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钰垲 | 孤独与陌生：当代社群关系的形成、回顾与反思

按：这篇文章是结合了我自己对抗抑郁症的经历，在大量阅读人类学者著作后完成的。

孤独感与陌生感，在21世纪绝不是孤立的个体性感受；相反，它在今天成为了一种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我们会害怕孤身一人、渴望社会联系、希望得到理解与认同。它让人感到恐惧，不惜一切去逃避；它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群体与社群关系中，几乎没人能幸免；它是当代社群关系中突出的特质，是看似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人类社群背后的实质性情感。正是因为人类时下紧紧联系且相互依赖，这种与“联系”“依赖”完全对立的情感才显得更加矛盾与突出。

有人说，今天的我们实际上身处在一个由“孤独与陌生”主导的世界，我们的行为被这种情感渗透、影响、甚至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并且反过来会增强孤独感与陌生感。本文无意也无力从专业角度对这些现象给出一个严谨合理的解释，本文也仅仅是对割裂感十足的当下的一次尝试性发问，但笔者希望这种尝试可以带来一点回顾与反思：我们最熟悉的身边社会、自然情感、基本常识，往往是影响我们认识外在世界的最大障碍。跳出主体性的牢笼，以他者视角审视自我，既是本文创作的原初动力所在，也是本文所想传达的观点之一。当下这种孤独、陌生与割裂之困境，需要靠你我一起共同打破。

二、原初社群：社群关系的开端

社群一词对应英文的community，其指涉意义相当广泛。狭义的社群便如community的原始含义。指在一区域内其成员平日彼此常有面对面的接触、沟通与互动的群体。譬如一个村落的村民，一个当代都市住宅小区的居民，都是这样的社群；广义的社群包括，乡土与氏族社群、专业社群、职场社群、宗教社群、移民社群、康乐及社交社群等等。

而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种社群：性别社群、血缘社群、空间社群，在人类狩猎采集的阶段，也即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经出现了。这种近似于“逐水草而居”的猎团式社群因其生计活动风险大、不确定性高从而其移动空间和生存范围广大，其血缘认同和空间认同规模都不大。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逐渐靠驯养动物以及原始农业定居了下来，有了较固定的生存空间以及较稳定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空间与血缘认同才逐渐制度化、扩大化与复杂化。

在这样的社群中，亲子手足间的情感是最紧密且基本的人际关系联系，社群中的人们以血缘来凝聚族群，从而逐渐产生族群认同；再者，社群所靠为生的山川大地与江河湖海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存资料，人在所处地域长期的生活中对该地域由陌生到熟悉，一种依恋性情感便由此产生：社群中的人会因彼此生存在同一地域而互称“同乡”或“老乡”，也会藉由对生活的山川地域的崇拜与宗教式的尊奉产生共同的认同情感。人类的其他社群都是通过模拟或假借这些根本性的情感来凝聚成员。譬如在国族认同中人们互称“兄弟姐妹”或“同胞”，以及我们熟悉的祖国、黄河母亲等强化认同的词汇。

而原初社群，便是这两种人类群体重叠交会下的产物：在极脆弱易受伤害的幼儿时期，与母亲与手足共处家中、室中，个人在此时便体验到一个温暖安全的群体与空间。这种体验在过去和当今相当普遍，各类社群均可借此经验来进行结社，譬如民族国家将民族（血缘社群）与国家（空间社群）结为一体，又或者以姓氏来对居住地进行命名的村落，如吴家村、邵家桥等。总之，原初社群的内在逻辑是“人们期望与亲人在一起”或“希望临近的人都是亲人”。这样的社群期望与想象不断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结群上，而前现代时期的这种原初社群也因其突出的群居性与血缘特征不断形塑着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进一步凝聚族群；渴望同类、渴望亲密的原初情感也成为了人类的情感共识。

三、漫长的出走：从集体到个体

空间与血缘交互的原初社群是前现代人类社群的基本组成模式。族群的凝聚除了靠内部成员间的血缘情感与共处的物理空间外，也靠着对本群体外的“非我族类”的异类感。人们强调“我族”的共性与彼此团聚的必要，或借着认识外在世界的陌生、敌意与危险来强调族群内的熟悉、亲情与安全。

