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传说何以成为信史？上古王朝世系有其独特的记载方式

《传说有据：考古证实的中国史》，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8月

古人发明“书契”记载王朝世系，而不纯粹是靠口口相传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在上古时期，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祭祀与战争。“祀”即祭祀，是指祭拜天地和祖先，目的是感恩并祈求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护佑；“戎”即战争，是用来保卫国家不为外敌所灭，使国家走向强盛的必要条件。

祭祀祖先就得记住诸祖传承顺序及其各自的名号和功德，这就是后人所谓的世系。因为梳理、记忆并宣传世系的工作十分重要，所以在人类社会早期，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氏族部落首领兼巫师通过口述来完成，由此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社会分工逐渐明确，史官、瞽朦也从统治阶级上层分化出来，专掌世系记载、整理和祭祀等事宜。

瞽矇，是古代乐官，更确切一点说，是盲人乐官。《诗经·周颂·有瞽》云：“瞽，矇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换言之，瞽矇就是以歌舞形式唱诵国家或宗族世系历史的官员。通过史官、瞽朦记载或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有关典籍便称《世》或《经世》。

《国语·鲁语上》说：“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古代“工” 与“巫”相通，“工史”即巫史。“宗祝”是主管祭祀的官员。“昭穆”是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一般是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二四六世为昭，三五七世为穆；先世为昭，后世为穆；长为昭，幼为穆；嫡为昭，庶为穆。如此等等。工史将“世”讲清楚了，宗祝就能在祖庙里排列好诸祖的左右顺序。

《周礼· 春官》记载，小史的职责是“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瞽矇的职责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这里的“志”是书籍或记录。概而言之，瞽史的工作就是记诵氏族的世数，以便于后续其祖。《庄子·齐物论》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春秋》就是关于先王世系和史事记载的书。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观察，自人类进入酋邦直至古国、王国社会以来，族权、王权基本上是由王侯子弟世袭而传，因此，作为政权标志的世系便成了他们抢权接班的法定象征，也因此接受其所在宗族或古国、王国的世系教育，便成为他们的必修课程。《国语·楚语》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公族申叔时论贵族教育的九门课程，其中就有“世系”：“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课程的教授任务主要是由瞽史来承担的：“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耆艾”在这里是指知识渊博的老年尊长。

为什么“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那自然是以古为鉴，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顺潮流而动了。是以卫武公到了95岁，都还要接受“瞽史之导”：“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 … 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国语·楚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 瞽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大约到了战国末期，有好事者将各诸侯氏族流传下来的世系合成一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本》，也称作世、世系、世纪、世牒、牒记、谱牒等。“世”是树之枝叶，指世系；“本”是树之根本，表示起源。“本”与“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氏族部落的姓氏树谱。“各部族或国家的历史因此而得以展开，子孙后代据此可以寻根念祖。宗庙祭祀因世系而续，国家政权因世系而存。世系断， 则宗庙毁、国家废。”

《世本》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十五篇。《帝系》篇记载的是黄帝至尧舜禹等世系；《王侯世》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和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 吴等20多个诸侯国的世系；《卿大夫世》记载的则是各诸侯国卿大夫的世系。

西汉时司马迁编纂《史记》，就把《世本》作为了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甚至其写作方式也都受到了《世本》的影响。《史记》中的 “本纪” 即《世本》之“本”，“世家”“列传”“世表” 则是《世本》之“世”。

尽管在文字产生之前，各族群、酋邦和古国的世系大都是口耳相传，但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祭祀祖先当作日常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对待，且有专门的瞽史来掌管，所以基本上能够保证列祖列宗世系传诵的真实性，何况根据《尚书·序》的记载，早在八九千年前的伏羲时代，伏羲氏即“始画八卦，造书契”并且“结绳以记事”了。

“书契”即刻画符号，是文字的最初形式。河南舞阳贾湖、浙江义乌桥头上山、杭州萧山跨湖桥等这个时期的遗址都出土了大量具有表象、表意和记事功能的契刻符号，说明这些记载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各族群的世系之所以如此明了有序，应该与古人对“书契”的发明、使用有一定关系，而不纯粹是靠口口相传。

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一例

贾湖遗址出土龟甲上的刻符

但在文字出现以前，尽管古人已经使用了契刻符号，但这种契刻符号大多为瞽史一类史官所垄断，对其基本含义的释读也只有他们才比较清楚，这可能导致了传承过程中的异变，更多的时候还是得靠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来补充和校正，这样一来，像错记、漏记、讹传等就难以避免。

《史记》记载的商代有17世31位商王并非空穴来风

上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文献所记商代世系的正确与否提供了契机。1917年，王国维就是通过用甲骨文证伪《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世系的方式，先后写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著名的论文。随后又在《古史新证》一书中，将这两篇文章的观点系统化，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做了详尽的考证和阐释，从而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大体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只是在个别环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商代先王人数问题。《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从商汤立国至帝辛（即商纣王）灭国，总计有17世31位商王。王国维通过甲骨文记载，又对比《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等古文献，最后得出结论：有商一朝总计先后传承了17世30位商王，其中有14位是通过兄终弟及而上位的。

