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柴荣生：千里送信上油山

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柴荣生

千里送信上油山

柴荣生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原红7军团19师48团1营2连驻在城外的泥沟，担负保卫总部电台的部分任务。没多久，传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说是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又指挥红军了，干部战士都非常高兴。大约20日深夜，我从睡梦中被唤醒，走出门，就见营长陪着一位不认识的首长在门外站着。经营长介绍，才知道首长是中革军委办公室的。

“有什么任务吗？”我急忙问营长，刚才的睡意一扫而光。营长没开口，首长问我：“你是柴荣生吗？”“是。”我答道。他上前低声说：“党中央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说着拿出一封信。没容我细看，他接着说：“中央派你带一个排，把信尽早送到粤赣边油山地区项英、陈毅同志手里。”

听说让我送信回苏区，不跟随部队长征了，心里真是有点不痛快。首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十分严肃地说：“柴荣生同志，现在中央和江西苏区中断了联系，这封信关系到苏区党和红军的命运，就是牺牲了性命，也一定要送到项、陈二位同志手中。信送到后，你们就随项、陈行动。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听到这里，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感到责任重大。接着，他又向我交代了敌情和大致的行军路线。营长再三叮嘱：遇上敌人，只可避开，不可硬拼，要尽量走僻静的小路。最后，营长问我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只是希望能调点好枪给我们。”营长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

回到排里，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天还没亮，我却一点也不想睡了。我从衣袋里取出那封信，凑在油灯下仔细地看。信挺厚，长约二十多公分，宽约十几公分。信封是用牛皮纸制的，左上角写着“绝密”二字，正面只写有“项英、陈毅同志收”，两头牢牢地密封了口。打量着信封，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陈毅同志的身影。长征前，我在红七军团十军军部电台任报务员，曾多次见过他。他那潇洒的英姿，风趣的谈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猜选中我来送信，一是因为我认识陈毅，二是我会发报，也能修理电台。也许苏区的电台坏了，或者报务员牺牲了，我去可以接替报务工作。正想着，不觉东方泛起鱼肚白，远远近近传来阵阵起床号悠长的号音。就要执行这艰难的使命了，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

吃过早饭，我向全排简要地传达了任务，调整了人员，大家迅速地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全排26人都穿上了国民党军装，一色新枪，还配了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提花机关，带足了子弹和手榴弹：我把信包在牛皮里，又裹了三四层油布，用细绳扎牢，贴身藏在胸口。我郑重地在队前宣布：如果我牺牲了，依次由三个班长接替保管，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把信送到，在任何情况下，信都不能落到敌人手中。同志们坚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随后，我们由向导带路出发了。

这时，中央红军大部人正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朝北向赤水、土城等地开进。我们按照预定的路线，由遵义向南，往贵阳方向和大部队背道而行。贵阳至遵义的路上，到处都是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中央军、黔军，也有川军，混杂着一队队朝遵义涌去。我们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夹杂在其间，根本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跟着向导，夜行山路，晓宿野林，遇有小的村镇，也偶然去买点粮食和日用品。对我们这队“国民党军”，老百姓远远地躲避，乡保长被国军找烦了，也搞怕了，我们不找他，他也乐得安逸。连续走了四五天，我们顺利地绕过了贵阳，向导就回去了。

贵阳以南国民党军不多了，我们这支队伍就显得刺眼，只能潜行于大山之中，靠指南针判定方向，往东沿黔桂交界处插向湖南。十多天的山路，同志们草鞋磨穿了几双，脚底板血泡叠血泡，脚踝肿得像发面。那一带地方河流还多，我们专拣没人的路走，每遇河流，只得涉水或泅渡过去。好在26人都会水，过河时，为了保证安全，我先派三班长带两个水性好的战士带着绳子泅过去，三班长攀登功夫极好，过河后拣棵大树爬上去，侦察瞭望，确无情况，我们才顺着绳索泅渡过河。南方的冬天虽然不十分冷，但从水中上去，浑身水淋淋的，又没有干衣服换，山风吹来，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一路小跑，走出十来里地后，再找个隐蔽的地方生火烤衣服，吃点干粮御寒。进入湖南境内，国民党军队又多了起来，几乎每个大村镇都驻有正规军或保安队、自卫队，还有些散兵游勇，四处打劫老百姓。我们加倍警惕，只走羊肠小道，尽量远离村镇。即使这样，从衡阳南边向韶关的路上，还几次和敌人遭遇，有一次迎面碰上约一个连的敌正规军，我们扭头就往树林深处跑，一气跑了十多里，翻过两座山头，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夜间遇上小股敌军，我们也不恋战，打上两枪，趁乱溜走。不过，有时我们也拉开架势，在敌人眼前大摇大摆地走路。韶关铁路线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守卫，兵力少，守备很松散。一次我们在山上侦察清楚了，天刚放亮，就下山，经过敌驻地附近，碰巧撞上了提着一大包银洋的敌军需，顺手缴获了这批军饷，这个军需还以为我们是国民党正规军，赶忙朝我陪笑脸，一个劲地说：“自己弟兄，有话好说……”我也不理他，直走出两里多路，才把他往路边一推，队伍扬长而去，这笔“洋财”正好解决了我们缺钱的问题。

