反映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平稳交接。数据显示，中国电信智能收入增长率、中国移动智能服务收入增长率分别由2025年的38.2%和5.3%，下降到2026年上半年的7.1%和0.9%，增速分别下降31.1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在有效市场需求不足、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算力服务、AI服务尚处在培育期，以智能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业务规模效应、盈利模式仍需打磨，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长于市场预期，运营商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能寄希望于短期内实现V型反转。

新增长周期运营商转型发展的最大障碍

进入新增长周期，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运营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积极推进AI战略转型升级；加快算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集中资源拓展算力服务、智能服务等新赛道；全面深化企业改革，优化组织架构，实行多元化激励机制，不断优化员工结构，积极打造适应企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数字化人才队伍，不断激发组织创新活力。

经过一系列布局和发展，运营商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效，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算力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算力与智能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然而，现实经营结果与转型预期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在行业层面，电信业务收入增速自2021年的8.1%一路下行，2026年上半年出现2.1%的负增长，且利润也同步下滑。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主营收入分别达到2441亿元、4527亿元和1780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3.1%和0.2%。与此同时，企业盈利端压力凸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净利润分别为196亿元、789亿元和9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4.9%、6.3%、34.6%。此外，科技创新短板依然突出，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缺乏话语权，在大模型能力、AI应用创新、市场化应用落地层面，与行业头部科技企业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在营收下滑、利润承压，叠加外部需求不足、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多重挤压下，运营商突围之路在哪里？

深入剖析不难发现，战略转向、资源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企业改革都在积极推进，但结果低于预期，这当然与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需求不足密切相关，但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长期积淀形成的体制机制惯性是制约运营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尽管各项改革举措持续推进，但深层次变革尚未完全落地，“大企业病”的顽疾未能根除：机构庞大，管理人员占比偏高，管理层级和职级偏多，组织链条冗长，“部门墙”“数据壁”“流程壁垒”普遍存在，跨部门协同成本居高不下；考核体系仍存在重规模、重收入、轻效益的路径依赖，激励约束没有完全遵循AI时代创新发展规律，创新容错机制不完善；干部任用与用工体系、薪酬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正，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履职能力、市场意识跟不上AI业务迭代的节奏；员工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与企业大力发展算力、大模型、AI行业解决方案的业务要求不相适应，高端领军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员工创新活力、创业积极性未能充分释放；面对快速变化的AI市场，组织敏捷度不足，容易出现决策慢、响应慢、迭代慢的问题，战略布局难以高效转化为市场收益与利润回报。

当前，《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正全面实施，国企改革进入纵深推进新阶段，落实“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项制度改革成为硬性要求。外部市场倒逼叠加国企深化改革的政策要求，运营商开展深层次改革重组已是大势所趋，而改革的成效直接决定运营商能否穿越新增长周期，实现新一轮增长。

战略思考与实施路径

穿越本轮由AI主导的新增长周期，不能简单依靠加大“新基建”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必须把握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要求，坚持“改革破局、机制重塑、体制创新、能力升级”的主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深化企业改革，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惯性问题；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同步优化业务布局、创新商业模式、开展资本经营；打通从顶层战略规划到市场价值落地全链条的价值通道，推动企业早日走出周期谷底，实现V型反转。结合企业内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的新要求以及企业发展战略，本文提出以下四大战略实施路径。

第一，加快推进组织重组与机构改革，激发组织活力。切实推进企业“去机关化、去行政化”改革，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赋能型转变，进一步压减管理机构数量，实行“瘦身健体”。聚焦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新兴业务以及未来产业等核心业务板块，重构事业部制、军团制和项目制等组织模式。以“强主干、做减法”为原则，切实推进专业化整合，做强做优做大专业公司；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进行组织机构的合并、重组和调整，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第二，压缩管理层级和职级，打造扁平化组织架构。针对层级过多、流程冗长、部门协同成本高的痛点，系统性开展组织重塑，破除传统组织模式束缚，推动组织向扁平化、平台化、敏捷化转型。当前，应以打造AI赋能平台为载体，将长期运行的五级管理体制逐步压缩至三级——集团为战略赋能平台，统筹全局；省公司为资源调度平台，强化支撑；基层单元为自主经营体，敏捷响应。与此同时，构建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的服务支撑体系，着力打破“部门墙”“数据墙”，破除条块分割，强化内部协同；适度压缩中间管理层级，精简岗位职级体系，淡化职级高低，推进组织职级扁平；以AI进一步深化“划小”改革，全面推广团队化自主经营模式，推动资源、授权、决策权下沉一线，真正实现“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呼唤炮火”。

第三，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严格落实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部署，刚性落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三项制度改革，破除国企用工终身制。坚持动态优化中层管理队伍，全面落实经理层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扩大竞争上岗覆盖范围；完善不胜任调整、末等退出机制，打破管理人员“只能上不能下”的惯例；精简中层管理冗余，把经营实绩、创新能力、市场思维作为干部任免的核心标尺，倒逼管理层更新经营理念。充分考虑AI以及智能体发展对员工替代的影响，优化员工结构要坚持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不搞简单“一刀切”式裁员，严格以劳动合同、岗位管理为核心，建立常态化考核退出机制；更多依靠内部转岗培训、岗位双向选择、内退、市场化退出等方式，实现减员增效。此外，加快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顶尖AI人才等的引进和培养，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能力过硬、锐意创新的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使人力资源更好地适应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需要。

第四，坚持价值导向，重构考核激励体系。运营商要以新一轮国企改革为统领，坚持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重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环境，充分激活干部员工内生动力。构建以能力、价值、贡献为核心的人才综合评价机制，推动考核激励向研发创新、新兴业务、市场一线等关键核心人才倾斜；进一步完善多元化激励机制，健全分红、项目跟投、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机制，核心人才薪酬要对标市场化科技企业，切实破除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让多劳者多得、实干者受益。强化考核结果刚性运用，打通薪酬升降、岗位进退通道，对实绩突出的团队与个人做到奖励不设上限、晋升不拘一格，对考核靠后人员坚决落实岗位调整与退出机制；同步健全约束机制，实行企业效益下行时联动管理层薪酬管控，实现‌业绩与薪酬绑定，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彻底解决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难题，以“科学考核、合理分配”为企业穿越周期、布局AI等新兴业务筑牢人才制度根基。

结语

运营商要顺利穿越本轮增长周期、实现V型反转，单纯依靠技术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张是远远不够的，根本出路在于：激发组织活力，开展深层次的组织变革，同时做好深化改革与业务发展的高度协同，避免“将鸡蛋砸在AI一个篮子”的风险。面向未来，运营商唯有敢于破除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和体制机制惯性，坚定推进深层次变革，构建新增长周期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平稳渡过周期低谷，牢牢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机遇，步入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

本文刊载于《通信世界》2026年第10期；原文标题：《运营商穿越新增长周期的战略思考与实施路径》。

作者：中国电信研究院 胡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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