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会改革成效之我见

学生会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党中央、团中央、全国学联经常提到的热词。《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应该是官方文件中对学生会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精神和具体措施表达最集中的权威文件，也被纳入了全国学联要求全国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组织理论学习的学习内容。文件涉及到理论层面的职能性质，组织层面的结构和工作模式，人事层面的工作人员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学代会上学生会主席团选举的要求，工作制度方面落实团委指导党委领导等各个层面的内容。

不同于仅仅指明大方针和总规划的文件，这份文件对很多具体的制度细则做了明确而且严格的规定。例如，将校会的工作人员（为行文方便，未特殊说明时，本文指的学生会、学生会成员一般指工作人员，而非一般意义上、全体在籍中国学生都包含在内的学生会会员）人数规定在40-60人，院会人数规定在20-30人；又例如，对学生会提出了成绩必须在前百分之三十的要求。本文主要关注我所经历的，这些政策落地和变通的过程。

首先是人数和部门数量的限制。

改革以前，算上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干事），学生会组织的总人数是远远超出院会20-30人、校会40-60人的。院会的人数应该在60多人左右，校会应该会更多，但具体多少我也不敢妄言。学生会也是学生工作系统（也就是学工系统，这里的“学生”不是工作主体的“学生参与”，而是工作对象的“面对学生”）的一部分，而每年整个工作系统都有那么一些工作要做，学生会在其中承担了相当的一部分。在大幅裁员后，再怎么样创新做法，此前的工作无非只有三种处理办法：不办，交给别人办，让现有的人做更多事。

奖学金评定这类工作不办不行，各种活动和专业分享会又确实挺好的，一般我们都不会采取不办活动的方式。让现有的人手做更多事，这对于成绩要求越来越高的学生工作队伍而言，是负担不来的。

交给别人的话，我们会发现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能替代学生会相当部分职能的学生组织。团委的部门人数同样有限，不能大规模扩招；学院的专职老师在学生会履行现有的职能的情况下就已经相当繁忙了，并且举办活动这类需要特定时间较多人手的工作，跟专职老师数量少、职业化的性质不适应；各班班委成员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因而会遇到跟下面所述的志愿者团队一样的困难。

团中央发布的其他文件中给出的应对方法是项目化工作模式，也就是因事招募志愿者，事完人散。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方法在组织活动的这类工作中是很有效果的，目前学生会组织也确实在采取这一做法弥补活动举办时的人手空缺。但一个不稳定、缺乏组织的队伍很难去完成组织内一些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例如权益部的权益账号值班和秘书处的教室管理、账务报销，而这些工作在有限的人手内同样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志愿者队伍不稳定，并非每次活动都能确保在有限的时间里招募到足够的人手，给工作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对事完人散、缺乏稳定组织的志愿者队伍进行分工安排，其沟通交流的成本会远大于相互熟悉、组织稳定的队伍。尤其在活动安排相对密集、工作繁忙度和困难度较高的时期，稳定而有组织的工作队伍是不能被志愿者队伍完全替代的。

在裁员的确有困难的情况下，学院学校党政在文件下发后首先向学生会各个组织的全部工作人员征求意见，了解现有人手经过裁减后，还能够在多大程度应对工作。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应该是：裁员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于是学生会组织进行了如下调整。首先，在实际运行中的学生会组织并没有裁员，跟原来区别不大。

