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能废除——我们是因为“徽剑”案几名施害者无一死刑而选择发声

文 ｜ WHO文艺编辑部 顾蔚

中国死刑罪名已经从1997年刑法的68个降到了46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再削减9个。死刑复核权2007年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判决和执行数量大幅下降。少杀慎杀的方向走了很多年，而且走得比大多数废死派愿意承认的更远。

我们能够发现，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减少死刑”，问题在于废死派把“减少”和“废除”捆在一起，用前者的正当性为后者铺路。在一个死刑适用已经压到极端暴力犯罪顶部的制度里，还在推“废除”的人，他们要拆的不是某一条可以继续收紧的条文，而是社会对极端之恶的最后一道定价机制。

反正这道机制拆掉之后，后果不会又由推动废死的人承担。

废死派习惯把死刑说成原始报复的制度化残留，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报复冲动确实存在，但死刑之所以成为制度，恰恰是因为社会要把“谁来报复”“报复到什么程度”从私人手里夺走。

《汉谟拉比法典》二百八十二条里，可处死的条文有三十六条，不只适用于杀人，还适用于盗窃和诬告。逻辑很直白：如果偷窃和诬告不付出足够高的代价，就没有人愿意把纠纷交给法律，而是自己动手。《周礼·秋官》记载“凡杀其亲者，焚之”。死刑从起源上就不是单纯的“杀人偿命”，而是用最高强度的惩罚宣告一件事：某些界限，跨过去就没有回头路。

贝卡利亚在1764年《论犯罪与刑罚》里第一次系统质疑死刑。他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持续性”。他据此推论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有威慑力，因为死刑是一瞬间的事，苦役是一辈子的事。

这个推论有一个致命的跳跃，即它把威慑力等同于受刑者感受痛苦的时间长度，却忽略了刑罚对尚未犯罪的人传递的是什么信号。终身监禁传递的信号是：你会在监狱里活很久，但你还活着。死刑传递的信号是：你的存在到此为止，没有后续，没有补偿，没有“出来之后”。

但是，哪怕被监狱限制自由，自由也可以被折算。二十年后出狱，你仍然拥有剩下的时间而只有死亡不能被折算，不能减刑，不能假释，不能被“表现良好”兑换成任何东西。不可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威慑维度，它不依赖于痛苦的总量，它依赖于“没有下一帧”这个事实。贝卡利亚看到了死刑的“短暂性”，但他没有看到，对一个正在权衡是否动手的人来说，“短暂”恰恰是它最重的部分。一了百了，和“还有几十年要熬”，不在同一个天平上。

切萨雷·贝卡利亚（1738年3月15日－1794年11月28日）

废死派还有一个更常被引用的论据：实证研究没有证实死刑的威慑力。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审查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现有研究“不能说明死刑是减少、增加还是对凶杀率没有影响”，并建议这些研究“不应被用来为死刑的政策判断提供依据”。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但它被读反了。“没有测出来”和“不存在”是两件事。凶杀率被枪支可得性、贫困率、帮派结构、精神健康服务覆盖率几十个变量同时拉扯，想在宏观数据里分离出死刑这一个变量的净效应，在方法论上几乎不可能。废死派把“无法证实”偷换成“已被证伪”，这是整个废死话语在实证层面最基础的一步偷窃。

中国法学界主张废死的名字并不隐蔽，而且他们的论证方式暴露出同一个结构性问题：用人道主义盖住天平的一端，假装另一端不存在。

邱兴隆的核心论证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废除死刑”。2003年他就提出中国完全可以采用“突然死亡法”，由政治家通过修法一步到位废除死刑，还说过“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废止死刑”。这个立场的“诚实”在于它不伪装成实证结论，它就是一套价值信念。但它的缺口同样赤裸：一个杀了人的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否定了别人的生命权。法律剥夺他的生命，不是在否认他是人，而是在确认一件事，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否定他人的生命权来为自己赢得一张豁免后果的通行证。邱兴隆把“是人”和“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之间的逻辑跳跃当成不证自明，但这两个命题之间隔着的，是整个刑罚正当性的根基。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一步到位不现实，退而主张“慢性死亡法”，分步取消各类死刑，直至最终全面废除。但“快”和“慢”的区别不改变方向。

