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经的、说媒的、接生的,明明都是家里需要的人,古人却把她们视为祸害。看看王熙凤、赵姨娘和王婆的故事,就知道这些女人为什么让家长如此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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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墨砚斋
秦可卿的丧事办在铁槛寺,凤姐嫌寺里不方便,便借了馒头庵,也就是水月庵的房子歇宿。
庵里的老尼姑净虚,乘机向凤姐开口托事。
长安张家有个女儿金哥,已经许配给守备之子。不料知府的小舅子李衙内也看上了她,张家便想退婚。守备家不肯,双方闹到了官府。
净虚希望凤姐出面,请贾府给长安节度使云光写一封信,压一压守备家。
凤姐起初不肯。
净虚却没有继续求情,而是换了一种说法:
张家既然知道她来求过贾府,如果事情办不成,岂不是显得贾府连这点手段也没有?
这句话打动了凤姐。
凤姐是荣国府的大管家,平日里发号施令,最喜欢的就是别人承认她有本事。
净虚没有谈钱,她只是暗示:这点小事,难道你王熙凤都办不成?
凤姐果然被激起了好胜心。
她说:“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随即开价三千两银子。
嘴上还要补一句,自己并不缺这点钱,便是三万两也拿得出来。
事情随后办得十分顺利。
凤姐让旺儿假托贾琏的名义,给官府送信,对方素来受贾府关照,自然肯卖这个人情。
守备家被迫退婚。
可是金哥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上吊自尽。守备之子得知消息,也投河而死。
一封信,三千两银子,两条人命。
而凤姐得了银子,反而从此更加胆大。
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个过程中,净虚起了关键作用。
她本身不过是个尼姑,既不能给节度使写信,也没有本事让守备家退婚。
可她认识凤姐。
从凤姐出发,一桩原本与贾府毫无关系的婚姻纠纷,就被送进了贾府的权力网络。
这才是净虚的本事。
她不需要自己拥有权力,只需要知道权力在哪里,以及怎样让拥有权力的人愿意出手。
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这件事甚至不是净虚登门兜售,而仅仅是因为凤姐住进了水月庵。
这正是古代家长对三姑六婆格外警惕的原因之一。
她们能够进入内宅,能够与女眷私下交谈,还能够把外面的人和事带进来。
至于事情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连王熙凤这样精明的人,也未必控制得住。
不过,凤姐至少清楚自己在做交易。
《红楼梦》里还有一个女人,连自己究竟在交易什么,都没有真正想明白。
她就是赵姨娘。
第二十五回,马道婆到贾府走动。
她是宝玉寄名的干娘,平日靠替人念经、供灯、做法事讨生活。
她先去见贾母,说起替宝玉在佛前点海灯的功德。贾母疼爱孙子,自然愿意出钱。
做成这笔生意,马道婆又到各房问安,最后来到赵姨娘屋里。
两人起初不过闲聊。
赵姨娘抱怨自己手头拮据,又说起贾环将来的前程。
话说着说着,便扯到了王熙凤身上。
赵姨娘恨凤姐,觉得贾府的钱财早晚要被她搬回娘家。
这当然是赵姨娘自己的想法。
凤姐虽然管家,却不是贾府家产的所有人。她也不可能凭着管家之权,便把整个贾府搬回王家。
可是赵姨娘不这么想。
她看见的是凤姐眼下的权势,以及自己的儿子贾环受到的冷落。
马道婆听出了她的怨气,便说了一句:
“你们没有本事!明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
赵姨娘顿时来了精神。
她原本就想除掉宝玉和凤姐,如今有人暗示存在这样的办法,自然不肯放过。
于是,她向马道婆提出,只要能把这两个人除掉,将来家私便有机会落到贾环手里。
到那时候,马道婆想要什么,还怕得不到?
这里,两人之间其实出现了一个大的差别。
赵姨娘盘算的是将来的家产。
而马道婆图的却是眼前的银子。
赵姨娘熟悉贾府内部的恩怨,知道谁得宠、谁失势,也知道凤姐与自己的矛盾。
但她把除掉两个对手,直接等同于儿子能够获得家产。
贾政还在,贾府还有复杂的宗法、继承和财产关系。即使宝玉与凤姐出了事,家产也不可能自动归贾环。
这些问题,赵姨娘几乎没有认真考虑。
而马道婆却根本不与她讨论。
她只问一件事:等事情办成了,你凭什么保证给我报酬?
万一将来翻脸不认账怎么办?
