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副刊｜何以副刊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天津日报）

编者按

近日，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撰文，点明主流副刊当兼具郑重与轻松、温度与锐度，于众声喧哗中守正发声、引领舆论。副刊的价值与未来，已成当下媒体人共同关注的命题。

文以载道，气韵“新声”。副刊不“副”，在于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自1949年由孙犁先生参与创办以来，七十余载弦歌不辍，坚守“文学净土”，深耕现实主义创作，扶植文坛新人，记录时代风貌，成为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副刊品牌之一。

为应答时代命题，本报现推出“何以副刊”专栏，立足副刊本源，回望办刊传统，探寻党报副刊的时代价值、文化使命与传播之道。以笔墨观照生活，以文字沉淀思考，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更鲜活的时代表达，擦亮党报文艺副刊品牌，赓续传承津沽大地的文化底蕴。

首期以专版形式推出，敬请读者垂注。

创刊号 1949年3月24日第4版

文｜蒋子龙

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是1959年9月底，在《天津日报》头版左侧，直上直下的一长条。我所在单位在2500吨大型水压机上成功试制出重型五拐曲轴。我亲历全过程，写了篇2000多字自以为是散文的东西，当时不知道报社还分副刊部、新闻部等，信封上只写了《天津日报》。幸运的是，编辑们发现了这篇自投稿，把我费尽心思写的形容词、议论以及颇为满意的文学表述全删掉了，只保留了基本事实，改成一条消息发了出来。在消息的末尾有个括弧，括弧里面有三个小字：蒋子龙。实际上不是我稿子写得好，是我报道的事实太重要了。

当年，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若想踏上写作之路，或想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远，似乎就得找到报纸副刊。副刊是文学园地，发现并扶持作者；副刊也是文学高地，能提升作者的写作水平，因为副刊也是名家荟萃之地。文学原本就是社会的镜子，副刊的本质是文学，既要灵活明达，又要文笔优美，适应读者思想和情感的需求及社会的变化。自报纸副刊诞生以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曾是副刊的“铁杆儿”撰稿人。当时的副刊成了报纸的招牌。

但是，一个尚未入门的文学青年，想要“找到”副刊并不容易。1961年秋天，我已经是海军制图员，写了篇小说，完全虚构，讲一个海岛上驻扎着海、陆、空三个战士的故事，题目是《西瓜熟了》，寄给了《人民海军》报。部队有个规定，每天晚上有半小时的集体读报时间。某一天晚上，全部队官兵在《人民海军》报第一版的右下方，看到了一篇加花边发表的通讯《西瓜熟了》。我的名字署在标题下方，很醒目。部队哗然，说我“瞎编”！我当即被叫到政治部，黎干事对我好一顿批评，幸好当时没有稿费，才没有给我扣“名利熏心”的帽子，只说我胡编乱造，影响很坏。我申辩说自己写的是小说。黎干事质问道：“你跟报社说明是小说了吗？是你瞎编的，冒充通讯，欺骗报社、欺骗全军！”

这顶帽子够大，也预示着我今后的写作之路将布满荆棘。但喜好写作如吸烟、喝酒上瘾一样，有了感觉，冲动上来，就要形成文字。写出稿子我不敢再寄给军报，转投《天津日报》《天津晚报》，都是短小的散文、随笔之类，偶尔会被采用见报，最重要的是收到了编辑的回信。跟编辑有了联系，才真正“找到”了副刊。

《天津日报》副刊的李传琅是老大姐式的编辑，亲切、爽直。记得她第一次约我见面谈稿子，开门见山地说：“这篇稿子中就是这件事、这个观点是新鲜的，别人写不出来，我就看中这一点。其他都是废话，能减就减，能删就删。”《天津晚报》副刊的达生，原名生寿凯，身材高大，人们喜欢喊他“大生”，久而久之，他索性写文章就署名“达生”。他谦谦君子一般，温雅、和煦、渊博，给我的感觉跟晚报副刊的风格极为一致。

我跟他们的联系持续终生。至今想起来还颇为愧疚的是，他们到工厂看我，我不能留他们吃饭。我的工厂在北郊，从东北角乘18路公交车，在马庄下车后，还要走一公里到厂门口，从厂门口到我的车间还有千八百米。厂子大，车间也大，带他们看完主要车间和设备，就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对李大姐我不敢硬拉，我是强把达生往食堂拉，他保持着微笑却坚决拒绝，我只好陪他来回走四公里，将他送上18路公交车。

