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的虎患及其治理

清代云南的虎患及其治理

沈泽林　杨亚东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清代云南虎患频仍，源于明清之际长期战乱导致云南人口锐减，土地开发停滞，生态恢复为虎群繁衍提供了条件；三藩之乱后，外来移民涌入加剧了人虎生存空间的矛盾；官府收缴兵器削弱了民间的御虎能力等。为治理虎患，云南逐渐形成官方与民间并存的二元御虎体系：官方组织猎虎行动，设立悬赏鼓励民众自发猎虎，并主持驱虎仪式以稳定民心；民间多在老虎入村、入城时集体出动驱虎，或以雇佣猎人、设置陷阱等方式猎虎。部分少数民族基于特殊生存环境及历史因素，其猎虎行动更为积极主动，在长期实践中，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治理虎患，生动地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彼此帮助，共同生活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 清代云南；虎患；社会治理；人地矛盾

目录

一、清代云南的虎患现象

二、清代云南虎患的成因

三、清代云南虎患的治理

总结

中国古代虎患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此早有关注。但对清代云南虎患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具有较大深入和拓展的空间。

一、清代云南的虎患现象

历史上云南“高山峻岭，深林密箐，象虎成群”，清代以前虎患不绝。入清以后，虎患仍旧频仍，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虎患遍布全省

有清一代，云南各地发生老虎入城入村噬人，或民众路遇猛虎为其所伤的情形，广见于各类史料。如宣威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多虎患，噬人数百”；平彝县，“康熙四十一年（1702）虎噬人”。除此之外，沾益、罗平、楚雄、崿嘉、昆明、丽江、禄劝、蒙化、马关、普洱、巧家、腾越、宜良、昭通、镇雄等地方志中，均有老虎出没的记载。一些游记、诗文、碑刻也有虎患的记述。如“农邦，虎豹之声不绝于耳”；“骡马畏山中多猛虎，常伤行人”。鼎建西来寺碑刻有“皆虎狸虺鼠之穴”。《（乾隆）路南州志·赋》中亦有“熊罴号兮林深，虎豹啸兮风烈”的词句。

二是虎患贯穿清代

自清初至清末云南各地虎患不绝。据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元江有两个外来僧人“渡河后化虎，食人”的传闻。康熙元年（1662），姚州各地多有老虎出没，且食人众多。康熙四十一年，平彝县有“虎食人”的记载。直至康熙五十九年，东川仍有“虎入城”的记录。雍正十二年（1734），寻甸州出现虎灾。乾隆三年（1738），宁州“有虎、豹、熊伤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路居虎伤人……十月初二日路居虎又伤人”。嘉庆十二年（1807），普洱城内可听闻虎啸之声。此后，道光、咸丰年间少见有虎患的记载。到了同治、光绪朝，关于云南虎患的记载又大量出现。如同治元年（1862），建水有野兽入村市食人，先后伤百余人。同治五年至六年（1866～1867），景东又有虎豹伤人。光绪四年（1878），镇南永宁乡“有虎出入深林间，乡人畏之”。

清代云南虎患具有分布范围广、历时长等特点，若审视历次虎患则严重程度不一。部分虎患影响较轻，未造成民众伤亡，仅为“虎入城”“虎豹之声不绝”，或老虎偷食牲畜、不曾伤人。部分虎患则危害深重，史料描述为“虎食人”“虎噬人”“虎伤人”等，更有甚者，虎患造成民众重大伤亡，如姚州“虎复出入东南界，伤人几至百数”。

