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真相究竟如何？

汉文帝真的节俭吗？霸陵薄葬是真的吗？静默无为的君主，为何腰斩忠臣？太史公的记述，班固的赞美，王安石的批评，朱熹的论说——谁说的才是真相？

《文景时代：西汉前期的政治生态》以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阳陵陶俑、霸陵考古等出土材料为线索，回到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41年的历史现场，重新检视一个时代的真实肌理：从汉初“布衣将相”的社会格局与“汉承秦制”的体制基础讲起，梳理刘邦、吕后留下的政治遗产，还原汉文帝从代王入继大统的曲折历程。

全书以政治史为主线，兼及经济、军事、法制与思想文化：既写汉文帝的恭俭宽厚、废除肉刑、露台惜费与霸陵薄葬，也写汉景帝的削藩平乱、整饬边防；既评述贾谊《过秦论》《治安策》的战略远见，也考察黄老“无为”政治的实际运作。作者利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对文景时代的社会背景、战事政争、礼俗流变、国策民生及“文景之治”的文化符号给出客观而深入的解读，呈现一个真实可感、立体丰富的西汉治世图景。

《文景时代：西汉前期的政治生态》，王子今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文景”之“美”与“文景之恭俭”

历史的脚步迈入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这位皇帝执政23年，使得汉帝国的政治基础得以确立。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所说：“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他的继任者是汉景帝刘启。刘启在位16年。文景两代前后39年间，新建立的汉帝国得以大致稳定，自战国以来数百年的战乱与动荡基本结束，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获得新的发展。这一时段，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史称“文景之治”。

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终止了战国以来因频繁兵争导致的社会下层民众军役的繁重，也使秦以来的历史由急峻渐而宽和，由阴暗转向光明。文景时代比较宽仁和缓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经济的自然发育和文化的稳健进步。“文景之治”的政治成功与经济发展，为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基础。

“文景”之“美”，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史记忆中的亮点。《汉书》卷五《景帝纪》在赞语中写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班固在总结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成就时有一段著名的史论。《汉书》卷六《武帝纪》最后写道：“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颜师古注：“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在充分肯定汉武帝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对于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之后，班固说，如果他能够继承“文景之恭俭”以改善社会诸多层面的经济生活，则可以成为儒学经典《诗》《书》所赞美的成功政治家了。班固指出汉武帝虽然“雄材大略”，多有建树，但是与前代“文景”执政时期比较，在“恭俭”方面依然有明显的差距。

“恭俭”，是儒学所推崇的文化理念与行为标范。《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史记》卷二四《乐书》又说：“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所谓“恭俭”与“好礼”，是彼此相兼的。“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的说法出自《汉书》。而班固主持撰写的这部西汉断代史是较多出现“恭俭”一语的。如前引《汉书》卷五《景帝纪》赞语“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上文就发表了这样肯定性的政治史评断：“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按照班固的说法，“孝文”“孝景”在“与民休息”之外，两代“恭俭”，以致“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卷九《元帝纪》赞语肯定了汉元帝的文化资质以及对儒学原则的坚守：“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所谓“牵制文义，优游不断”，按照颜师古的解说，就是“为文义所牵制，故不断决”。虽然汉元帝“牵制”于儒学“文义”，颜师古注：“此《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此今时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伤今不然。”颜师古注：“不可胜。”行政未能“断决”，但是“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受到赞美。从《汉书》行文看，“恭俭”与“宽弘”“温雅”是相互匹配的。

以“文景之治”称颂这一时代之成功的历史评论，文献出现得比较密集。我们在许多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史称‘文景之治’”的说法，大多没有对“文景之治”之说的最初出现予以考究。现在看来，言“文景之治”之说，源起其实并不很早。大致在宋元时代方才出现，明清则比较频繁地见于文献。在“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竟然找不到“文景之治”或者“文、景之治”的说法。但是对“文景”的正面肯定，当然自司马迁《史记》就已经开始。而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并称“文景”的例证，虽见于《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司马迁自己笔下却没有“文景”连说的文字。对于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前的历史，《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有“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之说，《史记》卷二四《乐书》说“孝惠、孝文、孝景”，大概比较接近“文景”的说法，是《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太史公曰”“孝文、孝景”的说法：“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

《汉书》记述西汉中晚期时代经济史迹象，使用了“文景”之说：“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引录了桓谭的话：“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并说“汉文景之君”，可知两汉之际历史表述中，“文景”两代君主治理国家前后39年的这一政治史的组合已经形成。

当然，具有经典意义的，是前引班固这样的话：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文景，美矣”的说法，其实是可以在司马迁的文字中发现其缘起的。《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对于曹参政治风格有这样的赞美：“……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所谓“休息无为”，指出了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的行政主旨。这一政治原则，对文景时代表现出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宋代文学家苏轼对于政治现实与政治历史有自己的见识。他的《上清储祥宫碑》对汉初至文景时代的政治原则和社会趋势有这样的简略分析：

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宋代思想家朱熹也在史论政论中说到“文景之治”，大略也可以看到思想家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史评价：

“‘以约失之者鲜矣。’凡事要约。约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啬，如何？”曰：这“约”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敛。若是吝啬，又当放开。这个要人自称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学全是约。极而至于杨氏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虚寡欲，这又是他好处。文景之治汉，曹参之治齐，便是用此。

这是涉及政治哲学的判断，所谓“文景之治汉”与“曹参之治齐”并说，大体也是看作成功行政的例证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法制”条强调：“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随即说到“文景之治”：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顾炎武赞赏“文景之治”达到“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境界，也赞同班固以“文景”与“成康”并列的说法。

原标题：《“文景之治”的真相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