邱兴隆（1963年1月1日—2017年9月20日）

陈兴良看上去比邱兴隆诚实，或者说，他说漏嘴了。他说“只有人道主义，才是废除死刑的底气所在”。这句话把废死的真实基础暴露得很清楚：它不是犯罪率数据的推导，不是威慑力研究的结论，而是一种价值选择。选择对施暴者人道，就必须回答一个陈兴良没有回答的问题：对施暴者的人道，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道，哪一个优先？废死派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把天平的一端盖住，假装另一端不存在。

武汉大学法学教授莫洪宪的案例比前两位更具解剖价值，因为它把废死话语在具体操作层面的粗糙程度暴露到了几乎不需要专业训练就能看穿的地步。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莫洪宪与河南大学刘夏合著论文，题目就叫《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核心主张是将全体女性排除在死刑适用对象之外，即便犯下故意杀人、特大贩毒等重罪，也不再适用死刑。论文列出的理由包括：中国古代法律有“宽待女性”的传统；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也有废除女性犯罪死刑的先例；女性犯罪多具被动性、再犯率低；以及从“怀孕妇女免死”条款出发，通过目的性解释将特殊保护扩展至全体女性。

这些理由的每一个都可以被我们拆解：论文说中国古代法律有“宽待女性”的传统，但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对女性并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以性别为单位的豁免逻辑。唐律中的某些条文看起来对女性有所宽待，比如不追究女性亲属的连坐，但女性本人犯下反逆仍然要判死刑。那是对亲属关系的宽待，不是对女性生命权的宽待。怀孕妇女免死的制度逻辑就更清楚了：它保护的是腹中的胎儿和怀孕状态下无自主能力的临时处境，分娩之后刑罚照常执行。把一个临时性的、以胎儿和无自主能力为前提的保护条款，通过“目的性解释”扩展为对“女性”这个性别范畴的永久性刑事责任豁免，这不是法律解释，这是用一个词的外壳装进去一个它原本不包含的结论。

论文还有一个论据是“女性犯罪多具被动性”。莫和刘的这个判断放在统计数据里也许能找到一些支持，但死刑面对的是具体案件中的具体行为，而不是纸面的数据。

余华英拐卖十七名儿童，劳荣枝参与合伙谋杀，这些行为里有多少“被动性”？如果一个女性主动策划并执行了对儿童的拐卖，或者参与了对多个受害者的杀害，她的性别能把她从死刑名单上拉下来吗？论文的逻辑实际上是说：因为统计上女性犯罪整体比男性“被动”，所以每一个具体的女性罪犯，哪怕她犯下的是最主动、最预谋的杀人，也应当享受豁免。这是从群体统计直接跳到个体豁免，中间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推论。

其实，正如很多法律人事指出的，比逻辑漏洞更需要我们细细追问的是这个主张的方向感。在一个死刑适用范围已经收得很紧的制度里，废死派不从“全面废除”入手，而是选择一个在故意杀人罪中按性别切割的切口。一个杀了人的女性和一个杀了人的男性，在受害者家属眼里造成的痛苦没有任何区别，在法律面前却要被赋予不同的生命定价。批评者指出这直接冲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而论文本身也确实回避了余华英、劳荣枝这类女性恶性犯罪的现实。莫洪宪在另一篇论文中还主张以取消运输毒品罪死刑为起点，逐步取消毒品犯罪死刑，理由是“毒贩主观只为牟利，吸毒者自身应承担部分责任”。按照这个逻辑，缉毒警察的牺牲和毒品链条下游无数家庭的破碎，都可以被归入“吸毒者自己的责任”而被打折处理。