二、清代云南虎患的成因

清代云南的虎患较为突出，试探其因，大致有三。

一是长期战乱使云南老虎数量增长

明清鼎革之际，云南兵祸此起彼伏，百姓屡遭劫掠屠戮，纷纷逃亡，诸多村镇呈“桑麻久废，鸡犬无闻”之景。大规模战乱下，云南人口锐减，大量田土抛荒，拓展了虎群的栖息范围，也丰富了虎的食物来源。如沾益城经兵燹后，城内遍生荆棘、田土抛荒、人烟稀少，夜宿城中时竟能“夜听虎豹号”；邱北（今丘北）县亦有“荒村余虎迹”的记载。加之清初云南长期动荡，官府无暇组织猎虎，民间无力御虎，老虎得以横行无忌。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平县因人烟稀少，有虎闯入市井，居民震骇。多种因素交织，使得明清之际云南老虎数量呈上升之势。

二是移民进入与毁林垦荒加剧人虎矛盾

顺治以后，清廷大力招徕外来移民入滇屯垦，以推动云南经济发展。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十疏》中力倡垦荒，认为“辟榛芜、谋生聚者之力行宜亟也”，于是积极鼓励民众入滇开垦，并“随垦随报，照例起科”。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表示“秦、蜀、浙、闽、滇、楚、粤投诚之人安插各省者，……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以田亩开垦”。在清廷优厚的政策鼓励下，大量移民涌入云南进行垦荒，促使云南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但持续的土地开发与毁林垦荒，导致人虎之间原有的界限被打破，民众的聚居地同老虎的栖息地相互交错，“人闯虎穴”与“虎入城”的情况频繁发生，人虎矛盾愈演愈烈。

三是收缴兵器的举措降低了民间御虎能力

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出于弭盗安民、制衡土司的目的，大规模收缴民间兵器。蔡毓荣视兵器为“不仁之器”，强令滇省汉土民众“尽销兵革，驯致太平”；官府通令军民互查举发，又严饬土司清查辖地兵器，凡是“私藏兵器及非兵者持械行路，皆以贼论”。此举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但为求速效，蔡氏所颁条例的严苛程度尤甚于国法。在清初人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民间御虎能力因此降低，面对猛虎入城袭人，居民往往束手无策。康熙朝诸多虎患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例记载，与此时的兵器收缴政策是有一定关联的。

三、清代云南虎患的治理

清代对云南虎患的治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官方的虎患治理

在虎患极其严重，且地方无力自行御虎的情况下，官府会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剿虎，这类情况在清代云南并不多见。康熙五十九年，宣威州出现极为严重的虎患，守备朱廷贵遂同土司安于蕃共同率兵猎虎，最终“连杀九虎，患乃息”。部分驻军也肩负定期对周边山林的虎豹进行狩猎的任务，据顺宁知府刘靖记载，顺宁附近军营中的鸟枪卒常深入山林中狩猎虎豹。此外，云南部分县衙存在被称为“虞人”或“山虞”的吏役，面临虎患时，他们常被官府征召前去猎虎。如康熙四十一年平彝县出现虎患时，该县县令任去思便“计招虞人搏之”。亦有官员尝试通过设置塘卡御虎，崿嘉州州判罗仰琦上书表示，崿嘉周边虎豹较多，“牲畜放牧每被虎豹所伤”，罗氏遂请求加设塘卡保护牲畜，此请获得上级官员允准。

官方除直接进行猎虎外，还以高额银钱为奖赏，鼓励猎户积极猎虎。此类措施收效显著，时人记载“猎户得虎豹，必献皮以取赏，故署中虎豹皮为多”。光绪元年（1875），邱北县西池村有一瑶人射杀一虎，得到官府二十两赏银；后又有一苗人“用连珠枪毙一虎”，其猎虎事迹被县令李大森听闻后“奖给银遣归”；李大森在将此事上报知府后得以升官，可见虎患治理成效，也是云南地方官员的政绩认定标准之一；而苗人得到赏银后，自此“专利打虎”。由此可见官府对猎虎的高额奖赏催生了一批专门狩虎的猎户。

