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两座坟分开埋，坟头的树却长到了一起：韩凭夫妇？

《搜神记》两座坟分开埋，坟头的树却长到了一起：韩凭夫妇

　　本文讲《搜神记》卷十一里的韩凭夫妇。宋康王夺了舍人韩凭的妻子，把韩凭罚去筑城；夫妻隔着一道宫墙通了一封十二个字的隐语信，随后一个自尽，一个坠台。康王偏要把两人分埋两处，还说若能让两座坟自己合上就不再拦。一夜之间，两个坟头各长出一棵梓树，十天长到一抱粗，树干弯向对方，根在下面交、枝在上面错，又有一对鸳鸯栖在树上悲鸣。这一则没有神仙出场，却留下了「相思树」「连理枝」最早的出处。本文讲原文写了什么，也讲同一件事在别的书里、别的时代被写成了什么样子。

一、夺妻、筑城，和那封十二个字的信

　　《搜神记》卷十一收有这一则，后人题作《韩凭妻》，也有题作《相思树》的。它是「相思树」「连理枝」这两个词最早的出处之一。全篇没有神怪出场，推动事情的都是人的决定，直到最后才有两棵树和一对鸟来收尾。

　　原文开头只用三个短句把事情摆平：「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舍人是王身边的一种侍从官，地位不高。先点出韩凭的身份，再说妻子的容貌，最后落到一个「夺」字，次序本身就把这场祸事的来由说清楚了。

　　接着是处置：韩凭心里有怨气，康王就把他关起来，判他去服筑城的苦役。城旦是当时一种很重的刑罚，白天筑城、夜里守城。原文没有写韩凭有任何反抗，只写他领下了这个罚——心里不平的是他，被罚的也是他。

　　这里的宋康王并非凭空捏造，战国末年宋国确有一位康王。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宋君偃自立为王，东败齐、南败楚，又「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叫作射天，还沉溺酒色，臣下进谏就被他射死，诸侯因此称他「桀宋」。史书写的是实有其人的暴君，志怪写的却是他与一对夫妻的纠葛。

　　把这两处记载摆在一起，差别就出来了：史书关心的是君主的失德与国运，志怪关心的是夫妻之间那点不肯散的情分。宋康王的暴虐是史书的旧题，韩凭夫妇却是志怪另添的枝节。传说借了史书里一个坏名声的君主当背景，人物和情节另行造出来，这是志怪常用的做法。

　　何氏被夺之后做了一件事：她偷偷给韩凭送信，故意把话说得曲曲折折。信上只有十二个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单看像是写景——雨下个不停，河水又大又深，太阳出来正对着心口。可这十二个字里，藏着一件不能明说的事。

　　它的好处在于，不知道底细的人读出天气，知道底细的人读出心事。康王截到这封信以后，拿给身边的臣子传看，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同一段字，隔着一层人事，就有了两层意思，这是这一则最见笔力的地方，也是它后来被反复称引的原因。

　　只有一个臣子看懂了，名叫苏贺。他逐句拆开：雨下不停是说愁与思，河大水深是说两人再也来往不得，最难的是末一句，太阳正对着心口，是心里已经有了死的打算。信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死，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恨，最要紧的一句，藏在最平常的意象里。

　　信解出来的结果是韩凭自尽。何氏这边也动了手，暗中把衣服弄得朽烂；康王带她登台，她从台上跳下，左右的人伸手去拉，衣服一碰就烂，没拉住。她留话在衣带上，只求死后能与韩凭合葬。事情到这一步，还都是人间的恩怨，与神怪无关。

二、干宝为什么把这件私事收进志怪

　　这一则收在《搜神记》里，作者是东晋的干宝。今本《搜神记》二十卷，多经后人辑补，读的时候要留一分小心。干宝写书的由头，据《晋书·干宝传》说，与他家里几桩亲历的怪事有关：兄长死而复生，父亲身边的一个婢女多年不死。他先信了这些事，才写得出这样一本书。

