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之难，无聊和高压并存的弹劾

要说明末最难当的官，莫过于执掌辽事并手握封疆“大权”的辽东经略以及后继的蓟辽督师了。一旦坐上这个位置，不仅因职丧命的风险很高，日常也会被各种弹劾围攻，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

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出关履任经略的前几个月里，朝堂对他的风评还不错。不过原因并不是同僚们觉得他能力强，而是认为关外太危险。

萨尔浒惨败后，从辽东到朝堂一片惶惶，不仅认为辽东“必不可保”，甚至觉得辽西乃至整个关外都可能守不住。就连边上的朝鲜也是惊恐不宁，因惧怕女真报复而不断向大明求援 ……

此时各级官员们，就任关外的各种申请调回或者辞官，关内的则是想尽办法不出关补缺。熊廷弼怒怼朝廷和皇帝“朝廷太平优游、官盛任使；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 … 请问皇上要辽东否？再问朝臣要辽东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出的。

此时除了熊廷弼，基本无人愿意出关扛旗。所以在不少官员眼里他不仅是“柱石”还是挡箭牌，就算话说得难听也要给好评。但又因熊廷弼确实有能力，所以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出关后熊廷弼凭借冬季的时节（不利大军攻伐）以及个人出色的管理组织能力，不仅稳定了辽东民心军心，还增筑加强了辽阳和沈阳两城以及周边堡垒的城防工事，并抵御住了女真的几次试探性进攻。

随着辽东局势趋安以及关内援军和钱粮的陆续到达，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也相继冒头，首当其冲的是熊廷弼的一众辽东“同僚”。

泰昌元年八月末，原辽东阅视科臣姚宗文（太常寺少卿），借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入掠河东一战，辽东经略和监军（陈王庭）“所报杀虏多寡互异”，弹劾熊廷弼遮掩战损求功以及渎职：

村屯一空，焚杀甚惨，主兵者不胜后虑，借驳山城之案，以成此番叙功之举，则慷慨任事者，岂宜出此？臣往日出关，阅其兵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附戢。至工作之无时而已，刑威之有时而穷，废群策之不足以图大功，恃独贤之不足以成大事。
《明光宗实录·卷七》

简而言之，熊廷弼不仅能力不足、敷衍职责，还好大贪功。很快原辽阳道阎鸣泰、原辽东赞画刘国缙、原开原道韩元善等纷纷以“亲历者”站队姚宗文，历数前领导的种种过失和罪行 ……

注：姚宗文对熊廷弼的仇视主要源于熊对他阅视工作的评价，“惟赋诗饮酒”；刘国缙坚持在老家复州招募七千辽兵，后全部逃军而被熊廷弼弹劾；阎鸣泰和韩元善是不想留在辽东履职而和熊廷弼冲突。

首先，这几人不是言官且弹劾恰逢明光宗暴疾驾崩，所以中枢没精力去搭理。其次，如果熊廷弼真有罪，这几个当事人也逃脱不了罪责（姚后面就因熊廷弼的“牵连”而被革职，典型的自坑），故而朝廷对他们几人的举查反应平平。

这波弹劾虽未能形成威胁，但却引来言官的关注并就此拉开了“倒熊”的大幕。当年九月十二日（天启已登基），河南道御史顾慥顺着姚宗文弹劾的“掩败虚功”上《论辽事疏》，提出了更要命的两问。

奴酋发难以来，假令战守之事早决，未必滋蔓难图。始则讳言于守，而以战为轻尝，继以失利于战，遂以守为定局。臣不谙军旅，又未睹全辽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窃谓援辽之计，决于守而成于战，必能百战百胜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经臣之所从事，战耶？守耶？出关业已逾年，战守岂无定策？乃虏辄出辄和，未闻我兵以一矢相加遗。
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来年八百万，除天助圣朝，必令小丑回心，穷寇作毙然后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见告，此八百万者，安能岁岁而轮之？臣恐民穷财尽，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矣。
《皇明通纪集要·卷四二》

在顾慥眼里，经略是否“掩败虚功”并不重要，更大的问题是朝廷是否应该继续支持经略以“守”为主的对辽战略。而决策这个问题的前提为，一年八百万两的军费支出，朝廷还能背多久？

顾慥觉得如果任由熊廷弼这么守下去，“未闻我兵以一矢相加遗”，再拖几年辽事能不能平不好说，但浩大的军费负担会先把关内整垮。其潜台词为，中枢应责令经略积极进攻，尽快完成征剿。

至于此时大明和关外明军是否有能力大举出击，又能否够快速剿灭女真。顾慥坦言他不清楚，“臣不谙军旅，又未睹全辽之情形”，一切都是“以事理度之”。如果只是顾慥一人这般倒也问题不大，但此时明廷充斥这类只看眼前的“纸上谈兵”者。

所以顾慥的奏疏，引动了朝堂舆论。

很多官员认为熊廷弼的问题不再是个人品行和能力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尽快平辽，缓解财政窘迫的问题。由此针对熊廷弼的不满也进一步扩大，除了基于个人矛盾的弹劾，不少人出于公心也对平辽进度表达不满。

这些官员想当然的认为，熊廷弼能守住辽东，那么“以事理度之”，换其他人也能守住辽东。既然明军已能守住辽东，那么集合比萨尔浒更多的兵马，自然也能剿灭女真。

既然辽事军费是巨额负担，而女真又不是不能剿灭，那么“以事理度之”朝廷为何还要背着高额军费拖下去呢？既然现在换人也能搞定辽事，那何必还要继续容忍熊廷弼，而不换自己派系的人上呢？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萨尔浒）。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 ……
《熊襄湣公集》

这一切都是这么合情合理，就如萨尔浒惨败之初，朝廷上下“以事理度之”觉得河东乃至关外都保不住一样。而朝堂舆论多少也会影响皇帝，所以至此熊廷弼的下岗已成定局，而且其继任者们（包括帝师孙承宗），也摆脱不了类似的命运，被明廷的战略骤变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