一种人为营造的“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ies)便由此出现。这样的情绪在资源较匮乏、生计活动面临着生命危险的石器时代其实是十分常见的，族人外出狩猎要同野兽殊死搏斗、族人的寿命普遍较短、族群的迁移中会遭遇不测......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使得人类自己主动与外界隔开距离以保证内部族人的安全，这种明确的边界感在前现代相互隔阂与分离的世界中是非常普遍的（如今这种对外界威胁的恐惧与隔阂的现象依然存在，无论这种外界威胁是真实或是想象。人类会制造各种理由来进行群体间的区分以保存自我）。

但当工业革命来临后，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强势来袭带来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曾经确定、给定边界的被打破，人群开始脱离一个特定的空间地域与熟悉的血缘群体前往他乡，不同的人群汇集一处构成新的人类社群。在这个陌生的社群中，人们互相之间没有或鲜有血缘关系，彼此之间相异，过往原初社群的同质性在此时被大幅削弱，个体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巨大的流动性带来了个体主义的文化：陌生的他者要承认我的存在与特殊性，“你”与“我”构建新社群的基础是彼此的互相认同。只有当个体的价值得到承认，人本身才能得以完整。在经历了上述变迁与出走后，人类开始走向个体化时代，集体主义的观念逐渐淡薄。基于个体主义的新观念，新的人类社群也开始形成。

四、脱嵌：当利益开始主导社群关系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但这也使得人类行事时愈加考虑其成本和效率，以功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和看待身边的一切，包括社群关系，社群关系越来越为利益所主导。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 大变革 》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 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的”。

他提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三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非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换机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经济生活以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为主，是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的；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仅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人们在这种市场上按照金钱收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此时的经济体制是“脱嵌” (disembed)的，即不再受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影响。

卡尔·波兰尼认为，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是可以脱钩的，两者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譬如，在脱嵌之前，物质生产、利润计算都受你的朋友关系、社群关系等制约，当你跟他人的贸易关系中断后，你们作为朋友的关系还在继续；但脱嵌后，你和他人进行交往结社的原因是出于有交换行为的利益关系，当这种交换结束后，你们的关系也自然而然走向了终结，利益反而成为了统治社群关系的力量。

脱嵌发生后，族群认同成为了人类追逐个人或群体利益的工具，容易随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改变。过往，人们以共同的祖源历史来建构或强调彼此的同胞血缘情感，当利益情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们也能以遗忘旧历史与重建历史来改变个人或群体的族群认同。

人类的族群认同开始变得主观：人们在主观上认定自己是谁，哪些人和我是同类（可以相处交流），哪些不是同类（不可以相处交流），在界定与认识族群上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可随时根据个人喜好、利益等主观要素来与他人建交结社，同样也可借此来将自我与他人进行区分。社群关系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建立，也可以迅速瓦解。社群与社群间的“边界”反而得到了强化，变得主观、易变。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用与之相似的边界概念来解释“阶层”。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品味、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阶层的展示和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披上了某种合法性外衣，在社会生活的运作中成为了各阶层相互斗争的重要场域。

譬如，社会高阶级的人群通过穿戴高端华丽的奢侈品、驾驶昂贵的豪华汽车来展示自己的品味(taste)，通过欣赏他们认为高雅的艺术作品（一般常见的有交响乐、歌剧，尽管这些艺术今日早已“飞入平常百姓家”）等来区分别人；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类似现象其实屡见不鲜：譬如，拥有出色舞蹈、歌唱能力的人会走到一起，并会以“我们这样的人很酷”的观念来凝聚彼此区别他人；有相似观念的人会走得更近并刻意与那些观念不合的人保持距离。这种趣味和社群（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在这样的主观的社群认同观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反而更固化，人与人之间隔阂反而更严重。因为“我”更关注自我的利益和特性以及与之相似的东西，任何与之不同的事物都要遭到抹杀。这样既可以带来安全感，还可以带来满足感和优越感，最重要的是，自我和相关社群的利益在这种行为中得到了有力的维护。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抱怨人与人之间难以互相理解， 实则是我们自己亲手筑起了隔阂的高墙：一边抱怨理解不再，一边给隔阂之墙添砖加瓦。我们变得犬儒、胆小，却不愿承认事实。孤独与陌生之感也由此逐渐弥漫开来。

五、“你为什么要反对我？”：当一个人就是一个社群

在后现代生活中，个体主义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果说在前现代和近现代生活中，较大规模的社群生活依然还是社会主流的话，那么在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出于多种原因备受责备，其中就包括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拒斥，不计代价地追求个人的扩张），社群间的互动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之间的互动，一个人甚至半个人就能形成一个社群。当今几乎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聆听。每个人的特质、声音、诉求都不尽相同，那不同的人也可成为独立的、异质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急切的想表达观点，赢得承认，但却发现其他“群体”也是如此。

