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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低空经济来到一个微妙的拐点。去年各地还在比拼起降点数量和产业园规模,今年舆论风向却悄然转向“降温”与“收紧”。如果深层审视便会看到,中国低空经济产业正进入一条先发展、再治理、再发展的螺旋式道路。这不是监管的反复无常,而是新兴战略性产业从概念狂热走向理性化运行的必然选择。
“先飞”:用速度换发展空间
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兴产业”再到“新兴支柱产业”。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让无人机先飞起来、让场景先跑起来、让产业链先转起来。
成果是实打实的。亿航EH216-S取得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和标准适航证;中国消费级与工业级无人机在全球市场分别拿下70%和50%的份额。据业内人士消息,截至2026年9月,全国无人机制造企业1327家,运营企业5.33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542万架,1至9月累计飞行5409.9万小时。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国无人机电力巡检里程超过400万公里,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没有这一阶段的“放”,低空经济不可能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从概念到产业雏形的跃迁。
“再管”:制度补位与划清底线
“先发展”的代价同样真实。多起低空安全事故引发社会关注,载人eVTOL的适航审定标准从“分部件验证”升级为“电池、电机、飞控集成整体审定”,杭州新版安全评定标准新增电池热失控模拟、单电机失效重构、载人紧急撤离三大强制实操考核。这些收紧措施被部分从业者解读为“刹车”,实则是阶段性治理到来的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司长郑剑直言:“没有安全就没有低空经济。”在近期两份中央文件中,低空经济的表述也出现了关键限定语——“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治理的深层难点在于制度需求与既有管理体系的结构性错位。深圳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提供了一个地方样本:设置“低空飞行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协调机制”,初步划设8大类304个管制空域,总面积达1158平方千米,占市域面积的58%。治理不是简单地“管住”,而是在现行体制的缝隙中为新兴产业凿出可运行的制度通道。
“再飞”:真正有实力的企业获得更清晰预期
再发展的起点,恰恰藏在治理所建立的新框架之中。当适航标准从“一事一议”走向分类管理,当空域划设走向数字化可计算,真正具备技术实力和商业可持续性的企业反而获得了更清晰的预期。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在《学习时报》署名文章中提出,“十五五”期间需要努力实现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率100%,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持有人数量超过100万人,民用低空航空器年飞行总量超过8000万小时。
先飞起来,再管明白,然后飞得更远。这条路径的代价是时间,但换来的,是一个产业在真实世界中长出自己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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