于是,赵姨娘写下五百两银子的欠契,按了手模,还先交出一笔现银。
马道婆于是拿出随身准备的纸人纸鬼,教她写上宝玉和凤姐的年庚八字,藏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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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连未来能不能分到家产都没有弄明白,却已经把五百两的欠条写好了。
另一个女人,对贾府的家产究竟归谁毫无兴趣,却把自己的报酬安排得明明白白。
谁更懂交易,一目了然。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赵姨娘是个无辜的受骗者。
她确实想害宝玉和凤姐,这份恶意本来就是她自己的。马道婆没有替她制造仇恨,只是把她已经存在的仇恨,变成了一桩有价钱、有预付款、有交付物的生意。
赵姨娘想改变贾府的权力格局。
马道婆只想收钱。
两个人的目标并不相同,却能够完成交易。
因为马道婆知道赵姨娘最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够提供什么。
这与净虚的办法其实很相似。
净虚知道凤姐在乎自己的权势,马道婆知道赵姨娘在乎儿子的前程。
她们并不需要比对方更聪明。
只需要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对方更懂一点点,就够了。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
这些女人之所以给三姑六婆留下机会,不过是因为贪婪、嫉妒和怨恨。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金瓶梅》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她叫吴月娘。
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
她并不想谋财害命,也没有赵姨娘那样的怨恨。
她只想生一个孩子。
这在当时的家庭里,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西门庆的妾室李瓶儿已经生了儿子,吴月娘作为正妻,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有个孩子。
她曾经小产过,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
这时候,出入西门家的王姑子、薛姑子,便有了用武之地。
她们平日为女眷念经、说法,与内宅有长期交往。
王姑子听说月娘求子心切,便推荐薛姑子的符水药方,还讲了一个据称服药后成功生子的例子。
这套说辞立刻见效。
对于一个迫切想生孩子的女人来说,这样的故事很容易令人动心。
薛姑子随后交代药方的服用方法,连日子、仪式和夫妻同房的时机都安排得十分具体。
月娘认真照办,后来,小说果然写她生下了孝哥儿。
从书里看来,月娘本身也算得上精明能干,在西门家长期操持内宅事务,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
可是,家庭管理是一回事,生育和医药又是另一回事。
一个人在熟悉的事情上很擅长,并不意味着她对所有事情都具有同样的判断能力。
尤其是生育这样私密而迫切的事情。
月娘需要帮助。
而她能够接触到的、愿意与她谈论这些事情的人,恰恰是经常出入内宅的姑子。
她们懂得怎样交谈,知道女眷的难处,也能提供一套看起来具体可行的办法。
月娘有自己的愿望,姑子有自己的服务。
双方就这样建立了交易关系。
这一次,没有谋害,没有夺产,也没有凤姐那样的权力炫耀。
只有一个女人想生孩子。
可是,推动事情发生的机制,与前面两个故事并没有根本不同。
一个人有了迫切的愿望,却缺乏实现愿望所需要的知识或渠道,于是求助于一个自己无法完全核验的人。
这才是三姑六婆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她们不是凭空闯进来的,她们是确实有价值的。
女人要生产,需要稳婆。
儿女要婚嫁,需要媒婆。
有人生病,需要医药。
有人求神拜佛,需要尼姑、道姑。
还有许多事情,家里人不方便出面,也不愿意公开张扬,便需要一个能够在不同家庭之间走动的人。
这些服务本身并没有什么罪过。
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人,许多家庭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问题在于,这些提供服务的人,一旦进入内宅,就可能与家庭成员建立起家长无法完全掌握的关系。
而有些中间人,不仅懂得提供服务,还懂得怎样把一件事情一步步办成。
《水浒传》里的王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西门庆看上潘金莲以后,便到王婆的茶坊里打转。
王婆看了几回,早就猜出了他的心思。
西门庆求她帮忙。
王婆却不急着答应,而是先提出一套条件。
她说,想要勾搭女人,必须具备五样东西:潘安的相貌、驴儿的本钱、邓通的钱财、绵里针的忍耐,还有闲工夫。
合起来,便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
西门庆一一认领。
王婆还不放心,又试探他肯不肯花钱。
等到确认西门庆既有条件,又愿意付出代价,她才开始安排。
这才是王婆真正可怕的地方。
她不是简单地把两个人叫到一起。
她设计了一整套步骤。
先让西门庆买来布料,再请潘金莲帮忙做针线。
潘金莲若不肯,这件事便作罢。
如果肯做,说明事情有了一分希望。
再请她到茶坊里做。
如果肯来,又多了一分。
然后找机会请她吃酒。
如果愿意留下来,便继续推进。
每一步都有试探,每一步都有判断。
王婆不是只知道西门庆想干什么。