莫洪宪一直致力于解构中国司法

劳东燕曾偷换概念、扣帽子，把死刑称为“懒政”，后来在视频中澄清：“我不是说要废除死刑，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不适用于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不想废除死刑，我的意思是和国际接轨，减少死刑的适用和执行”。在同一次澄清里，她又说“从个人的价值偏好来说，我是死刑废除论者，不赞同立法上保留死刑，尽管废除死刑的立场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坚定”。一个在死刑问题上从“非常坚决地废除”漂移到“接轨减少适用”的人，“接轨”二字恰恰暴露了废死话语的真实来源：它不是一个从中国社会内部长出来的问题意识，而是一个从外部引入的议程，然后在中国法学界找到了代理人。把死刑叫作“懒政”也混淆了两件事：社会治理确实应该做，但社会治理做得再好，也消灭不了预谋杀人。一个连环杀手在动手之前不会因为社区心理咨询预算增加而放下刀。死刑不是用来替代社会治理的，它是社会治理在最极端情况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贺卫方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公开演讲、写文章、做访谈，主张“彻底废除死刑”，并且明确说过“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到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他的论证主要有这几个支柱：生命权最大，从人道主义出发“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再完备的制度也不可能彻底避免死刑上的错误，而人被杀掉以后不可能复生；以及“废除死刑是刑罚上文明的体现”。

这些理由单个看都不新鲜，贝卡利亚和邱兴隆都说过。贺卫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废死和司法独立问题绑在了一起，而且绑出了一个非常陡峭的结论。他说“越是司法不独立的地方，越应该先废除死刑”，理由是司法不独立意味着整个过程无法做到审慎理性，错案概率更高。这个论证的方向是反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司法更容易出错，正确的做法是先把纠错机制建起来，而不是先把唯一不可逆的刑罚拿掉，然后用一个同样可能出错的终身监禁去替代它。

贺卫方自己其实看到了这个缺口，所以他提出以“不得赦免的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理由是“可以给人以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有机会纠正”不等于“一定会纠正”。冤案的产生根源在刑讯逼供、在证据规则的失守，不在死刑这一条法条上。把“避免冤杀”当作废死的主要理由，等于用一个派生问题去论证一个根本制度的存废。

贺卫方在药家鑫案期间的言论，则把废死派面对民意时的真实姿态暴露得更清楚。药家鑫驾车肇事后连捅伤者数刀致其死亡，舆论一片喊杀。贺卫方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依法判决一个人死刑，但是否可以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我们的同类”。这句话在那个具体时刻被说出来，效果是把公众对一起手段残忍的故意杀人案的反应，先定性成了“狂欢”。一个社会对极端残忍的犯罪行为表达愤怒，和“狂欢”之间的距离，不是由法学家来划定的。

张文把废死这件事做成了一张时间表，这在中国法学界的废死推动者里是最特殊的一种操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2023年12月31日去世，生前长期研究死刑问题，出版过《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刑法的人道主义情怀》，旗帜鲜明地主张“限制死刑并以废除死刑为最终目标”。他在2015年北大“当代刑法思潮论坛”上与朱苏力同台对话，开宗明义地说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并且提出了一个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的“废除死刑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具体步骤在后续讲座中被披露过：2021年7月之前废除所有非暴力犯罪死刑，20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宣告完全废除死刑。把废除死刑精确到年份和月份，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废死议程的一个核心特征：它不是一个等待社会共识自然形成之后再落地的过程，而是一个先定目标、再倒推路径、然后回过头来处理民意的工程。

张文自己也丝毫并不掩饰这一点。他在论坛上明确说，废除死刑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对待民意，合理引导民意，积极创造条件改变民意，防止民粹主义”。这段话把废死派和民意之间的关系说得很坦白：民意不是需要被倾听的对象，而是需要被“引导”和“改变”的变量。如果民意支持保留死刑，那不是一个需要认真回应的实质性判断，而是一个需要被“创造条件”来克服的障碍。

同台的朱苏力讲了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真正的“少杀慎杀”应该在具体个案中说服案件受害者和普通老百姓，只有把废死理由有效说服普通民众才是明智之举。朱苏力不是废死派，他这句话恰恰点出了张文路线图的问题所在：一张从2021年排到2049年的时间表，和“说服受害者家属”之间，隔着的是一整套关于谁来承担说服成本的现实问题。时间表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它只需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持反对意见的那一代人逐渐退出公共讨论。张文的“人格刑法学”在理论上有它的学术价值，但当他用这套理论去支撑一张废除死刑的日程表时，他的推理从“犯罪人可以矫正”滑向了“所以连最极端的犯罪人也应当保留生命”，中间那个关键的跳跃被他用“人道主义情怀”一笔带过了。