“群体”声音愈加纷繁复杂，人与人之间谁也不服谁，坚信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代名词，任何有悖于我者的观点都要被否认。为何人类在经过漫长的出走变得更加依赖的今天我们反而会更孤独、更陌生，个体主义的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彼此之间互相争斗、互不承认的现实成为了罪魁祸首：既然你我之间缺少共性，那我们便就此分道扬镳。但矛盾的是，人类社群关系的发展深刻塑造了人类自身的社会属性，人类不可能脱离社会联系而单独存在，没有人可以做新时代的陶渊明。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中，我们一方面抵触和“我”充满着异质性的他者，一方面却又渴望着社会联结，渴望自己能够得到理解与认同。

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带节奏”、“抱团”等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太久没有见到和自己相似的个体了，一旦见到便如同看见了稀世珍宝一般迅速抱团结为社群，以壮大自我并扩大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以这种方式结成的社群之间彼此抵触，观点隔阂更大、边界感更足。互联网上的“饭圈”现象、群体间的互相辱骂诋毁、贬低对方抬高自己均为例子。互相交流与理解基本丧失，“如果你反对我，那我们就没有理解的必要了！”

这种恶劣、严重缺乏理性的社群关系进一步使得社群认同更加主观化。一个人可以讨厌、抵制、侮辱、谩骂任何一个和他观点不合的人，不顾观点不合是否为现实还是其个人想象，也不顾观点不合也依然存在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任由孤独与陌生泛滥，却不愿做任何改善的行动与尝试，到头来也只能用一句“没办法，这个社会就这样”来进行搪塞、自我麻痹与自我欺骗。

六、Shall We Talk？良好社群关系再建构的可能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种社群间的孤独与陌生之感还需要靠我们自己打破。隔阂、差异、对立都是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们不应该被无限放大；社群之间人为、主观建造的边界也可以适当放宽，当我们真正愿意去了解现实情况、愿意放下自己的优越感、愿意降低自我的主体性时，真正健康的沟通与理解或许才能产生。

2001年，中国香港著名歌手陈奕迅发布专辑《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其中主打歌之一《Shall We Talk》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关于如何重建沟通与对话的思考。

填词人林夕在创作《Shall We Talk》时深受焦虑症折磨。他花了十天时间去创作、反复修改，这也成为了他创作时间最久的一首歌——至于最短时间，则是四十五分钟（给许美静写《明知故犯》）。

这首歌从最日常的生活出发，讲述了母子之间的代沟、情侣之间的隔阂，不仅聚焦家庭，更是聚焦感情。每一种人际关系无法正视，不敢与对方袒露心声，最终带着沉重的言语逐渐沉默：小时母亲不理解孩子，只会赚钱和望子成龙，孩子不解母亲苦心，只愿跑得远远的自己玩；长大后孩子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母亲，最后当母亲去世之时空留沉默，追悔莫及；情侣之间只能进行娱乐活动不愿交心，即使是在饭桌上也不愿坦诚相对，不懂得珍惜彼此。林夕借歌词想表达的观点很明确：沉默不是金，与其放任关系变淡、遗憾变多，不如主动敞开心扉，坦诚相待。

在社群生活中，若人们能容忍一些异质、异端，勿坚持社群内的同质性与纯净，便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内在紧张与对外界的敌意。更积极且理想的做法可能是：将社会视为一种人类生态体系，尝试了解异质、异端现象与异端者在此体系及其变迁上的意义，如此可以有助于整个体系的调整与和谐——如同了解病毒在环境生态体系（人类为其一部分）及其变迁上的存在意义，并设法让人类与之共存。

即使在坦诚相对时“牙关开始打震”，也请你一定“别说谎”。“难得可以同座，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除非，“彼此失去了能力触摸”。如果我们到最后失去了构造爱的关系的自信，那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我们作为人的本性，在时代的洪流中被遗弃了。

在我们彼此隔阂时、在我们彼此不愿理解对方时、在我们彼此争斗时......如果我们愿意静一静，好好坐下来，对彼此说一句：“我们聊聊好吗？”(Shall we talk？)或许，相持对峙的隔阂局面就出现转机了呢？这不是要求我们去强行互相理解与认同，而是去认真了解彼此之间的生存合理性。愿大家都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