《史记·殷本纪》之所以错记成31位商王，是司马迁将商汤的长子太丁记在了商王数列之中。实际上，太丁虽是法定的继位人选，但由于早夭，就由其弟外丙继位了。这一点，《史记·殷本纪》也有明确记载：“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能叫错误，因为在商代祭祀礼仪中，未即位而夭折的太丁也是排在享受祭祀的商先王序列中的。换句话说，太丁虽未即位，但他是法定的即位人选，潜在的商王名号不能丢。

王国维还考证出，有商一代30位王中，其中在甲骨文中没有现身的有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廪辛、帝乙、帝辛八王。甲骨文出土于殷墟，属于晚商时期，是盘庚至帝乙时所刻祭祀、占卜一类卜辞，没有帝乙、帝辛之名当在情理之中。

其次，《史记·殷本纪》记错了个别先商公的位次顺序。《史记·殷本纪》记载：“（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王国维根据商王祖甲创立的“周祭”制度，通过甲骨卜辞研究发现，在商人祭祀商先公先王的顺序中，上甲微之后是报乙，报乙之后是报丙，报丙之后才是报丁：“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丙子翌匚丙，口（此为缺字，下同，不再声明）口翌匚丁……”

《合集》35406：118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丙子翌匚丙，口口翌匚丁……

“匚”，是一种祭祀的名字，《史记·殷本纪》也称作“报”，所以匚乙、匚丙、匚丁就分别是报乙、报丙、报丁。翻译过来，这句卜辞大意就是说，甲戌日祭祀名为上甲的祖先，乙亥日祭祀名为匚乙的祖先，丙子日祭祀名为匚丙的祖先。遗失的两个字，当为丁丑，也就是丁丑日祭祀名为匚丁的祖先。

司马迁弄错了这几位先商公的顺序，他说报丁是上甲微的儿子，报乙是报丁的儿子，当然是不对的。根据上述甲骨文刻写的顺序，匚（报）乙才是上甲微的儿子、匚（报）丙的父亲，匚丁是匚（报）丙的儿子、上甲微的曾孙。

“周祭”制度是商王朝第24任君主祖甲对旧礼制进行改革的成果。商人提倡报效祖先恩德，因此特别重视对祖宗的祭祀，但之前的祭祀仪式，所祭对象和顺序都比较混乱，没有一定的准则。周祭制度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其要点有四：

一是周祭先王要按照各先王即位次序的先后顺次进行。

二是所祭祀的商先王、先妣，其祭日的天干日必与王名、妣名一致。

三是祭祀对象不仅包括所有直系先王及其法定配偶，而且包括旁系先王及虽未继位但确定为王位继承者的王子。

四是轮番祭祀一周，要在一个太阳年之内完成。

从周祭祀谱来观察，商王父系祖先是从第8任先商公上甲微开始的。祖甲这一改革应该是确有所本，因为商先公先王名号自上甲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上甲微以后，殷人先公先王都以天干为名。而上甲微以前诸先公，无一例是以天干为名者。

需要说明的是，就十天干而言，甲、乙、丙、丁之后，是戊、己、庚、辛，然后才是壬、癸。商王的出生日不可能按照十天干自然排序，死亡之日也不可能按照十天干自然排序，所以，这里的商代先王名都是祭名，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皇帝死后追赠的谥号。王国维因此认为，以上甲微为界，之前的商先公属神话传说性质，而之后的商先王则是史实。

再次，《史记·殷本纪》所记先商公世系中漏记了王恒一世。《史记·殷本纪》载：“冥（王季）卒，子振（王亥）立。振（王亥）卒，子（上甲）微立。”但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和《山海经》《楚辞》的记载指出，司马迁在冥（王季）和子振（王亥）之间少记了一个商先公王恒。王亥和王恒乃兄弟关系。

综合清华简《保训》《竹书纪年》《山海经》等记载，冥死后，或许是因为原封地商丘毁于洪水，无法居住，后继的先商第七任首领王亥便率领族人迁至殷地。王亥在部落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大力驯养牛、马，并开始使用牛车作为运输工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农牧产品过剩问题。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这成为“商人”一词的肇始。

有一次，王亥同其兄弟王恒等，驾上载着货物的牛车，前往北方有易部落所在的易水一带去“做买卖”。王亥在有易放牧牛羊，以干舞引诱有易女。有易君绵臣在盛怒之下杀死王亥，并抢走了王亥的牛车和货物。但之后不久，绵臣却把抢走的“仆牛”还给了王亥的弟弟王恒。王恒安全返回，继承了王亥的王位。

王恒继位4年，考虑的都是如何谋求“大国”的公认，坐稳王位，不见有为王亥复仇的任何动向。王亥之子上甲微觉得事情蹊跷，就下决心前往有易部落进行调查，要为父王的死讨个说法。

《天问》记载，上甲微沿着王亥行商路线追查王亥死因，让有易君绵臣惶恐不安。王亥被害4年以后，上甲微最终查清了王亥系绵臣所杀，而且同王恒有一定关系，便借河伯之师讨伐有易，纵兵虐杀，有易部落就此绝灭。上甲微凯旋，从王恒手中夺回王权，成为商族新一代领袖。

王国维的考证，总体上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等古文献所记载的殷商世系大体上是可靠的，从而肯定了殷商民族自先商时期的上甲微开始，直至商亡共六百余年文明史的真实性。

王国维之后，吴其昌、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结合不断出新的考古成果，对甲骨卜辞和文献中的商代世系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殷商史实呈现在世人面前。

李琳之“考古改写中国史”三部曲，研究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