面对虎患，云南部分县令、知府还会在当地的城隍庙举行驱虎仪式。如康熙元年（1662），姚州有虎在观音寺箐及大苴村出没食人。大理知府于是在城隍庙祷告，“不数日，虎潜迹”。康熙二十七年，新平县有虎入城，知县何恭锡从天人感应观念出发，将虎入城视作上天对自己德行有亏、为官不善的警示，亲自向城隍祭拜，并撰写祭文曰“虎昔渡河而去，善政感之，今乃入城，余实不德，愿反身悔，遇以弥患”，“不三日，两虎斗死于北山”。就上述史料而言，城隍驱虎似乎获得了成功，食人老虎或横死山间，或销声匿迹。这种借神驱虎的方法并无科学依据。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城隍庙作为重要的地方祭祀场所与信仰象征，地方官员举办的城隍驱虎仪式，既有利于体现官府对于消除虎患的重视，更有利于祛除受惊民众的“心中虎”。

二是民间的虎患治理

面对频发的虎患，云南民人多集体出动，共同驱赶、围攻老虎。如沾益州有一虎入室扑人，其仆从与虎缠斗许久，之后邻人纷纷赶来，共同击杀老虎。民众自发驱虎，即便人多势众，在驱虎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伤亡。光绪十六年（1890），有虎吞食牲畜，民众在集体驱虎的过程中便有被虎所噬的情况。

除民众集体驱虎外，行人路遇猛虎，不得已进行反击、与虎搏斗的事迹也见于史料。如康熙十五年（1676），马祯与其父同行时“突有虎至，其父遇之，虎扑。祯奔杀戮虎，父得生”。

在民间日常御虎实践中，弓箭与火枪是抵御老虎的有效武器。康熙年间，史申义奉康熙帝之命出使云南时，记录了民众“坡上弓箭防虎狼，坡下水草牧牛羊”的情景。清代后期，云南回民起义导致大量武器流入民间，这一时期，民众以火枪猎虎的记载大幅增多。如光绪九年（1883），镇南州永宁乡有虎出入，乡人十分畏惧，恰巧有一罗姓猎户出猎至此，乡民便以百金聘请罗姓猎人前去猎虎，猎人于是前往老虎经常出入的地方，垒土筑墙，蹲守数日，最终成功击毙老虎，“索百金而去”。此外，部分地区的民众还发明各类陷阱来御虎，如有一种被称为“地弩”的陷阱，“穴地置数弩，张弦控矢，缚羊弩下，线系弩机，绊于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线动机发，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数步，皆毙”。

在民间主动猎虎实践中，云南少数民族的猎虎最具代表性。很多少数民族的聚落位于山箐密林中，抵近老虎的栖息场所，免不了要“与虎共舞”。如“傈僳以猎为业”“怒人能涉险……或射猎为食”。部分少数民族承担向清廷贡奉虎皮的义务，如“怒人，以虎皮、麻布、黄蜡等充供”。除此之外，虎皮在部分少数民族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丧葬用品，如“黑倮倮，葬，贵者裹虎皮，贱者羊皮”。少数民族民众狩猎经验丰富，猎虎本领高强，他们善使火枪、弓箭，常“执药矢劲弩”外出巡猎，仅七八户的傈僳族人家一年便能“捕获虎一、豹四”，瑶人也留下了“善搏虎豹”的美名，拉祜人则被称为“猎虎的人”。

总结

清代云南虎患是社会变迁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典型产物，其形成与演变深深嵌入云南政治、社会、文化脉络之中。为应对虎患，云南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二元御虎格局，其中少数民族成为抵御虎患的重要力量，在客观上构成了保护坝区聚落的“生态防线”。在长期共同抵御虎患的实践中，云南各族民众守望相助、共渡难关，这是云南虎患治理有别于内地的一大特色。清代云南虎患并非简单的人虎冲突，它深刻揭示了人地矛盾的演变轨迹，也展现了云南社会治理的多元性，为我们理解清代云南社会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二〇二六年第一辑（总第五十一辑）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每日读史 · 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