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截止前，内塔尼亚胡电话怒吼：哈雷迪选民疯了吗？我们会死的

投票截止前一个半小时，内塔尼亚胡拨通哈雷迪社群信息热线，追问选民为什么还不出来投票。

录音里他情绪失控，质问对方“是不是疯了”，反复说“我们会死的”。

这通电话为什么这么急？

哈雷迪选民为什么不配合？

背后是征兵豁免承诺一再落空，社群对政府的愤怒积压已久。

2026年10月27日，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投票日。

这是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个国家第一次走到票箱前。

投票率最终定格在77.7%，是199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

不少票站前排着长队，气氛看上去比前几届都要热。

可热归热，等全部票箱清点完毕，局面却像一局谁也没能将军的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拿下26席，仍是议会第一大党；

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率领的中间派正直党拿到21席，紧随其后。

放到阵营层面，右翼阵营合计53席，反对派阵营48席，另有19席握在阿拉伯裔政党手中。

组阁门槛是61席，谁都没能跨过去。

席位数字是冷冰冰的，但投票日当天发生的两幕，比任何一张计票表都更能说明这场选举的底色。

同一片天空下，一个政治新人被支持者团团围住，一个执政多年的老将却在电话里失了分寸。

投票日当天上午，海滨城市赫兹利亚的一处投票站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等埃森科特带着家人走下车，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人举着手机往前凑，有人喊出“下一位总理”，安保被挤到了一边。

一个投票站门口，硬是有了几分粉丝见面会的气氛。

这种人气不是凭空来的。

埃森科特的儿子加尔·梅尔·埃森科特在加沙北部的战斗中阵亡，年仅25岁；

就在加尔阵亡的第二天，他的一个侄子也在加沙战死，一年多以后，第二个侄子同样没能回来。

一个亲手把亲人送上战场、又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没能回来的人，站在选民面前说这个国家需要换一条路，分量和只靠竞选口号的人不一样。

他2025年9月才正式组建正直党，到投票日不过一年出头，却在多数民调中追平甚至反超了利库德集团。

这种速度，靠的不是老牌政党的组织机器，而是他身上那种“代价已经付过了”的可信度，一个被战争伤透了的军人，反而成了最劝人放下恐惧去投票的那一个。

埃森科特还公开点破了内塔尼亚胡惯用的选前套路：

一会儿说阿拉伯选民要“成群结队”去投票，一会儿放出安全威胁的模拟画面，核心逻辑只有一个，先让选民慌起来，再让恐惧替自己拉票。

新华社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投票日当天，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以“阿拉伯裔政党将会得势”为由鼓动支持者出门投票，投票率被拉高的同时，利库德集团拿到的席位也超过了选前预期。

埃森科特的回应很朴素：越有人想让你怕，越要走进去把票投了。

这话从一个失去儿子的人嘴里说出来，和从一个职业政客嘴里说出来，听到耳朵里的重量完全不同。

就在埃森科特被支持者簇拥的同一个下午，内塔尼亚胡那边传出了一段后来被以色列新闻网曝光的通话录音。

投票截止前大约一个半小时，他拨通了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社群信息热线负责人伊切·扎洛夫斯基的电话，追问哈雷迪选民为什么还没有大规模出门投票。

录音里，内塔尼亚胡的情绪很快压不住了，声音越来越高，质问这些人“是不是疯了”，反复说“我们会死的”。

扎洛夫斯基在电话那头提醒他，社群对政府积压的愤怒不是一通电话能化解的——过去几年关于征兵的承诺一直在落空，人们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兑现。

内塔尼亚胡最后问了一句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得到的回答并不乐观，通话草草收场。

这通电话之所以刺耳，不只是因为语气。

它把一个埋了很久的裂口翻到了台面上。

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在国家生活里的分量极重，但极端正统派群体长期享有事实上的兵役豁免。

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后，世俗民众对“一部分人上战场、另一部分人永远留在经学院”的不满迅速升温。

2024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已经裁定，极端正统派男性必须被纳入征兵范围，并下令停止向拒绝服役者的经学院提供国家资金。

到了2026年7月14日，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以58票对54票通过了一项法律，暂停对逃避兵役的哈雷迪男子实施逮捕和起诉，给这个群体一个直到2027年1月底的“豁免窗口”。

法案通过的速度很快，但最高法院的反应更快：

法院就发出临时命令冻结了这项法律；

到9月3日，九名法官一致裁定该法违宪，理由很明确，它只保护哈雷迪逃避兵役者不被逮捕，却对其他逃避兵役的人继续执行逮捕，这构成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内塔尼亚胡夹在中间的处境，在这条时间线里看得清清楚楚。

他需要哈雷迪政党的席位来维持右翼阵营的多数，所以推动豁免立法；可最高法院和世俗选民不答应，所以豁免始终落不了地。

两头都想应付，到头来两头都没有拿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哈雷迪社群手里没有全面豁免，投票箱前自然也就少了那份配合的意愿。

那通电话里的怒吼，与其说是对某个社群“不听话”的愤怒，不如说是一个在两条战线之间来回腾挪、最后发现哪条线都没有站稳的人，在截止时刻的本能反应。

全部票箱清点完毕后，局面清晰地摆在那里：没有一方拿到61席。

接下来才是真正耗神的阶段。

按照以色列法律和政治惯例，总统在与各党派协商后，会授权最有可能组阁的议员先行尝试。

内塔尼亚胡手里有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理论上仍有优先尝试的资格；

埃森科特那边则握着一个算术上的可能性，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合计席位多于右翼阵营，只要阿拉伯裔政党愿意从外部提供支持，一个“少数派政府”并非天方夜谭。

可“算术多数”和“政治多数”从来是两件事。

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排除了与阿拉伯裔政党联合组阁的可能，埃森科特的一些盟友同样对正式依赖阿拉伯裔政党持保留态度。

反对派内部在安全政策、司法改革以及如何对待阿拉伯政党的支持等问题上分歧不小，把这些立场各异的力量捏成一个能运转的政府，难度不亚于再打一场选战。

外部变量也掺和了进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前十天公开为内塔尼亚胡背书，称其为“伟大的战士总理”，表示“完全且彻底支持”他连任。

埃森科特的回应不卑不亢：他钦佩特朗普，但以色列的领导人只能由以色列人选。

投票日前大约两周，中国外交部长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应约会见了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以方在会面中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愿以2027年中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进科技、投资和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无论组阁谈判最终把谁推上总理之位，中以关系里那些长期起作用的压舱石，并不会因为一次选举的结果而轻易移位。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2019年4月到2022年11月，以色列曾在不到四年里举行了五次议会选举，其中两次选后都因为组阁失败而不得不重新投票。

眼下的局面和那段僵局有结构上的相似之处，阵营之间咬得太紧，谁也不肯先松口。

如果组阁尝试连续失败，以色列并非没有可能再次走到投票站前。

同一个投票日，一边是被支持者围住的新面孔，一边是在电话里失了分寸的老将；一个用失去亲人的代价劝人放下恐惧，一个在截止前一刻还想用恐惧把人拉回来。

票数已经数完了，但以色列社会那道关于谁承担、谁豁免、谁被信任的账，还远没有结清。

组阁谈判会给出下一个答案，而真正需要时间的，是让那本账上的数字变得让人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