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鹰转向？卡拉加诺夫：俄要第二次东转！绍伊古：迁都西伯利亚

俄罗斯国徽是一个“双头鹰”的形象——两只头，向哪转？这还真的不只是一个形象的问题！

如今，一场深陷泥潭已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令曾四度要求加入北约的俄罗斯，曾经想要融入欧洲的旧梦似乎正在破灭。

比如，持此观点的最激进代表性人物——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卡拉加诺夫，他在2026年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如此称：

“过去300年来，俄罗斯人习惯把自己当欧洲人，但如今从道德角度看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看是愚蠢的”。

卡拉加诺夫因此提出了俄国要“第二次向东转”的观点，他称：俄国应将精神、经济与政治重心同步移向西伯利亚和亚洲，并开始认为俄罗斯在本质上，应是欧亚国家乃至亚洲国家。

其实，像曾高居俄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其关于俄国应由西向东转的建议，显得更为具体直接——他认为：不如将俄国首都移至东方的西伯利亚，先从物理意义上，标志性地展现出朝东方转向的决心与行动力。

但仍不难看出，这些俄国“东转”的论调，目前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声音中，国家层面的激进表达或行动并未与之同步。

明眼人都能看出，现在俄国人所谓“向东转”的高调声音，更多是迫于现实的压力——那就是因“俄乌战争”的发生，导致西方国家——特别是近邻的欧洲国家对于俄国的切割、敌对、封锁与制裁所致。

无论是油气等资源的交易方向上，还是金融的互通有无上，以及所谓追求多极化的战略布局上，确实俄国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逼仄环境下，经济上的“东转”事实，已在当下的战时达到了极致化水平。

在寻求外部生存环境、维持国家形象等方面，被欧洲拒之门外的俄罗斯也确实在向东亚和东南亚更多地转向——但主因仍是被逼之下的无奈之举。

可是，真正决心将国家的经济、城市、人口、教育、文化向东转方面，实质上并无太多举动——即使真的想慢慢有所为，但现实环境却很难令其一蹴而就。

世人皆知的原因，就是西伯利亚的气候、土壤等环境——人口少、难以宜居，才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物理原因。

另外，应该说同样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俄罗斯人骨子里的种族、文化之根的认同性——在俄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精神肌理里，绝大部分人仍认为他们是传统的欧洲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俄罗斯的主要历史之路：

俄罗斯的兴起之地，本就在欧洲，首都莫斯科亦在于此，四分之三的人口在欧洲，宗教也是基督教分支的东正教，除了苏联时期之外，历史文化与思想渊源都是欧洲的文化底蕴。

当然，这并不代表其与欧洲文化完全一致，事实上，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敬而远之，从始至终都存在。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让俄罗斯民族皈依基督教，但是，他并未选择罗马教廷，而是倒向了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

从此，其与西欧互视为“宗教上的异端”，也就此埋下了千年难合的重大裂痕。

像后来，天主教波罗地海十字军骑士的讨俄伐异战争，因此成就了俄国人获胜的“冰湖之战”。

而当蒙古铁骑统治俄族240年期间，俄国与欧洲的差距也开始不断拉大——此时的欧洲正兴起文艺复兴、大航海、全球贸易与殖民活动，像火炮与冶金技术等文明进步下，推动人类翻天覆地变化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不断兴起。

可俄罗斯却“完美”地错过了这一人类革命的大时代。欧洲开始在思想、制度、文化上，走向了限制国王权力的民主思维。

而此时在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统治影响下，俄国却深受源于东方的高效集权统治术的影响，且是熏陶至今、深入骨髓。

这些历史、思想、文化、制度上变迁的不同走向，也是造成俄罗斯与欧洲矛盾的一大深层次原因。

加之俄国天然地因欧洲部分一马平川，易攻难守之下的不安全感，造就了其占有土地以扩大战略缓冲的思维，似乎是走向根深蒂固。

这从“俄国国师”“普京大脑”——亚历山大-杜金所谓的“肢解中国论”上，以及如今攻打乌克兰的借口上，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所以，历史上，就有了1814年俄军开进巴黎——从此“欧洲宪兵”之谓形成，这也是让欧洲开始感觉后怕的原因。

不过，感知到被甩下很远的俄罗斯，也曾努力学习欧洲、以之为师——比如，当年彼得大帝亲自跑到荷兰造船厂当学徒。回国后，他强制一切皆学欧洲，甚至将首都迁到邻近欧洲的圣彼得堡。

但有一点上，彼得大帝是绝不学欧洲制度，更不学其思想——那就是“沙皇与专制”，是其拼命保留的“命根子”。

到了苏联时期，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上，双方更是完全反向，甚至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

当然，在二战时，也曾一度出现过俄罗斯与美英法并肩作战的短暂蜜月期。

但二战刚一结束，1946年丘吉尔就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苏联就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此又成死敌。

在苏联解体后，以休克疗法操盘，想要再次重回欧洲和西方的俄国人，甚至前后四度提出过想加入北约，但现实却是：欧洲仍将其拒之门外。

“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或许更能真实和现实地说明欧洲不愿接纳俄国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仍是“怕”字当头！

庞大体量的俄国，有着“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之谓，有世界上有着最大的战略纵深国土，还有着貌似制度在西向，但本质上，却仍是威权传统的国家体系，令其依然与欧美代表的西方制度有着深层次的隔阂与对立。

另有重要一点，就是俄国人对于土地无止境的欲望——这可以从普帝不久前所言“俄兵所至，皆为我土”的表达上，也似乎可以得到相应的旁证。

不被欧洲接纳，且面临着与整个西方与之为敌的现实之下，如今，俄国人选择从西向东的转向，似乎就有了被迫之感下的现实需要。

但这更多是一种临时性救济的紧迫感，虽有此转向的大方向在酝酿，但目前来看，也更多仍是一种动力不足、难以为继的慢性追求。

从过往的“欧洲国家”，到现在的“欧亚主义”，俄国人的这种国家叙事转向，当然有着现实催发的“身份话语”考量：

即面对西方的“爱理不理”，更囿于俄乌战争的现实打击，其认为不能再甘当欧洲文明的边缘看客，而要以所谓“文明国家”的名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且独立一极。

只是，向东转的选择方向，未来之路仍然漫漫——气候、人口、国土之上依附的城市、经济、科技等短板，也是非常明显，且绝非一日之功。

而一个GDP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俄国，现在主要精力仍是在应对越陷越深的俄乌战争上，又有多少实力行动于向东转呢？

想要“东边日出”，却有“西边下雨”的深度掣肘，所以，所谓“东转”之说，也仍主要止于经贸层面，根本性的向东全面转向，仍显得遥遥无期和多止于嘴上……

当然，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位传统上的欧洲国家真正转变为“东方国家”，这对于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又会预示着什么：一直顺风顺水的合作？还是不会产生新的抵牾？

丘吉尔还有一句名言：“我无法向你们预测俄国的行为——它是个包在谜团里的谜中之谜。”

则到了那时，又该如何看待这个“瘦死骆驼也比马大”的“双头鹰”呢？——或许那就不只是欧洲一家过虑和担心的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