她还知道潘金莲可能怎样反应,知道什么场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向前推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潘金莲并非没有自己的选择。
但王婆把这些选择发生的场所、时机和次序,算计得十分精到,安排得万分周密。
事情终于发展成了私通。
可王婆的手段并没有到此为止。
武大郎发现奸情,被西门庆踢伤,卧床不起。
西门庆开始害怕。
因为武大郎还有一个弟弟武松。
武松是什么人,西门庆心里有数。
这时候,王婆反而比他镇定。
她不仅没有劝他收手,还提出了更狠毒的办法:用砒霜毒死武大郎,再设法掩盖罪行。
连下药、处理现场的细节,她都替潘金莲安排好了。
从牵线搭桥,到制造私会,再到参与谋杀,王婆一步步把事情推向无法挽回的地步。
西门庆有钱。
潘金莲有欲望。
王婆却掌握着他们缺少的东西:安排事情的经验。
她没有官府的权柄,也不是西门庆的当家人,却能提供场所、设计步骤、控制消息,甚至决定什么时候把事情推向下一步。
王婆的本事,不只是知道别人的秘密。
而是知道怎样利用秘密,怎样安排机会,怎样让别人一步步走进自己设计好的局面。
无论是净虚、马道婆和薛姑子,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能力。
她们知道谁有什么愿望。
知道谁有钱,谁有权,谁有难言之隐。
也知道这些愿望应该去找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实现。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经验。
古代的大家族,尤其是讲究男女内外之别的家庭,恰恰缺少这样的渠道。
内宅女眷可能熟悉家中每一个人的脾气,知道谁得宠、谁失势,甚至能够管理庞大的家务。
但她们未必熟悉外面的交易规则、官场关系、医疗知识和各种灰色门道。
于是,三姑六婆就成了连接两个世界的人。
她们能进内宅,也能走外面。
能听到家里的私话,也能把外面的办法带进来。
这种能力,一方面使她们成为不可缺少的服务者,另一方面也让她们成为家长眼中的危险人物。
古代文献对三姑六婆的警惕,正是从这里来的。
元明以来的相关记载,把尼姑、道姑、卦姑以及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等不同职业并称为“三姑六婆”。
这些人本来并不是同一种职业。
有人主持宗教仪式,有人说媒,有人接生,有人从事买卖或其他中介活动。
可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她们都被归为同一类需要防范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她们都有机会穿过家庭的边界。
古代父权家庭有一个基本设想:男人在外,女人在内。
家长掌握对外的交往、财产和重大事务的决定权。
内宅的事情,则应当处于家庭秩序之中。
可是,一个家庭又不可能真的把女人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
女人要生产,要看病,要婚嫁,要祭祀,也有自己的愿望、烦恼和秘密。
这些事情需要外部帮助。
三姑六婆便在这种需要中获得了位置。
家长可以规定谁能进门,却未必能够控制她们进门以后说些什么。
可以允许尼姑念经,却未必知道她与赵姨娘私下谈了什么。
可以请稳婆接生,却未必了解她在外面还有哪些关系。
可以让媒婆说亲,却未必掌握她同时替多少人传递消息。
更重要的是,三姑六婆提供的服务,可能让家庭成员绕开家长,直接把自己的愿望变成行动。
净虚找到凤姐,一桩外地婚事便惊动了贾府的官场关系。
马道婆找到赵姨娘,一份内宅怨恨便变成了害人的交易。
薛姑子找到吴月娘,一个求子的愿望便有了具体的药方和仪式。
王婆遇见西门庆,更是把一场私欲一步步安排成了杀人案件。
四件事情,性质完全不同。
有人贪财,有人怀恨,有人求子,有人谋色。
但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件事:
家庭内部不单也有男人,也有女人。
而这些女人的愿望,一旦通过外部中间人获得行动渠道,就不再完全受家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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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古代父权家庭最难解决的矛盾。
它需要三姑六婆,却又害怕三姑六婆。
它需要她们提供服务,却又不愿意她们与内宅成员建立独立关系。
它希望女人得到帮助,却又希望这些帮助始终处于家长的掌握之中。
这里面当然有真实的风险。
凤姐干预婚事,害了两条人命。
赵姨娘与马道婆合谋害人。
王婆参与谋杀,更不必说。
防范欺诈、犯罪和利益侵害,本来就是合理的。
但另一面也不能忽略。
吴月娘想生孩子,并没有伤害谁。
一个女人希望得到医疗、生育或婚姻方面的帮助,也未必是在破坏家庭。
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帮助来自家长无法完全控制的渠道,就一概加以禁止,那么被维护的便不只是家庭成员的利益,还有家长自己的控制权。
三姑六婆并不天生比别人坏,也不是因为她们个个都有王婆那样的手段。
但她们确实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她们知道门往哪里开,也知道门里的人究竟想要什么。
这份本事,既能帮人,也能害人。
更重要的是,它让那些原本只能藏在内宅里的愿望,有了走出去、变成现实的机会。
王熙凤替净虚写下的那封信,赵姨娘按了手模的五百两欠契,吴月娘服下的那丸求子药,王婆亲手捻细的那包砒霜。
四样东西,出自四种不同的愿望。
而站在这些愿望旁边的,是一群能够穿过家门、连接内外的人。
古代家长真正害怕的,或许正是这一点:
门可以关上,人心却关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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