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近490万台湾居民赴大陆，赖清德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强调赴大陆的所谓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持续增长的两岸人员往来。

国台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达到544.95万人次，同比增长23.6%。其中，台湾居民赴大陆489.18万人次，首次到大陆的台胞达到30.69万人，同比增长34.6%。

进入2026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台湾观光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到249.2万人次，同比增长19.63%，大陆成为台湾民众出境第二大目的地。

这些数字不能简单等同于台湾民众政治立场发生集体变化。有人赴大陆是旅游，有人是探亲、经商、求学或者工作，一次旅行也不会自动改变一个人的身份认同。

但如此大规模、持续增长的人员往来，至少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数以百万计的台湾民众亲自跨过海峡，民进党长期依靠陌生感和风险叙事塑造的大陆形象，还能维持多久？

两岸人员往来恢复并持续增长，最直接说明的不是某种政治立场占据上风，而是民间交流需求远比政治口号更具韧性。

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前往大陆可能有很多现实原因：

这些需求不会因为岛内政治气氛变化就自动消失。

民进党可以从安全角度提醒民众注意出行风险，但如果这种提醒逐渐演变为对正常交流的污名化，甚至把赴大陆旅游、学习和经商与政治忠诚联系起来，就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

因为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两岸关系不是电视节目里的抽象辩论，而是机票价格、工作机会、企业订单和亲属能否顺利见面。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近日表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动员能力正在减弱，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亲自到过大陆，一些与现实差距较大的政治宣传开始失去说服力。

这一判断带有鲜明的个人政治立场，不能直接代表所有台湾民众，但它指出了一个确实存在的传播变化：

当直接经验增多，单一叙事的控制力就会下降。

过去，部分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渠道相对有限，对大陆经济、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印象，可能仍然停留在很多年前。

如今，赴大陆旅行的人可以直接接触高铁网络、数字支付、新能源汽车、商业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观察未必都是正面的，也未必足以改变其政治认同，却能够让抽象的“大陆想象”变得更加具体。

有人看到发展速度，也有人关注区域差异；有人认可生活便利，也有人对社会制度持保留态度。

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人回来后得出相同结论，而是越来越多人不再完全依赖政治人物和媒体替自己描述大陆。

人员往来产生的影响，并不止于旅行者本人。

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网络直播，使个人观察可以迅速传播。游客在大陆乘坐高铁、使用移动支付、逛商场、参观景区，或者记录住宿、餐饮和交通成本，这些内容都会进入台湾社会的信息市场。

个人视频不能替代系统调查，也可能存在选择性呈现和流量包装。但大量分散的亲身体验，会与传统媒体报道形成对照。

当不同信息来源同时存在时，任何政治宣传都必须经受更复杂的现实检验。

这对民进党的挑战不在于“台湾民众去一次大陆就会改变立场”，而在于它越来越难通过强化陌生感，把大陆描述成一个只能依靠官方叙事理解的地方。

旅行不会自动消除政治分歧，却能够降低认知距离。

而当认知距离缩短后，以恐惧为核心的政治动员就需要拿出更具体的事实依据。

仅靠信息变化，还不足以解释两岸人员往来为何能维持如此大的规模。

更深层的原因，是两岸经济和社会联系仍然紧密。

2025年，两岸贸易总额达到3143.34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2307.37亿美元，向台湾出口835.97亿美元。

电子零组件、半导体、机械设备以及制造业供应链，使两岸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而复杂的分工关系。

民进党可以推动所谓“降低对大陆依赖”，企业却必须面对市场规律：

政治人物可以强调风险分散，企业也确实需要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但风险分散不等于切断经贸联系，更不等于忽略大陆市场的现实分量。

对台商、旅游业者、航空公司、学生和跨海峡家庭而言，两岸航班是否便利、政策是否稳定、人员能否正常往来，都直接关系收入和生活安排。

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关系即使持续紧张，民间和经贸交流仍然拥有强大惯性。

9月21日，《联合报》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往来，63%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等交流活动，62%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

52%的受访者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表示满意者为37%。

民调结果会受到调查方式、样本结构和提问设计影响，不能把一份调查直接视为台湾社会的最终结论。但多个问题呈现出的方向值得重视：

台湾社会即使存在明显政治分歧，仍有相当比例的民众希望增加交流、降低对抗。

支持两岸观光，不等于支持统一；支持双城论坛，也不意味着接受大陆的全部政治主张。

同样，担心大陆带来的安全压力，也不代表赞成无限制地减少人员往来。

台湾民意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许多人可能同时希望维持现有生活方式、加强必要防务，又希望两岸保持沟通，避免冲突影响经济和家庭。