其次，学生会组织重新界定了“工作人员”的范围。

“学生会工作人员”现在仅包括原来所称的主席团、部长、副部长，普通工作人员并不算在学生会正式工作人员内。同时，开设“未来学院”学生骨干培训班。“未来学院”下设学生会各个部门职能组，例如学习部职能组、权益部职能组，原来所称的学生会普通成员在名义上是“未来学院”培训班的学员，并且属于未来学院对应部门职能组，称为“XX学生会XX部未来学院学员”，在参加骨干培训课程的同时，跟原来的学生会普通成员一样履职。并且，原来面向学生会普通成员的功利性激励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未来学院学生会部门职能组学员。另外，骨干培训班不止面对学生会普通成员开办。学生会普通成员经过跟原来一样的学生会招新面试后即可进入“未来学院”职能组，“未来学院”除了学生会各个部门的职能组之外，还包括大一各班的班长团支书。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学院”学生会骨干培训班在学生会组织改革以前也存在，也同样由学生会秘书处主要开办，但这一培训班从前的招生方式是向各个班级和学生会团委组织发放名额，并不是每个学生会成员都能参与的。原来的“未来学院”确实就是一个可选择报名的、补充性的、增光添彩的培训班。现在的“未来学院”是必要的、组织性的，并且同样也在履行原来的培训职能。这也实际上意味着，现在的学生会部门成员，比原来的负担更为繁重：因为除了原来的工作外，未来学院的培训对他们而言不再是有余力则进行的，而是必须的。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政策变通例子。等级结构的讨价还价是存在的。

院校党政在收到改革意见之初，是向我们征求意见之前，透露出的信息是裁员是难免的，希望学生会克服困难。但学生会组织在意见征集表下发之前就明确表达了困难之巨大难以克服，并且由于党政的负责老师和学生会成员之间本就有学生工作之外的师生、朋友的关系，以及学生会的工作的确是巨大而不可替代的，学生会组织的意见得到了党政的重视和理解。

“讨价还价”的三个条件，也就是对话协商渠道、下级实力和上下级信任，在这一政策中是全部存在的。

党政确实希望学生会压缩人手提高工作成绩，学生会也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手指标开展工作，减轻负担。最终形成的安排也很好地体现了政策变通。

首先，这一变通在形式上是遵守了政策原则，并且沿用了政策要求的话语，但在实际上跟原来的政策要求是相反的。

其次，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交织，中央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重新制定，使用了不违背原政策的话语，但实际上并未执行原政策。

而政策变通的条件，也就是上级的信息残缺也是存在的。中华全国学联组织、团中央和党中央对各个高校院校学生会具体执行政策的方式是没有有效的垂直监控手段的，而在经过基层转译之后的话语所产生的数据上，确实达到了政策原文的要求。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原件对学生会提出人数限制的初衷是打击冗员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习气。但在学生会工作人员兼职性和繁重的课业压力的背景下，现实中学生会组织的冗员问题和建立在冗员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习气问题是并不突出的。这些问题的确在少数高校存在，但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这些问题恐怕是社会和部分同学对学生会组织不切实际的想象。中央政策原目的是达到了的，我认为这也是院校党政允许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加以变通的重要原因。

也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部分的严格执行，例如成绩要求。

《改革意见》中将学生会成员的成绩要求限制在年级前百分之三十，而在我所见的范围内，所有的学生会组织对主席团都做了成绩的审核，我也没有见过成绩不达标的主席团成员。学院学生会主席团的成绩审核在程序上相对宽松，只让辅导员老师通过QQ私聊确认成绩是否在年级前百分之三十。

而校会的审核极其严苛，在主席团候选人推荐表中，要求给出精确的年级人数和排名，并提供教务处或学院教学办的证明。由于弘毅学堂不提供排名，我原本麻烦教学办出示了一份证明，说明我的绩点并表示排名在前百分之三十，结果学校学生会和团委仍然没有通过，必须要有具体的排名。使用奖学金综测排名同样不妥，因为综测排名来自于学工系统，而不是成绩排名。因此最终经过专门磋商，我出示了综测排名F2排名数据的证明，并提供了弘毅学堂教学办不提供排名的证明。

学生会成员必须在年级前百分之三十的政策也不是完全严格执行的。的确有学院在主席团成员百分之三十上有所宽松，我所见过的一个学院学生会的主席团选举办法中，加入了“如特别优秀可酌情宽松到百分之五十”的做法，但严格来讲这一做法并不完全合规，同样有相当多学院明确拒绝加入这一表达。

