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飞柬埔寨当"跑腿",回国卖表套现被判29个月,78人团伙浮出水面

一名现年37岁的新加坡籍男子，专程搭乘航班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返程时手腕上赫然多出一只劳力士腕表。

数月之后，他将这块名表送至远东商业中心典当，成功套现五万三千余新元现金。

不久后，他出现在新加坡国家法院刑事庭被告席上，最终被判处29个月监禁，并处以3540新元罚金。

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个“代为跑腿”的寻常案例，但其背后牵连的，是一个横跨新柬两地、成员至少达78人、一年内在新加坡境内非法敛财约5250万新元的大型跨境电信诈骗网络。

一人伏法，并不意味案件尘埃落定。

本文聚焦的，不只是他为何锒铛入狱，更在于剖析这台精密犯罪机器如何高效运转、新加坡司法力量缘何能跨越国境实施追诉，以及那些始终站在风暴最前沿、却极少被聚光灯照亮的真实受害者——他们究竟是谁？

一块表，五万三，他坚称自己“从未骗得一分钱”

整起事件的发端，竟始于金边一处与诈骗毫无关联的场所。

陈文政于2024年11月下旬启程赴柬，甫一落地即被安排出入赌场、夜总会与高档食肆。其辩护律师向法庭陈述，当事人当时“尚未意识到即将卷入诈骗活动”。

待意识逐步清晰，角色分工已然明确：他需伪装成新加坡政府公务人员，反复拨打目标电话实施欺诈。

他在金边期间未能成功诱导任何受害人转账，随后以母亲突发重病需照料为由匆匆离境。

但此次行程并未徒劳无功——他从同伙郑敬安手中接收一只劳力士手表，并带回新加坡完成变现。该表极可能系用赃款购置。

一块表、五万三千多元，最终化作流动现金，与电话另一端被诱骗划走的资金，共同嵌入同一条资金流转闭环之中。

在我看来，像陈文政这类参与者，恰恰是整套诈骗体系中最易被轻视、却最具实质危害的关键节点。

拨号人员可以轮换，话术脚本可以迭代，可一旦赃款转化为实物资产或本地流通货币，受害人的资金便彻底脱离原始账户，进入不可逆的转移轨道。

洗钱绝非诈骗行为的附属环节，它实则是决定非法所得能否真正“落袋为安”的核心关卡。

而要把这笔五万三千元从金边运回新加坡，仅靠一个自称“未骗到钱”的个体根本无法实现——其身后必须存在一条高度协同、分工严密的跨境操作链。

兄弟串联亲属，亲属带动乡邻，78人如何集结成型

若将视角拉至宏观层面，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远比单个“接线员”更为清晰立体。

2025年10月31日，《联合早报》《东方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同步披露：该诈骗集团头目为一对新加坡籍亲兄弟——黄伟良，32岁，被指为幕后主使，目前仍在逃；

其兄黄伟康（33岁）、女友梁伟恩（29岁）、堂弟黄靖海（29岁），均在2025年9月开展的首轮联合收网行动中首批落网并遭控罪。

据信，黄伟良自2024年起策划并启动冒充公职人员骗局，初期先动员直系亲属加入，继而招募至少9名马来西亚籍人员专门针对本国同胞行骗；更利用一家在新加坡合法注册、外观合规的企业作为招聘掩护，甚至频繁于周末往返新柬两地，在赌场内洽谈业务，举止形同普通商人。

2025年9月9日，新加坡警察部队与柬埔寨国家警察展开同步执法，在金边捣毁主要窝点，同时在新加坡境内实施抓捕，现场缴获逾250万新元涉案资金、53台电子设备，以及大量诈骗话术手册与被害人信息记录清单。

首批共15名嫌疑人被正式起诉。

然而，主脑黄伟良及另外34人（含27名新加坡籍、7名马来西亚籍）提前潜逃，目的地锁定为缅甸。

跨境追缉持续加压：2025年11月，苏有晨、谢英发分别在柬埔寨与泰国被捕，随后引渡返新；

同年12月，李健豪由泰国遣返回国；2026年5月，严秀瑞于金边落网，随即押解至新加坡接受提控。

截至2026年5月，新加坡警方更新案情数据：累计接获报案535起，总损失金额攀升至约5300万新元；另对两名新加坡籍嫌犯发出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分别为27岁的Jonathan Boneta与33岁的Lee Ding Hao。

