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作为法人类学田野的平台规则及田野关系建构的路径

来源 | 微信公众号：法律人类学世界

主讲人 | 谢晖，南昌大学、吉首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民间法》主编

导 论

本文源自谢晖教授在“平台规则与民间规范”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民间法与法律人类学”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文稿由中南大学博士生张檥柠整理，广州大学博士生张宇翔第二次校对。

作为法人类学田野的平台规则及田野关系建构的路径

——在“平台规则与民间规范”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民间法与法律人类学”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青年才俊，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与各位青年才俊在云端相聚，参加本次“平台规则与民间规范”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民间法与法律人类学”青年论坛。这是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与《民间法》刊物共同合作主办的第二届青年论坛。首先我要向本次论坛的主办方表达谢意，感谢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这一相当成功的学术交流模式，感谢彭中礼教授所做的大量组织工作。更要衷心感谢在线的各位青年学人将高质量稿件投给本次云端研讨会。正是大家的积极参与，成就了本次云端学术交流。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主要和大家交流两个问题，三个话题：一是平台社会作为民间法研究的新田野；二是田野调研中关系体系形成的路径依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不同路径依赖的利弊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话题：平台社会作为民间法研究的新田野。毋庸置疑，平台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不容回避的前沿场域。大约在十年前，我在中南大学指导研究生的时候，就注意到平台规则对当代社会深刻的塑造力量。因此，我先后指导中南大学、广州大学的学生撰写过四至五篇专门研究平台规则的硕士学位论文。此后，国内多所高校也将平台规则纳入研究视野。我们为何如此关注平台规则？原因在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们已无可奈何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借助平台生存、生活与交往的生态-社会模式。在这样的生存、生活与交往中，人们会明显地发现，平台规则对人的塑造与影响是深刻的、全新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国家法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当然，这样的结论，部分法律同仁或许并不认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我在此只是指出一种事实。需要区分的是：在例外、重大的社会场景中，国家法律显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里，平台规则的实际影响或许是国家法望尘莫及的。

前些年，新浪微博曾聘请十五位（应是不定期聘请）学者，专门为该平台的纠纷处理提供裁判建议和意见。我有幸成为某一时期的十五位裁判建议者之一。在做出相关裁判建议的活动中，深切感受到平台世界不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交往世界，在纠纷解决层面，它也组织得很有效率，有时甚至比法律世界的纠纷处理效率还要高、解决得还要圆满。我也长期关注拼多多这类电商平台，尽管很多人对这个平台评价不高，觉得它卖的东西不太好，但根据我的经验，它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益纠纷处理方面做得非常好。总之，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社会，且平台规则对我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秩序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深刻的影响。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平台社会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生自发地出现的，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他者”。这给法学研究者、尤其法人类学研究者的重要启示是：应把平台世界当作一片田野、当作一个“他者”来开展研究。不仅要挖掘平台生活的表层经验，更要挖掘经验背后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包括平台自身生成的各类规则，也包括用户和消费者在心理层面衍生出来的与平台相关的行为规则，还包括国家针对平台所设定的规制规则。我以为，这是民间规范研究的一个难得的、极其重要的新兴领域。

这里顺带厘清一组概念。不少同仁问我，为什么你总是喜欢使用“民间法”，而不是“习惯法”？事实上，在我的概念框架中，习惯法属于民间法的下位概念，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平台规则这类新型规范，完全可以归入民间法的研究范畴。由此就能明显地分辨出民间法研究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边界，它和传统意义上的习惯法不能等同。平台对于法学学者而言，既是我们每日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他者”的研究田野。我们要走进这个他者、观察这个他者、理解这个他者，从中汲取丰厚的学术养料、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是我要交流的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谈第二个话题：田野调研中“田野关系”的路径依赖。今年国庆期间，我与跨学科学者马麒博士一同赴甘肃开展实地调研。这位学者本科学习法学，硕士学习人类学，博士、博士后深耕民族学与人类学，田野经验十分丰富。我们深入甘肃若干田野，边调研边思考边讨论。其中在方法上收获的一个较大讨论话题是：田野工作中，究竟应如何建构研究者与田野调研的关系？当时我们总结出现实中三种典型的进入田野关系的模式，分别是官家依赖型、熟人依赖型、个人营构型。

第一种，官家依赖型田野关系。现在不少学者开展调研，依靠的是自己某个部门当领导的学生、老乡或战友，借由这样的官方人脉资源进入田野。这种进入田野的方式好不好？不能说不好，它的突出优点是调研成本低廉，但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它使得研究者与“民间”的距离不但没有靠近，反而越来越远。官家给你提供的，尽管有很真实的内容，但又更多是站在官家立场的官家的报表、官家的数字、官家的方案等。研究者也因此会不自觉地站在官家的立场上。这样，就可能缺乏一种在官民之间如何互动的、更深入的实践思考和实践观察。官员陪同下开展的调研，很容易走马观花，研究者很难深入访谈，也很难真正让访谈对象说心里话。正因如此，它和民间的距离会愈加遥远。