总得来讲，对主席团的要求是很严的。但尽管如此，对主席团竞选结果的公示同样相当谨慎，例如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门口很少有人去看的公告栏上张贴三天，并且不在线上公示，以免出现意外情况。除此之外，院会对于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副职和普通成员的成绩基本没有严格审查。我确实了解很多成绩达不到标准的部门负责人例子。普通成员的成绩审查更是无从谈起，一般普通成员加入只需经过部门自己的面试即可，不需要提交院校做严格审核。这里的宽松不仅仅是在实际层面的宽松，甚至连形式上的审核程序都是缺乏的。

为什么对于主席团的成绩审核如此严格，但对于其他成员的审核却相当宽松呢？我认为这主要受实际情况的制约。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学生工作队伍整体的成绩水平，是院校党政愿意见到，普通同学和学生会成员总体上在愿意和反对中更偏向愿意，至少绝不会强烈反对的。也许学习成绩的排名并不能如政策文件设想的反映一个同学是否恪守学生本分认真对待学习，尤其在弘毅这样竞争激烈的学院。

也许在大学，学习成绩与工作能力谈不上强相关。但必须承认，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更能在同学中信服于人，更能发挥引领和感召的作用。我自己也认为如果没有自己还算不差的学习成绩支撑，我开展工作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其次，对全体学生会成员做百分之三十的“一刀切”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其困难程度连前述的大幅裁员都无法相比。工作能力和学习成绩并不强相关。并且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更愿意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上，而不是学生会工作。而对于大一的同学而言，也根本没有什么排名可言。现在在学生会担负学生会工作的同学中，成绩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十的确实不多，其中还愿意留在学生会积极履职的就更少。

最后，客观地说，在每一个院校学生会组织中找到那么几个人，既能够积极完成学生工作，成绩又不错，能够很好地引领和带动全会的人，是做得到的。也许选择其他的成绩不那么突出，而有更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同学同样可以，甚至能做得更好，但至少选择能够达到成绩标准的同学，也一般不会差太多。并且院校学生会组织的主席团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必然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所谓“曝光度”，得到关注度所带来的监督的大部分。因此，在全体成员和主要部门负责人的政策执行绝无可能，而最容易受到监督的那部分的执行没有太大风险和困难的情况下，对百分之三十的成绩要求这一政策的执行就呈现出宽严对比鲜明的特点。

在学生会改革政策落地的实践中，我看到了公共政策落地的具体方式，和落地过程中影响颇深的那些因素，例如各方的动机和各方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些政策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作为政策的转译和“再制定”过程主体的院校党政这一角色。

一方面，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执行积极性，在执行不会有太大困难时会积极落实相关要求。而另一方面，他们对学生工作的实际困难也表现出相当的了解、理解。在我的认识中，院校党政既不会在形式上违背中央文件的政策，也不会在实际上采取违背实际情况的做法。与院校党政相比，学生会自身的独立性要小很多。

一个原因是我们确实还只是学生，在阅历上和老师们有相当的差距；另一个原因是学生会自身可以调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工作的开展基本上离不开院校党政的积极支持；还有一个原因是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各个部门负责人和主席团，在上任之初都是第一次履职，而院校党政已经对接过很多届学生会，对工作的了解甚至有时候超过我们；并且，大多数院校党政是能够积极理解、帮助学生会工作的，这一情况下学生会对独立性并没有很强烈的需求。

全国各地各个高校各个学生会组织的情况是参差不齐的。即使社会上和同学们之间有对学生会略有偏颇的认识，从大局来看，学生会不对社会、党和国家的关切加以回应也不甚恰当。在竞争日益激烈、内卷确实存在的背景下，在确实有学生会组织存在相当问题的情况下，在社会、同学、党和国家的期待下，在大政方针下，在各种存在内在张力的要求之下，学生会的任何具体做法，都会存在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困难，我觉得不能简单归咎于具体的措施或者政策。社会运行本来就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不对政策的落地做评价。只是将这些经历和我的思考，如实地，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