　　志怪与史书不同，它不追问一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只把听来的奇事照录下来。所以《搜神记》里既有来历不明的鬼狐，也有像韩凭夫妇这样通篇没有神怪、只是人情激烈到极处的事。干宝把它们并排收着，说明在他看来，这两类都算「非常之事」。

　　要读懂结尾那两棵树，得先知道汉代人对「连理」的态度。汉代把草木的异样看成天意的表示，两棵树长到一处，叫作连理，是要报给朝廷、写进史册的祥瑞，意思是君臣同心、上下和睦。同一件事物，在汉代是拿给朝廷看的吉兆。

　　而这一则偏偏把连理写成了夫妻的结局：不是君臣同心，是两口子死也不肯分开。同样的两棵树，汉代拿它说政事，晋代的志怪拿它说私情。从「祥瑞」到「相思」，这两个字的用处变了，背后是看树的人变了，这才是这一则真正值得留意的地方。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宋国。宋是商人的后裔所建，都于睢阳，也就是后来宋州一带。原文末尾特意交代「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写书的人不只讲故事，还给了它一处可以指认的地面，以及一首到那时还在唱的歌谣。这是志怪里常见的做法：给传说一个地址。

　　给传说安一个地名，等于给听的人一个凭据。可凭据不等于证据：韩凭城、韩凭的歌谣，都只在志怪与地方传闻里出现，正史中找不到韩凭这个人。志怪把传说说得像真有其地，听的人也就容易把它当成实录，这正是这一则最容易让人读岔的地方。

　　回头再看康王那句话：「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你们要是真爱个没完，能让两座坟自己合上，我就不拦。说这话的人本是赌气，料定做不到。可原文接下来的事，正是冲着这句话去的：一夜之间，两座坟头各长出一棵大梓木。

　　让一句气话当场应验，是这一则最狠的一笔。它没有安排神仙来成全，只让草木自己长过去。这样一来，康王的话就成了自己的反证：他说的是做不到，结果做到的偏偏是他看不上的人。故事的分量，全压在这层反证上。

　　从汉代把连理当吉兆，到晋代把它写成夫妻不肯散的情，中间隔着几百年。这几百年里，看树的人从朝廷换成了普通人，树的意思也就跟着换了。这一则写在东晋，恰好站在这个转变的当口上，它记的是一件旧事，用的却是一副新的眼光。

三、同一件事，别的书写成了什么样子

　　韩凭夫妇不是《搜神记》一家独有的事。这一则在后世被反复转引、抄录，文字也就跟着出现了出入。把不同本子摆在一起，最先跳出来的是两个名字：妻子的姓，和韩凭的官职。这两处正是异文最集中的地方。

　　今本《搜神记》作「舍人韩凭，娶妻何氏」，妻子姓何。可另有本子把妻子写作「息氏」，把韩凭的官职写作「大夫」。同一对夫妻，姓不同、官不同，故事却大体一样。这两说孰先孰后，材料不足，此处只能存疑：异文多因转抄与辑补而生，未必是原书本来就有两说。

　　转抄得越多，名字越容易走样。古人抄书全凭手写，一个字的形近、一个称呼的习惯，都可能把原样改掉；后人再从类书里辑录，辑来的又是别人转手过的那一层。所以读这一类故事，与其咬定哪个名字才对，不如记住：名字会变，故事里不肯变的那部分，才是它真正的分量。

　　再看同一部书里别的条目。《搜神记》卷十一与「韩凭妻」同卷，还收了「干将莫邪」的故事：干将铸剑被楚王所杀，他的儿子长大后报仇，最后三颗头一同葬在一处，叫作三王冢。两则同在一卷，都以死收场，又都以合葬或同冢作结，编者的偏好摆在明处。

　　把这两则并排看，能看出「死而成对」这一类母题在志怪里的分量：活着时被拆散的，死后总要设法凑到一处。韩凭夫妇是坟头长树，干将之子是身首同穴，做法不同，心思是一样的——活着摆不平的事，交给死后来摆平。

　　《搜神记》里还记有女子化为蚕的事：一女子因戏言许诺，后来马死皮张，卷女而去，女与马皮一同化为蚕。这一则走的是「死而变形」的路子，只是变的不是树，是虫。同一种心思，在不同条目里有时长成连理的树，有时长成吐丝的虫，可见志怪写「合」与「化」，用的是一套手法。