闯过韶关，我们转头向北，急走了6天，到了赣州南面山沟里一个叫东小里的村子。这里就是苏区了。离开苏区4个多月，这里已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房子烧得只剩下黑乎乎的断墙，村子里没有人声，连鸡鸣狗叫都没有，死一般地沉寂。我们找不到老表，也不了解情况，不敢在村里久留，赶紧爬上山头。在这里找红军游击队的希望落空了，怎么办？油山在哪里？项英、陈毅同志在哪里？我心急如焚。召集班长们一商量，大家说：反正油山在粤赣交界处，我们就往广东方向走吧，只要他们在，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我们换上打在背包里的红军服装，迈脚向南。一路急行军，赶到粤赣边的信丰、南雄一带，这里是密密的树林和连绵的高山，我们在山上转来转去，像在海里捞针一样。18天过去了，每天看见敌人在山下烧房子，烧山林，就是找不见红军游击队的影子。

有一天，哨兵突然发现一个老表模样的人在远远地窥视我们，我当即派一班长张福林带人过去，打算抓住了解情况。可是那人很机警，转眼就不见了。第二天，那人又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隔着条沟向我们这里张望。我干脆朝他喊道：“老表，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有事跟你打听……”那人回答说：“派一个人空手过来！”我把同志们部署好，派张福林去了。一袋烟工夫，张福林带他来到我跟前，他主动同我握手，一问，才晓得他是红军游击队的侦察员，他跟了我们三四天，觉得我们的装备不像游击队，但衣服破烂，又能吃苦，行动不像游击队，这才设法接近我们。从遵义出发以来，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近两个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都很激动，和他紧紧握手。我告诉他有重要任务，请他立即带我们找游击队领导人。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说出送信的事。他说：“柴排长，赶快离开这里，敌人要来清剿。”我们跟他翻过两三座山头，进入密林深处，他带我们走的根本都是没人走过的路，要靠两人用大刀砍开小树和荆棘，才能勉强通行。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开一道道破口，手上腿上也划出一条条血印子。走了两天，第三天中午，来到一块山洼子，在一个叫衡山岗的地方停下，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遗弃村落，我们留在这里，他只身去游击队驻地，约摸莫过了个把小时，他回来了，带我去见游击队领导人。

离驻地约三百米，他让其他同志停下，只准我一人上前。我跟他走进树林深处，只见在一块平坦的地方，有一座用树枝搭成的窝棚，窝棚门口的柴草上，坐着一位首长模样的人。他面庞黑瘦，头发胡子老长，衣服破烂，一条腿负了伤，缠着绷带，他两眼盯着我，闪着威严的目光，在他旁边，还站着几位同志，手里握着匣子枪，也都注视着我。侦察员一报告，我才知道眼前的首长竟是陈毅同志，他被伤痛和饥寒折磨成这副模样。我已完全认不出来了。我上前一步，向他敬礼，报告了姓名、职务和来历。他冷冷地问：“你们来干什么？”我赶紧从怀里取出信，双手捧到他面前，陈毅急忙拆开信，匆匆看了几行，猛地一扬手，大骂起王明来。读完信，他招呼我坐下，连声说：“对不起你哟，怠慢你们啰！”停了一下，他问：“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出发时首长让我们跟随你行动，我还会发报，修理电台。”陈毅挥挥手：“算了，这里哪有什么电报可发，更无电台可修，我也不需要你们来警卫。”听他这么说，我也不便作声。他又问：“你们还有粮吗？”我说：“还有一两天的干粮。”他点点头，说：“还有粮就好。我们这里很苦，没有饭给你们吃，敌情很严重，大家在一起行动目标也大，还是分开游击好。”他问我原先在哪个部队，我答：“在红十军。”他即指示我经闽赣边回老地区打游击。我说：“信送到了，请首长开张收条。”陈毅哈哈一笑，拄着棍子站起身，拍拍我肩膀说：“我就是收条，还开啥子收条嘛。”站在旁边的同志都笑了起来。第二天，我们留下点粮食，然后就转返赣东北地区了。

1938年年初，赣东北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看望了连以上干部。我对他提起了三年前送信的事，他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亏了你送的那封信，我们才知道了王明垮台的消息。”（选自《星火燎原》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