罗翔是这份名单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他连“坚定的废死派”都算不上。微博时期他比较鲜明地主张废除死刑，被网友称为“废死派”。2023年前后他在B站视频中说“我现在支持死刑”，理由是“人性的恶，超出普通人的想像，没有死刑，就没有对社会上恶性的震慑力”。再后来又出现回到废死立场的表述，说什么“人类不需要死刑，因为上帝会公正的审批他”，“死亡并不是对他的最大惩罚”。更早的2011年，他发帖写过：“只有上帝的末日审判才是绝对公义的。如果不相信上帝，死刑必然泛滥。如果相信上帝，死刑也就可以得到限制”。

一个人在一个议题上走完“反对废死”到“支持废死”再到“反对废死”的完整循环，这种路线本身就说明这个议题在他那里更多是表达资源，而不是需要承担制度后果的判断。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反复向公众传递的信号是：这件事没有确定的答案，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而死刑恰恰是一个不能“取决于角度”的问题。受害者家属不站在任何一个“角度”里，他们站在一个具体的、无法撤回的损失里。把死刑的正当性最终寄托在“上帝的审批”上，等于把一项尘世的法律制度交给一个无法被验证、无法被追责、也无法被受害者家属触及的权威。这不是在讨论死刑，这是在用神学取消讨论。罗翔的刑法课讲得好，这不假。但在一个需要站定位置并为后果负责的议题上，反复横跳比一个立场鲜明的废死派更值得解剖，因为它把严肃的制度判断变成了一场可以被随时改写的叙事。

废死派最喜欢说“废除死刑的国家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这句话在部分国家的部分数据里可以找到支持，但它被裁剪掉了另一半事实。

法国1981年废除死刑。废死派引用凶杀率从每十万人4.0降到2006年的3.3。这个下降是真实的。但1981年9月17日国民议会辩论记录里写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建立过死刑在某国刑法中的存在或缺失与血腥犯罪曲线之间的任何关联。”同一份记录还指出，法国的重大血腥犯罪“从未发生变化，甚至考虑到人口数量，更倾向于停滞”。换句话说，凶杀率的长期走势在废死之前就已经在发生，废死没有打断它，也没有加速它。废死派把长期趋势归功于一个在趋势中途发生的政策变化，这是因果推断里最经典的偷窃。废死没有导致犯罪率飙升，这一点可以承认。但废死也没有带来废死派承诺的“文明红利”。

美国的数据更清楚，据死刑信息中心的页面显示：当各州废除死刑时，谋杀率“没有遵循任何一致的变化模式”，原先保留死刑的州在废除之后的谋杀率“跟随全国趋势，而不是在废除后飙升或下降”。废死派有时会拿“废除死刑的州谋杀率低于保留死刑的州”来说事，但废除死刑的州集中在东北部和新英格兰，保留死刑的州集中在南方，前者和后者在枪支可得性、贫困率、城市化结构上的差异，远比死刑这一个变量更能解释谋杀率的差距。从一个篮子里拿走一个苹果，然后声称篮子变轻完全是因为那个苹果，这是统计学上的偷窃。

真正让废死叙事出现裂口的是挪威。

2011年7月22日，布雷维克在奥斯陆政府区引爆炸弹造成8人死亡，随后在乌托亚岛对夏令营的年轻人开枪，杀害69人，大多数是青少年，最小的14岁。挪威没有死刑，最高刑期是21年。布雷维克被判处21年预防性拘留，如果被认定仍然对社会构成危险，拘留可以延长。2024年他申请假释被拒，2026年4月再次提出申请。他在监狱里的条件包括两层的独立单元：卧室、电视室、健身房、自己的厨房，一个带篮球架的院子，可以玩电视游戏，养过虎皮鹦鹉和豚鼠，每天的花费大约是普通囚犯的六倍。

我们不是在讨论监狱条件本身是否人道，而是在指出一个制度逻辑：当一个人夺走了77条生命之后，废死制度能对他做的最坏的事情，是在一个可被反复评估、反复申请、反复谈判的框架里让他继续活着。布雷维克在法庭上承认责任但不认罪，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废死制度面对这样的人，没有任何新的筹码。它只能把他关起来，等他老去，等评估机制年复一年地运转。“可以延长”和“确定的终点”之间的区别，就是废死派始终不愿正面面对的那个区别。延长与否取决于一个评估机制，而评估机制可以被争论、被上诉、被新的专家意见动摇。死刑没有这个层面的不确定性。它不给施暴者一个“申请”的入口。

