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天台抗日简报经费困难将停刊，全县人民闻讯捐款保其经费无虞

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一声炮响，举国沸腾，掀起震天撼岳的吼声。齐树铭在这吼声中走出了国民党天台县的牢门，正准备去上海，这时，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了。朱崇奎和张子敬劝他在天台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便留下了。

三人共同鼓动天台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陈谟发起组织天台民众抗日后援会。但该会刚一成立，便被国民党指为非法组织，将它扼杀在襁褓当中。

顽固派仓促挂起天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招牌，企图遏止汹涌的抗日浪潮。但这块招牌只写抗“敌”不写抗“日”，恰恰暴露了其不抗日，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各界爱国人士，对此均表愤慨。

三人便以民教馆馆员朱崇奎主办的民教馆工农民校学员为基础，成立了天台县民众抗日救国团。救国团高举鲜明的旗帜，敲锣打鼓，奔向农村、集镇，宣传抗日，揭开天台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大约一个月光景，丁学渊从新昌回家，朱崇奎、张子敬和齐树铭三人去坑边请他参加。丁立刻进城，并写信给在浙江战地服务团的弟弟丁学精，要他回来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

接着，丁魁梅、袁桂花、袁竹林、叶家玉、袁雨亭、张雪亭、王蔗芳、许世道等相继参加。在乡村居住的陈康祚、徐世翰、徐奕培、徐奕瑞、陈馨、袁乃华等人也都闻风前来，民救团成为天台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此时，天台党组织没有恢复。大家便又写信给在上海还有组织关系的齐德夫，请他回来领导工作。同年十月，齐德夫和王德恒、林相来一起回到天台，增强了天台民众抗日救国团的领导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上海战场愈来愈急，交通亦愈困难。上海、杭州出版的报纸，濒临断绝。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向民救团询问抗战消息。

大家便向天台县政府庶务班碧野商借收音机（当时全天台只有县政府和县党部各一部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派齐树铭每夜去收听战讯，回来编成简报，由民教馆馆员赵国治刻腊纸，大家一起油印，第二天早晨分头上街分发。

范围初限城里，继而各乡镇公所，各乡学校纷纷来索，并自动组织递步哨，由近及远，接力递送，远达新昌、东阳、磐安、仙居、临海、三门、宁海等县的毗邻边区。发行额逐步增加，油印对付不了，不得不改用铅印。

当时天台县只有天台民报社和久记印刷所各有一部脚踏铅印机。久记是私人营业的，受战争影响，生意清淡，店主章佛波出于爱国热情，承印了民众简报，收费较低，还不辞辛劳，深更半夜赶印简报。

简报先用十六开毛边纸，继用八开白报纸。改用铅印以后，简报也像一份小报的样子了。民救团出版民众简报是没有经费来源的。开始是用民教馆的折子（商家支取银钱货物的凭证），向聚星堂纸笔店支取纸张油墨，久记印刷费也是挂账的。

到这年中秋节，聚星堂向民教馆要账，陈谟看到账单，吓了一跳。办简报竞用去民教馆二年以上公办费的累计数字了。

陈谟家境并不富裕，当然不能要他担负这笔费用，一时又筹措不及，还是张子敬向谦胜百货店（张名义上是经理）支出他自己的、他母亲的和袁乃华夫人叶菊花的存款，这才付清了聚星堂账款，也付清了久记的印刷费。但陈谟已不同意再用民教馆的摺子支取了。

民众抗日救国团也从民教馆搬到城隍巷（现民主路）齐家大祠堂独立公办了。但，简报没钱怎么办？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简报还是要出版下去。先由张谦、袁乃华、许世道和袁桂花、丁魁海、袁竹林等共同设法维持一个月，继由丁学渊、丁学精兄弟背着他们母亲，卖掉几亩田，继续出版下去。

万般无奈，齐树铭乃在简报上登出“经费告竭，不得已行将停刊”的启事。没想到，当天就得到县长梁济康（抗战派，我统战对象）的支持。他用县政府名义，捐赠简报五令白报纸，十罐油墨（约含老法币20元），接着，县商会捐ࣙ简报老法币拾元，齐树铭在简报上一一登载致谢启事。

于是全县各商店、各机关、学校乡镇公所和个人纷纷解囊捐助，远至毗邻县边区的机关、学校和个人，也陆续专人送来捐款，使得简报经费，稍有多余，可以移作别的活动费用了。

简报的内容，以全国各抗日战场的战讯为主。战讯的来源，除了每夜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以外，凌晨一时，再收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讯，内容比国民党报纸丰富。

简报辟有简讯一栏，登载各界进步人士的爱国言行和民救团的抗日活动的消息，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简报还逐条刊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附加浅明解释，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对民救团来说，这份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真是来之不易。当时国统区特务横行，新闻检查严密，报纸时开天窗，天台党组织又没有恢复，大家还得不到党的直接指示。

此外，简报在1938年元旦出过一期增刊，许杰教授和陈康白特为撰稿，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民众简报愈受群众欢迎，国民党的《天台民报》就愈没人要看。国民党眼看《天台民报》发不出去积压起来，成了废纸，就千方百计要想制止民众简报出版。

他们援引国民党的出版法，说简报没有登记核准，出版发行是非法的；民救团驳斥说，简报是宣传抗日的宣传品，不受什么出版法的限制。

民救团派出陈康祚，《天台民报》派出杨敬熊做代表，两方经过多次会谈，终因审稿等问题，未能达成合并协议。

但《天台民报》从此害了“疟疾病”，出一期，停几期，根本引不起人们注意。民众简报却一直出版到1938年3月31日民救团结束，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天台县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丁学渊除外），才和广大渎者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