其实，所有到厂里找我的朋友，都要吃一顿饭，也包括天津和北京来的杂志或出版社的编辑。工厂大食堂的饭非常简单，四分钱两个馒头，两角钱是最好的菜，大桶的汤随便喝。

这可能是副刊编辑一脉相承的作风。许多年之后，《天津日报》副刊的宋曙光，一次次骑着自行车到东丽区的作者家里谈稿子，不管刮风下雨，谈完稿子就走。他还将业余作者的长篇小说，推荐给出版社。东丽区曾出现过一个水平整齐的作家群体，这跟《天津日报》副刊的长期扶持有关。今日《文学自由谈》的主编狄青，即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东丽区的“文学教头”赵宝山，每每跟我谈起宋曙光就动容、动情地挑起大拇指。

副刊可以改善一方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家们可以在报纸副刊上聚集，风致宛然，妙趣高雅。城市风情，人文菁华，文不负心，意兴洋洋。倘若没有日报和晚报的副刊，天津几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是难以想象的。

“文革”期间各报副刊消失，待到副刊恢复，我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了小说上。直到1992年，多次编发过我书稿的肖关鸿正主持《文汇报》副刊，约我开个专栏，一周一篇，两千字以内。禁不住他的滔滔说辞，再加上我肚子里有很多写小说用不上的“边角料”，正好可以写成短文章，我就答应了，自以为一周一篇短文，是很轻松的事。

第一篇《小人效应》，编辑怕惹争议，将其放在副刊最不起眼的右下角。发表后很快接到《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的来信，他说将此文复印了16份，挨个办公室散发。后来在北京碰到李国文，他甩出一句：“你有经典。”我一愣：“什么经典？”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小人效应》。”他们大约都是吃过小人的亏，那篇短文尽管很肤浅，根本没有篇幅展开，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还有一篇《寻找悍妇》，调侃一个大学副教授征婚的故事，竟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其中还有几位女士的信，信中附有她们的简历和玉照，希望我能将她们介绍给文中讲述的那位单身副教授……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老领导、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友余，亲笔来信“走后门”，让我把文中那位副教授先介绍给他认识的一位姑娘……如此这般，给我很大激励，一篇信笔由心的短文，竟不比一篇精心构思的小说影响小。

肖关鸿催稿有方，他不打电话，下班后优哉游哉地给我发一个加急电报。当时的加急电报要求在六小时内送达，从上海到天津正是半夜一两点钟。邮递员的摩托车嘟嘟嘟地冲进我住的大杂院，然后高叫一声：“蒋子龙电报——拿戳儿！”随即，大杂院里人醒狗叫，没人往好处想，肯定是认为作家协会或我的老家出什么大事了。

第二天，邻居们纷纷打听，我说是编辑催稿，人家都不理解，也不相信，好像我不敢说实话。越是不说实话，就越证明不是好事。有这么两三回，我不敢再拖拖拉拉，宁可暂时放下小说写作，也要如期交卷。于是，就开辟了我创作的第二副笔墨，大量写起了散文、随笔，一写就是三十多年。

我曾给许多报纸的副刊写过稿子、开过专栏，短的一两周，长的数年。久而久之，对报纸副刊也有了切身体会。副刊体现了报纸的一种文化形态，协调着媒体与生活、人生、艺术的关系。副刊的文字因承载现实而真诚，因坚守着文化品格而需精美，因能兼容、能担当、能凝聚而丰富有趣。副刊上的文章题材广泛，提供真情，提供一点思想、一点智慧，乃至一点事实。这正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浮躁等情绪。

所以，一个作家倘若不写副刊文章，便很难跟这个社会交流，也很难说他关注现实。因此，想要写好副刊文章，就需大量读书，查阅不计其数的资料，决不以想象代替事实和论据，是副刊锻炼了我的敏感度和笔力。

我为副刊写的文章，有的得了奖，有的挨了批。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天地，锤炼了我的思想和文字，使我受益终生，由衷地感谢报纸有副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原主席，曾获“改革先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