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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陈思诚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极尽真实”的核心要求,制片人胡婧则提出《神探》的制作必须得“经得起时代亲历者的审视”。人物造型、城市环境乃至刑侦器具,都需按照四个年代准备;庞大的工作清单,最初几令主创们“崩溃”。
作者:矜语
编辑:倪兰
版式: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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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胡婧
“晓飞,这戏咱还拍吗?”
当《神探之痕迹》的剧本被梳理出近110个场景时,导演陈思诚曾这样向美术指导马晓飞打趣。
“得拍呀!”马晓飞和制片人胡婧不约而同应声,接下了这场挑战。
相比团队前作《解密》中充满写意色彩的梦境,《神探之痕迹》追求的是更为扎实的现实质感。
从受害者脸上留下的牙痕,到搏斗中断裂的一片指甲,再到爆炸后散落的残骸,片中破案的关键往往藏在微小的物证里。四起案件串联起四十余年的刑侦发展,将刑事技术工作者漫长而细致的职业生涯搬上大银幕。
也正因此,银幕之外,制作团队面临着极为繁琐的考验:为还原上世纪70年代的街巷,剧组协调改造80多户老房屋及街道;一块一闪而过的受害者资料板,需要筛选11位演员进行两天的特效化妆拍摄;一场90年代的公交车爆炸,则提前准备了两个月,制作了两辆特道车辆,车辆外观与戏用公交车一致,可正常行驶且支持爆破。
有意思的是,制作越费尽心力,越要让观众察觉不到背后的工作量,一切仿佛原本就“捕捉”于那个年代。
难题如何一一破解,如何在有限周期内做好取舍,又不牺牲创作对真实的追求?黑白文娱近日对话制片人胡婧,听她复盘《神探之痕迹》镜头之外的制作考验。
把困难留在镜头之外
《神探之痕迹》的硬核实操记录
胡婧回忆,面对《神探之痕迹》庞大的场景清单,大家最初都“几近崩溃”。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以张译饰演的崔寻为核心,通过1971年的牙痕鉴定、1983年的指甲同一认定、19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与2016年的白银案追查,串联起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跨越四十余年的追凶历程。
这也就意味着,人物造型、城市环境乃至刑侦器具,都需按照四个年代准备。
导演陈思诚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极尽真实”的核心要求,胡婧也形成了自己的关键制作标准:《神探》必须得经得起时代亲历者的审视。在一场幕后分享的直播交流中,就有影评人特别提到70年代角色身上的雨衣,正是他儿时穿过的款式,就连材质都唤起了熟悉的记忆。越是寻常之物,越容易让亲历者辨出真伪,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只针对服装、道具,更延伸到了人物所处的每一个空间。
于剧组而言,第一步的挑战便是取景地。时至今日,即便许多城市的老建筑尚存,但也多添上了现代设施,没有一地可以完整满足全部需求,剧组更是先后前往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吉林、武汉、襄阳、宜昌等地反复勘景。
此前经历过《解密》11次拍摄转场的胡婧,这次坚决要在制作端“做减法”。与此同时导演还提出了一个“奢侈”的要求——“相对顺拍”,面对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陈思诚希望演员能够循着人物的生命历程演绎角色。
为兼顾两种考量,团队最终将现代戏与70年代案件放在哈尔滨,80、90年代主要集中于襄阳,武汉补充少量外景,尽可能让同一年代的戏份在同一城市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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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如何让每一个建筑空间能够承载更多的戏份,将大量场景进行选址上的合并,也成了美术组较为关键的课题。
比如,为了还原70年代的公安办公环境,剧组在哈尔滨找到了一处颇具年代感的半废弃老建筑。置景部门花费两个月的时间进行改造和修缮,不仅打造出片中的“省厅”,还将部分内景改造成崔寻的家。通过对同一楼体的充分利用,在保证年代质感的同时,也尽可能减少了转场带来的时间与成本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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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交车爆炸案,美术部门也采用了类似的整合方式:原来剧本中分散在不同地点的“物证存放棚”、“模拟公交车区域”以及专家会议的“会议室”,被集中进一座数万平方米的仓库。当然,该场景虽然减少了转场,却也提高了大规模夜戏的布景、布灯与演员表演调度的难度。
相比而言,内景的改造与修缮还算是相对可控的;至于真实街巷的改造与还原,则有另一番复杂琐碎的难题。
让胡婧印象深刻的是,为拍摄70年代案发现场及罪犯跟踪受害人的戏份,剧组在哈尔滨改造了80多户房屋。部分房屋早已是闲置荒废状态,有的院子里甚至是荒草比人高;制片组只能想尽办法挨家挨户联系房主协调,再进行逐户翻修和改造。而“松江干校”里的猪圈,更是置景部门专门搭建的。作为地道黑龙江人的道具师提醒,当年东北农村更为常见的是黑猪,为此剧组选购了该品种,并在开拍前近一个月就将其养在了搭好的猪圈里。当时胡婧还拍下视频发给导演,调侃道:“该区域演员已经先就位,开始体验生活、熟悉环境了。”
即便如此,有些问题依然是做足了预案也难以防备的:比如,难以控制的天气。
襄阳当地年代感十足的“大三线”时期老建筑,都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防水系统早已老化,偏偏筹备及拍摄期阴雨不断,布置好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被雨水浸泡。制片组只得协调专业工程队,为多处老屋反复做防水修护,剧组也因此多出一笔额外的工程开销。回想起那段日子,胡婧笑称自己不像是来拍电影的,倒像是来“搞维修”的。
事实上,这些真实还原的场景只是第一道关卡,到了真正聚焦的“破案环节”,又是一重韧劲考验。
所有微观物证的准备工作,都极磨耐心。拍摄中一涉及刑事技术专业向的操作,进度就会慢下来,因为所有的操作流程都极其复杂,结合探针镜头的拍摄难度更会加大。牙痕案需要完整呈现取样、拍照、洗印、制作牙模、咬痕比对;指甲案为拍摄上万份样本,发动全组几百人收集仍远远不够,最后只能通过药材采购渠道,才凑齐上万片的真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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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交车爆炸的拍摄,则考验多部门的极限协作。
导演为这场戏精心设计了十几组高难度分镜,涉及行进间爆破、车辆碰撞和多视角拍摄。针对这一单场戏,剧组专门增设爆破、飞车特技、动作及特殊道具部门,并提前两个多月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其间,飞车组拿着汽车模型反复推演车辆运动与爆炸轨迹,摄影组根据分镜与模拟严谨拆分机位,确保不同机位的镜头能够在同一次爆破中完成。实拍时同时动用六组摄影机,覆盖航拍、路面及车内等视角。整个桥面是剧组在空地上搭建而成的,爆破车辆以道具部门选定的戏用公交车为原型,纯手工复刻制作,具备行驶功能。
在第一次的“爆炸案”拍摄方案讨论会上,动作指导便向胡婧摸底:“你能让我炸几条?”