一直积极西化的日本却没有跟风，而是选择保留死刑。内阁府2024年10月实施、2025年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83.1%的受访者认为死刑“不得已”，应当保留，支持废除的只有16.5%，主要理由包括“考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受”。日本是一个成熟的议会民主国家，它的死刑民意不是在压制下产生的，而是在反复讨论之后，普通人在知道废死派全部论据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保留。日本恶性暴力犯罪率长期低于多数西欧国家，保留死刑并没有让它变成一个废死派描述中的“野蛮国家”。

我们说完日本，在再看韩国的情况，更能说明东亚废死进程的真实驱动力。韩国自1997年12月之后没有再执行过死刑，被列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83.1%的受访者赞成死刑制度，“一旦发生重大案件时，这一支持率就直线上升”。那么韩国为什么暂停执行。答案写在同一篇报道里：韩国十多年来未执行死刑，是因为外交通商部一直持反对态度。外交通商部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如果韩国执行死刑，可能会与倡导废除死刑制度的欧盟发生贸易摩擦；过去三年执行过二十多次死刑的日本，在贸易方面就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压力。

这不是废死派的猜测，这是韩国官员自己说出来的制度逻辑。欧盟把废除死刑写进入盟条件，把人权条款嵌入对外经贸和发展协定，对保留死刑的第三国持续施压。韩国的暂停执行，不是韩国社会内部价值进化的结果，是贸易和外交成本被计入决策之后的产物。韩国的民意反对废死，但它的外交结构让它选择了“事实上暂停”这条折中路线。废死派在国际会议上把韩国的“事实上废除”当作亚洲文明进步的例证，但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进步”的起点是韩国外交通商部对贸易摩擦的评估，不是韩国人对死刑的重新思考。

我国台湾地区提供了另一个参照。中正大学2024年的调查显示，87.97%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创历年新高。台湾民意基金会2025年的调查中，84.6%不赞成废死，只有10%赞成。废死派自己也承认，废除死刑的进程“往往是司法机关或政治家引领，而非交由多数民意决定”。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当民意不支持废死的时候，不要问民意，让精英先做决定。

中国死刑制度当然需要继续收紧，罪名削减、复核权收归最高法、死缓替代、少杀慎杀，这些方向没有错，而且应该继续走。但我们应当分清，“少杀慎杀”和“废除死刑”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比如这次自媒体人“徽剑”案件中，几名主犯无一死刑，就是很有问题的。前者是在保留最后手段的前提下压缩它的适用范围，后者是把这个手段从工具箱里彻底拿走。废死派把这两件事捆在一起，用前者积累的正当性为后者铺路，这是整个废死话语最精巧也最危险的地方。

那些主张废除死刑的人经常把“国际趋势”挂在嘴边，毕竟在他们看来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这是事实。但“多数国家做了某件事”从来不构成“某件事是对的”的理由。制度的对错不取决于计数，取决于它面对的具体问题。中国死刑面对的具体问题不是“国际社会怎么看”，而是一个故意杀人犯在动手之前，法律有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的信号告诉他：这一刀下去，你自己的故事也结束了。

这个信号的价值不在于它执行了多少次，而在于它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在每一个潜在的悬崖边上放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不是“杀人偿命”，是“没有下一帧”。废除死刑拆除的不是一块牌子，是悬崖本身的高度标记。拆掉它，不会让社会变得更文明，只会让那些原本会犹豫的人少了一个犹豫的理由。

文明的进步不是看一个社会对施暴者有多温柔，而是看它对受害者有多认真。当一个夺走了77条生命的人可以在一个有健身房、有宠物、每天花费六倍于普通囚犯的单元里反复申请假释，而受害者的父母要在同一片天空下继续呼吸，这不叫文明，这叫把正义的成本转嫁给了最没有能力拒绝它的人。中国现在要做的，不是跟着布鲁塞尔的声明修改刑法，而是守住那条已经收得很紧的线。这条线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让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在迈出最后一步之前，清楚地知道悬崖下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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