第二种，熟人依赖型田野关系。多数研究者展开调研，主要通过托熟人，由熟人再托熟人的方式进入田野。我这一次去往甘南、临夏两个地级城市的乡村地区调研也是如此。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进入田野十分便捷，熟人帮我们提供了很多他们喜闻乐见的材料、忧心忡忡的问题以及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这自然给我们以方便。但短板同样明显：我们可能只在调研中接触到了某一个关系脉络之内的对象和问题，而其他关系脉络当中值得了解的人和问题，或者跟介绍人关系疏远，或者介绍人并未加以重视，不会引荐、介绍。但那些人其本身富有学问、见识和经验、能够对人、对事、对社会的问题娓娓道来，不乏见解。这样的人——因为人们只侧重某一方面的关系网络，就接触不到。运用这种方式进入田野是容易的，但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会以偏概全。举个例子，假如我们要调研宗教议题。大家都知道，很多宗教内部有不同派别，你的熟人往往是某一派别体系中的成员，那么他自然会站在他所在派别的立场介绍熟人关系，叙说相关问题。如果你想通过他进入其他流派、介绍其他流派的成员做深入调研，他可能不但兴致不高，甚至还会惹他生气。

第三种，个人营构型的田野关系。坦白讲，我们法科学生普遍缺少长期扎根现场、独立营构田野中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毅力，也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历史上很多经典的人类学成果，恰恰是依托这种田野关系依赖模式完成的。大家知道，摩尔根出生、成长的村落附近就有多个印第安人部落，各种关系、各种人脉他都熟悉，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写成《古代社会》这部巨著。即使不在部落生活、工作，也能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在田野点构建新的人缘关系。费孝通在大瑶山的调查便是如此；最近报道的中国传媒大学一位博士候选人，就以十年之功，冒着极大危险做缅甸边地电信诈骗的人类学调查。十多年前，我在去往广东的火车上遇到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华南农村的美国学者。他跟我讲：“谢先生，你们中国研究华南农村变革的学者，研究得再好，也很难赶得上我们的研究——不是观点问题，而是扎实程度。”见我表示怀疑，他又说：“我已经在华南农村的调研点待了整整八年，风雨无阻地进行调研。中国学者有几人能在一个地方蹲点进行八年的调研？”他这样一说，折服了我。上述例证表明，人类学调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研究者形成了一种自我营建的田野关系体系。在这样的关系脉络当中，他们写出来的一定是杰作。

下面总括一下三种田野关系依赖模式的利弊，算是今天交流的第三个话题：

官家依赖型的田野关系建构，成本低，但和民间真实社会距离远，容易浮于表面；熟人依赖型的田野关系建构，进场便捷，但容易局限在单一关系脉络，存有以偏概全的风险；个人营构型的田野关系建构，能够实现深入、扎实的研究，但成本高昂，周期漫长，对经费、研究者个人的定力、毅力都有很高要求。

目前，我国的法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已经有不少青年学人在践行第三种——关系营构的调研方式。比如经常参加咱们读书会的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吕艺璇，她前一阵就一个人深入云南边境地区开展田野工作。再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不少博士研究生，也经常深入到乡村地区进行两到三年的调研，不经过调研就不能写论文。我所接触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些年轻朋友，不但有在国内深入田野、自构田野关系网络的经历，而且不少人还把足迹踏向海外，着实让人钦佩！这种田野关系构建模式，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我国田野关系构建的新模式。当然，即便有这样喜人的局面，我们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他们是否真正完成、缔造了自我营构的田野关系？由于这类调研成本高昂、周期长远，没有下长久的功夫，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是不是普通人就能做得出来？进而如何保障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者们不是为了功利考虑，而是为了兴趣和事业考虑而投身于这种耗时费工、收效缓慢的作业中？这也是值得特别思考的大问题。

各位，如上两个话题、三个问题，我就讲这么多。不妨把视角重新拉回本次论坛的主题平台规则上。我们已然身处平台时代、平台社会，这既是充满陌生性的社会，也是我们每天深入其中的社会。面对平台规则，同样需要借鉴田野调研的整套方法，研究平台内部生成的规则、平台规则与其他社会规范的互动，以及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如何交互作用、取长补短、共造秩序等问题。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再次感谢各位青年才俊积极参会，也再次感谢伟臣、顺峰、中礼等各位会议组织者。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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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一竹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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