如果政治人物只能提供“对抗”或者“投降”两个选项，就无法准确解释这种复杂心态。

任何安全政策都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付出了多少成本，换来了多少安全？

这些年，民进党不断强化“抗中保台”论述，扩大防务投入，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并推动供应链和投资布局调整。

这些措施可能提升部分军事准备和风险应对能力，但防务支出增加，并不会自动等于战争风险下降。

如果两岸沟通渠道减少，军事活动更加频繁，双方战略互信持续下降，那么误判和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也可能随之上升。

台湾民众最终承担的，则是更加具体的成本：

“抗中保台”作为政治口号容易传播，但要成为一项可以被检验的政策，就必须说明它究竟降低了哪些风险，又制造了哪些新的风险。

《联合报》调查还显示，47%的受访者相信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军会协防台湾，43%认为不会。

两项数据相当接近，反映出岛内对美国军事介入并没有稳定共识。

一部分台湾民众相信，美国出于地区战略、盟友信誉和半导体供应链等考虑，不会坐视台海局势失控。

另一部分人则担心，美国首先考虑的仍是自身利益，在真正需要承担巨大军事代价时，未必会按照台湾社会的期待行动。

这两种判断都受到国际形势和政治立场影响，目前也没有人能够为尚未发生的情境给出绝对答案。

但这种分歧至少说明，台湾不能把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一个未经保证的外部假设之上。

加强防务准备可以是安全政策的一部分，维持两岸沟通、降低误判概率同样应该是安全政策的一部分。

如果只谈武器和威慑，却把交流本身描述成危险，那么所谓安全战略就可能缺少最重要的危机预防环节。

两岸交流经常被卷入政治标签。

支持扩大往来的人，可能被指责“亲中”；主张加强防务的人，又可能被批评为主动制造冲突。

这种标签化讨论，反而压缩了务实政策空间。

交流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必须放弃政治立场。大陆游客赴台、台湾民众赴大陆、城市之间举办论坛、企业保持贸易，都不等于双方在政治制度和两岸定位上已经达成一致。

交流真正的价值，是让双方在分歧仍然存在时，保留理解对方、处理问题和控制风险的渠道。

人员往来越频繁，两岸社会之间的具体联系就越多；经济利益越紧密，冲突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清晰。

交流不能保证和平，却可以为和平增加现实基础。

相反，如果人员往来持续减少，彼此认知越来越依赖敌对叙事，社会层面的缓冲空间就可能不断缩小。

必须看到，近490万人次赴大陆，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台湾社会在统一、独立或身份认同问题上发生根本变化。

同一个人完全可能喜欢到大陆旅游、认可大陆基础设施，同时在政治问题上保持距离；也可能支持增加两岸经贸往来，却反对改变现状。

因此，人员数据能够证明的是两岸交流需求旺盛，而不是某一政治阵营已经赢得台湾民意。

但对民进党而言，这仍是一项明确提醒：

不能把希望交流的民众都归入政治对立面，更不能把正常旅行和经商描述成安全立场有问题。

如果一种政策需要通过减少接触才能维持说服力，那它本身就可能缺乏面对现实的信心。

判断一项政策是在“保台”还是增加台湾风险，不能只看政治人物使用了多么强硬的语言。

真正的衡量标准应该包括：

如果政治对抗不断升级，经济和人员往来受到更多限制，军事风险持续增加，普通家庭承担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仅靠一句“抗中保台”无法解释所有政策后果。

同样，主张交流的一方也不能把人员增长简单理解成政治胜利。交流必须建立在安全、尊重和真实民意基础上，不能回避两岸之间客观存在的政治分歧。

周锡玮所说的变化，并不是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突然消失，也不是所有赴大陆民众都接受了相同的两岸立场。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民众获取信息和判断政策的方式。

当越来越多人亲自来到大陆，当两岸经贸仍以数千亿美元计算，当多数受访者支持恢复观光和民间交流，单纯依靠安全焦虑维持政治支持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赖清德当局必须回答的，不只是大陆有没有风险，而是自己的政策究竟降低了多少风险、又让台湾民众承担了多少成本。

近490万人次的跨海峡往来，不是一场政治公投，却是一种真实的社会选择。

它说明无论政治气氛如何变化，两岸之间的人员、家庭和经济联系，都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轻易切断的。

当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比较亲身经验、现实利益与政治宣传，“抗中保台”真正面对的挑战，也就不再是某位政治人物的批评，而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算清楚的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