　　与连理树配对的，还有比翼鸟。这一则结尾写鸳鸯交颈悲鸣，后世便常把连理与比翼并提，说成一对。可鸳鸯是《搜神记》里的写法，比翼鸟却是另一路来的，上古的书里说它不比不飞。一个出自志怪，一个出自更早的博物记载，被后人凑成了一副对子。

　　后人把连理与比翼凑成一对，不是偶然。一棵树要两棵才能交，一只鸟要两只才能飞，两个意象说的都是缺一个不成。志怪提供了树与鸟两个现成的画面，写诗的人又给它们配上了整齐的对仗，日子一久，就成了谁也拆不开的一对。

　　所以这一则的分量，不只在《搜神记》那几十个字里。它一头连着汉代看树的眼光，一头连着后世写诗的人；一边有异文在传抄中改着名字，一边又有同卷、同书的条目在旁边应和。把它单独摘出来读，反而会看轻它。

四、「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句诗从哪儿来

　　这一则最长久的影响，落在后世的诗文里。唐代白居易写《长恨歌》，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盟誓，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两句。连理与比翼在这里成了夫妻相守的现成说法，而这两句诗的根，一直能追到《搜神记》这一则。

　　可这里要分清一层：白居易用的是这两个词的意思，不是这个故事。他借连理枝说盟誓，诗里既没有宋康王，也没有那两座坟。《搜神记》里那个惨烈的结局，到了诗里只剩一个温柔的比喻。同一个词，讲故事的用法和写诗的用法，差得很远。

　　一个词用得越广，它原来的故事就越淡。到后来，说连理枝的人多半只想说不分开，未必知道它背后有一对夫妻是被分埋的。这就是典故的脾气：它取走一个画面，把画面里的血与火留在原处。相思树也一样，说着说着，就成了一句吉利话。

　　「相思树」三个字，后世用得比连理枝还随意。原文说「相思之名，起于此也」，是把这棵树的命名归到韩凭夫妇头上。可相思二字本就泛指思念，后人拿它形容别离、形容怀念，早就不限于这一对夫妻。一个专名变成通名，正是它流传得最广的时候。

　　再回头看那处韩凭城。它只在志怪与地方传闻里出现，正史中既无韩凭其人，也无他筑城的事。宋康王是实有其人的君主，韩凭夫妇却查不到实处：一个是史书里的真，一个是传说里的真。这一则把两种真缝在一处，读的时候要自己把线拆开。

　　志怪常借一位真有其名的君主当背景，道理不难懂：背景是真的，故事才立得住。宋康王在史书里名声极坏，正好拿来当那个不讲理的强权。至于那对夫妻姓何还是姓息、韩凭做的是舍人还是大夫，反倒没人细究，传说的力气用在情节上，不在姓名上。

　　这一则能传这么久，靠的不是神怪。全篇没有鬼，没有仙，只有一个夺妻的君主、一封隐语的信、两座坟和两棵树。真正让人记住的是那个反差：一个人越是硬要拆开别人，越是把别人拆得更紧。这个道理不用点破，两棵树长在一处，就说明了一切。

　　所以韩凭夫妇在中国文化里的位置，不在志怪这一类里最奇，而在它最正。它把生死相守这件事，第一次写成了一幅看得见的画：坟头两棵树，根在下面交，枝在上面错。后来的诗、后来的戏，凡要写分不开，多半都在这幅画上取意。

　　最后仍要把话说回原处：这是一则收在志怪里的传说，不是史书里的记载。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把一件无从查证的事，写得比许多实录还结实。宋康王真的射过天，韩凭夫妇却只活在歌谣里——两千年过去，被人记住的，偏偏是后者。

来源：《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史记·宋微子世家》；《晋书·干宝传》；唐·白居易《长恨歌》。

图片来源：《搜神记》明清刻本插图、汉画像石拓片与古籍书影，均为作品已过保护期的图像，仅作说明性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