她当然希望一次成功,可是多部门协同只要有一个动作没合上,整条镜头就会作废;而每多备一次爆破,预算都会成倍增加。但“剧组最忌讳不确定”。
胡婧拍板制作了两辆特道公交车,为拍摄留出第二条的机会。拍摄前大家都屏息凝神,万分紧张,没想到第一条便顺利完成。那一刻,监视器的帐篷里甚至传出了欢呼。而这都来自各部门两个多月的协作、反复推演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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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考据到人物诠释,为了更强的写实张力
为了让专业技术自然融入叙事,《神探》的准备事实上早在剧本前便已开始。
胡婧透露,编剧团队曾在哈尔滨实地采风两个多月,与崔道植老师、纪实文学原著作者冯锐老师和一线刑侦人员深入交流。影片中呈现的不同年代现场勘查的工具,取样、检验方法等的升级,均来自专业人士的指导。
拍摄期间,公安部与黑龙江省厅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与设备支持。指甲案里那台大型老式显微镜,便是当年留存的真实器材。
同时,张译老师也多次拜访崔道植老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并提前进组跟刑事技术顾问学习操作各种专业仪器。马丽老师饰演的法医黄仁德则有两名随组法医顾问全程指导;两位顾问还曾拿着剪刀和针线,借助布偶操作演示完整的解剖流程与缝合技法。
片中,与沉静的崔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风风火火的王卫国,两人之间的摩擦始终由黄法医进行调和。在胡婧看来,这种人物关系既源于不同工种的职业特性,也离不开演员之间的默契。张译、马丽、陈明昊这组“铁三角”早在剧本完成之初便已确定,也因相互曾经有过合作,彼此有着表演上的默契,为现场的即兴发挥留下了空间。
牙痕实验中,王卫国面对怼到脸上的牙模忍不住嘟囔“跟媳妇儿咋交代呀?”;指甲案里,崔寻找他帮忙收样本,黄法医在旁催促“你帮不帮给句痛快话呗,咋这么磨叽呢?”。诸如此类的即兴斗嘴,让常年并肩作战的三人也更有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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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铁三角”演员的水到渠成,几名犯罪嫌疑人的选角则经历了更漫长的筛选。
与胡婧合作多年的选角团队常笑称,为她做一部戏的工作量顶得上别人三部。四个案件、五名“嫌疑人”,全部需经过多轮试妆或试戏,每个角色都是从至少五名候选人中筛选而出。导演看重的不只是外形,更是演员能否呈现人物隐藏的一面。
陈飞宇饰演的马朝阳便是典型。这个角色初看阳光清爽又乖巧,后半段却突然显露出暴烈恶魔的一面。有的候选人外形符合前半段,却撑不起后半段反转的狠劲;而有的候选人,表演虽能胜任,然气质中却又少了一丝复杂性。陈飞宇既不是第一个试戏的,也不是最后一个;但试戏当天看到他的反差表现后,胡婧的内心便笃定未来观众会认识到一个全然不同的陈飞宇。
其他“嫌疑人”角色的筛选同样如此。宇文秋实试戏时先按个人理解演了一遍,再根据导演的引导反复尝试那个极具病态的笑容,从而一步步摸索角色令人毛骨悚然的气质。
公交车爆炸案中的曹青自认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家,于是试戏时便让候选演员现场朗读那首诗。在众多人选中相对确定孙宁更为适合曹青后,剧组又找回多位邹刚力的备选演员与他搭戏,比对着看不同组合带来的同谋共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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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这些细致追求完整汇流,最终支撑起了这一场在案件张力与人物生命历程之间深入探索的个性创作。
当然,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与时代变迁被浓缩进一部电影,有些故事注定无法得到充分展开。片尾《神探之弹道》的彩蛋,便将视线引向了这几十年间尚未被讲述的另一面。
胡婧透露,系列化是项目早期陈思诚导演就有的构想。他认为,单是一部电影不足以展现崔道植本人丰富的职业经历。第一部聚焦的是痕迹鉴定,而崔道植在弹道领域的成就更具威望,他曾参与的白宝山案等真实案件,也为后续的影片创作留下了值得挖掘的空间。
从《解密》到《神探之痕迹》,胡婧与陈思诚导演及主创团队逐渐建立起更深的默契,但面对不同的创作题材,依然需要寻找新的实现方式。对她而言,制片工作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在现实条件与创作诉求之间不断寻找解法,让观众不必察觉制作的艰难,而是自然地走进故事、相信其中的人物与命运。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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