有人已被判刑，有人仍在逃匿，那么法庭上反复出现的那句“我只是负责打电话”“我并未实际骗到钱”，是否仍具法律抗辩效力？

法庭上那句“我只是跑腿”，如今是否还站得住脚？

我认为此案最具标尺意义之处，并非某位被告所获刑期长短，而是新加坡司法系统对“我只是执行指令”“我并不知情”等常见辩解的明确立场。

依据《组织罪案法令》，在满足特定条件前提下，该法具备域外适用效力——只要证据确凿显示被告参与的是以新加坡居民为侵害对象的境外诈骗组织，即便身在柬埔寨，亦可在新加坡依法受审。

尤为关键的是，即便未直接骗取款项，单纯加入并履行团伙成员职责本身即构成犯罪要件。

陈文政虽在金边“未成功诱导任一受害人转账”，仍因其持有赃物手表及实际参与身份而被送上被告席。

这种“重行为参与、轻结果导向”的司法逻辑，在其他同类案件中同样得到一贯贯彻。

2026年6月，一名35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朱伟龙，因在吉隆坡协助运营专骗新加坡民众的假冒政府官员电诈中心，被引渡至新加坡受审。他当庭否认指控，最终仍被判处四年六个月监禁。

他在入职次日即察觉工作性质涉嫌违法，却继续履职约十天，职责涵盖管理二级团队（六至七人），专门套取银行账户资料，并向下属分发印有新加坡公民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的精准名单；底薪为5000令吉，通过试用期后还可提取1%佣金。

同年，菲律宾籍女子迪薇拉亦因在金边该团伙中担任一线电话诈骗员，被判处25个月监禁——她抵达金边首日即接受话术培训，并开始熟记全套诈骗剧本。

陈文政获刑29个月，在这一系列判例谱系中清晰标定出一条准则：你在犯罪链条中占据何种位置，就依该位置承担对应法律责任。

然而，无论判决如何精准，最终承担经济损失的主体，并非坐在法庭上的被告人，而是那些被一通电话掏空毕生积蓄的普通家庭。

真正埋单的，是那90位年龄超过65岁的长者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团伙最令人警醒的特征，并非其设在金边的窝点，而是受害人群体鲜明的年龄结构特征。

根据新加坡内政部于2026年5月向国会提交的数据，2025全年，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全国诈骗受害者的比例约为15%，是唯一呈现同比上升趋势的年龄段；

每位老年受害者的平均经济损失高达3万7000新元，居各年龄层之首。

而在所有冒充政府官员类诈骗案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更达34%。

共计90名65岁以上长者沦为受害者，被骗走资金总计约1180万新元。这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九十多个家庭中那笔“原本打算养老防病、绝不轻易动用”的积蓄。

因此，反诈宣传最应刻入公众意识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结语

真正的政府工作人员绝不会通过电话要求您转账，更不会指示您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对方能够准确说出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尾号，并不能证明其身份真实可信。

唯一稳妥的应对方式只有一种：立即挂断，再主动拨打官方公布的正规热线进行核实。

主谋黄伟良至今在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持续有效，对该团伙的司法追责进程远未终结。

切莫让一通来电，悄然接管您用半生积攒的全部财富。

信息来源：《联合早报》2026年10月26日报道：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61026-9895956《中国报》同日报道（控状细节、认罪情况）：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61026/飞柬埔寨金边-加入诈骗团伙-狮城男监29个月-罚款/《星洲日报》（柔佛版）同日报道：https://johor.sinchew.com.my/news/20261026/johor/7032890《东方日报》2025年10月31日报道：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spr/2025/10/31/772871《联合早报》同日报道（《海峡时报》信源，招募家人细节）：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51031-7798098《星洲日报》同日报道：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51031/国内/7011250《联合早报》2025年11月16日报道：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51116-7826716《星洲日报》同日报道：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51117/国际/704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