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136年，陕西路京兆府，金朝官员把《禹迹图》和《华夷图》刻上石碑。近九百年后，人们仍能在西安碑林看到它们的拓片。山川、河流、道路和州郡，被压缩进一方石面之中。地图没有开口，却留下了古人丈量天下的办法。
这两幅图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画得多、范围广，更在于它们背后有一套稳定的规则。尤其是《禹迹图》，横竖布满方格，每方折地百里，横方七十一、竖方七十三，共计五千一百一十方。地理位置一旦落入格网，绘图便不再完全依赖画工的经验。
这种方法并非宋人突然发明。它的源头，要追溯到西晋的裴秀。裴秀生活在魏晋之际，河东郡闻喜人，既参与政务，也重视地理资料的整理。《晋书》记载，他曾编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藏入宫廷秘府。
地图后来失传了。
不过，裴秀为地图所写的序言保存了下来，其中提出的“制图六体”，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理论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别涉及比例、方位、距离、地势高低、方向偏斜以及道路曲直。
换句话说，裴秀关心的不是“画得像不像”，而是“位置能不能复核”。地图上的两地相隔多远，山谷道路如何转折，地势是高是低，都需要有相应的处理办法。这样的要求，已经超出普通舆图的范围，开始接近一套完整的制图规范。
有人会问，战国、秦汉时期不是已经出现地图了吗？马王堆帛图、放马滩地图，都说明先民早有绘图经验。问题在于，这些图大多缺少作者、用途和绘制方法的完整记载。裴秀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把分散的经验整理成了可以说明、可以继承的理论。
遗憾的是，《禹贡地域图》藏在宫廷之中，普通人难以接触。帛、绢一类材料又不易久存，战乱和搬迁更容易使原图散失。后世认识裴秀，主要靠史书中的文字，而不是靠那部地图本身。
到了唐代，地图开始与地方治理结合得更紧。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县图志》时，几乎每写一郡，便配制一图。图虽已散佚，书中关于州县沿革、山川道路和距离方位的记述，仍能看出当时地图已不是单独存在的图画，而是地方行政资料的一部分。
贾耽的工作，则把裴秀的原则推向更高层次。贾耽长期搜集各地地理材料，绘制《海内华夷图》，前后用了十七年。成图之后，图中采用“一寸折百里”的比例观念，并以不同颜色区别古今地名，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计里画方”和“古今朱墨”。
这一步很有意思。裴秀解决的是地图如何准确绘制，贾耽进一步考虑地图如何容纳历史变化。一个地方可能改名，州郡可能迁移，旧道也可能因河流改道而变化。将古今地名并列，地图便同时具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属性。
《海内华夷图》同样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它对宋代地图产生了明显影响。宋代印刷业、金石刻图和地方文书的发展，也给地图留下了更多保存机会。地图不再只是秘府中的珍藏，开始服务于疆域认识、州县管理和历史考证。
《华夷图》没有严格采用方格比例，却明确标出东西南北，山河道路和州郡位置也较为齐全。它更像一幅综合性的全国地图，重在展现天下地理格局。《禹迹图》则更强调测绘秩序，以方格控制距离，精度显然更高。
“禹迹”二字，来自大禹治水和《尚书·禹贡》的传统。图中既保留九州、河流、山川等古代称谓，也努力与当时地理相互参照。关于作者，学界曾推测与沈括有关，但目前难以据此作出确定判断，不能把推测当成定论。
从裴秀的六项原则，到贾耽的比例和设色，再到宋代碑刻地图的格网化表达，变化并不只是画法越来越精细。更深一层看，古人正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把辽阔而复杂的土地，转化为可以测量、辨认和管理的空间秩序。
石碑上的线条并不喧闹，却把两晋以来数百年的制图传统保留了下来。原图虽亡，方法仍在；名家已逝，规则却借着后人的地图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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