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并不是一场正义的审判，理由有三个

东京审判结束快八十年了，围绕它的争论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时不时被重新点燃。

日本国内围绕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那个老问题再推上台面：由战胜国主导的审判，到底能不能等同于正义？

日本方面质疑东京审判的理由，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三个方向：法律依据站不站得住，责任分配公不公平，战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动作是否意味着审判已被动摇。

这三个理由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但如果把“存在争议”直接等同于“审判不成立”，中间还隔着相当长的一段论证距离。我更关心的，是这三个理由各自能推到哪一步，又在哪里必须停下来。

东京审判最常被援引的法律质疑，来自印度法官帕尔。他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一名法官中唯一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的人。

帕尔的核心论点包括：法庭对“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行使管辖权，属于适用“事后法”，违背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应当承担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国际法当时对“侵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也就谈不上构成犯罪。

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他长达千余页的个人意见书中，日本右翼至今仍将其作为否定东京审判的重要论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将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纳入审理范围。

从实体法角度看，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禁止缔约国以武力解决争端，这为追究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个人责任提供了可援引的法律依据。

日本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国际司法程序的角度看，这也构成了接受审判管辖的前提条件。

帕尔的异议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恰恰说明东京审判的法律适用确实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事后法的争议、个人责任与民族行为之间的张力，在国际法上至今仍有讨论余地。但“有争议”和“整个审判因此非法”是两回事。

一名法官的反对意见，在法律程序中本来就是被允许存在的，它的存在证明的是审判内部有不同声音，而不是审判本身丧失了合法性。把帕尔的个人意见放大为“东京审判在法律上根本不成立”的结论，这一步跨得太大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辩护团在开庭当日提出的动议，与帕尔的观点高度相似，帕尔意见书的某些论证路径并非凭空出现。将一份个人异议塑造成否定整场审判的“权威依据”，在论证上是不够诚实的。

第二个理由更直观：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以绞刑，昭和天皇却没有站上被告席。如果最高决策体系中的天皇安然无事，那么被追究的人是否只是在替一个更大的责任结构“顶包”？

昭和天皇确实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政府出于占领治理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起诉天皇的选项。

1945年9月，麦克阿瑟与裕仁会面后，美国方面逐步确立了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的政策方向。

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提出过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有的要求将其列为战犯审讯，但美国在审判的组织和被告名单确定上握有主导权，最终没有将天皇纳入追诉范围。

围绕天皇免责，后来还出现了涉及731部队资料交易的幕后安排，日本方面以交出细菌战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了美方不追究天皇及细菌战负责人的默契。

天皇未被起诉，确实是东京审判最显眼的责任缺口之一。这个缺口的性质，与其说是“证据不足”，不如说是政治选择的结果。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自动导出“东条英机等人是无辜替身”的结论。刑事责任要看具体行为、参与程度和证据链。

一个人被定罪，依据的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另一个人为什么没有被追究。反过来，天皇没有被追究，也不能成为回避日本战争决策体系整体责任的借口。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司法追责与占领治理发生冲突时，为什么政治考量占了上风，这种取舍又如何塑造了日本战后对战争责任的理解方式。这个问题比“替身论”更有分析价值，也更难用一句口号打发。

第三个理由来自日本国内的政治动作。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主权，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围绕战犯释放、减刑和名誉恢复的政治诉求。

在一些质疑者看来，这些动作说明日本社会从来没有真正接受东京审判，甚至意味着甲级战犯的法律认定已经被日方“取消”了。

1953年8月3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对战争犯罪受刑者赦免的决议》，此后陆续释放了仍在服刑的十三名甲级战犯。1958年4月7日，十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获得减刑，刑期被视为“满了”。

靖国神社方面，1966年厚生省曾向靖国神社提供包含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但合祀并未立即实现；直到1978年10月，新任宫司松平永芳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将十四名甲级战犯秘密合祀。

但另一个法律事实同样不能跳过。《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盟国军事法庭的判决，并对刑罚的执行、减刑和假释作出安排。

日本政府在条约中作出的这一承诺，构成了它在国际法上接受东京审判结果的国家立场。

日本国内围绕战犯释放的政治运动，确实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复杂态度。

有民意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审判“虽无正当性，但既然战败就只能接受”，而明确认同其为“正当审判”的比例并不高。

这种心态本身就值得注意：它更多是一种基于战败现实的被动接受，而不是对审判法理的自愿认同。

但“社会心态上的保留”和“法律上推翻审判”是两个层面，把1953年的决议解读为日本国会已经正式否定甲级战犯的法律认定，超出了材料能够支持的范围。

靖国神社1978年的秘密合祀，更是神社单方面的行为，与国会决议、政府立场之间不能画等号。把政治动作、民间情绪和法律结论混在一起，是这类讨论中最常见的一步跳。

三个理由，各有各的分量。帕尔的异议提醒人们，东京审判的法律适用并非无懈可击，事后法和个人责任的争论至今仍有学术讨论的空间。

天皇未被起诉，说明战后追责从一开始就受到占领政治和战略利益的深刻塑造，这个缺口是真实存在的。日本国内围绕战犯释放和靖国神社的动作，也确实反映出审判结果在日本社会并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同。

但这些事实放在一起，能推出的结论是有限的。它们证明东京审判有局限、有政治烙印、有未被追责的角落，却不能直接证明“审判完全不合法”，更不能证明已经被证据支持的战争责任可以一笔勾销。

法律争议归法律争议，政治选择归政治选择，社会情绪归社会情绪，三者可以互相解释，但不能互相替代。

对东京审判的讨论，如果最终滑向“因为审判有瑕疵，所以侵略责任也不成立”，那就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用争议做挡箭牌。

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态度，是承认审判的不完美，同时坚持责任判断最终要回到具体行为、证据和法律依据本身。这比任何一方的口号都更难，但也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