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北京清华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家中接待英国建筑师斯金纳。一张照片偶然留下了当时的情形：梁思成坐在一旁，林徽因神情依旧沉静，却明显消瘦，眼窝深陷，身体像被长期病痛抽去了大半力气。
照片中的她只有48岁。若只看气质，仍能辨认出那位熟悉的林徽因；若再看面容，却很难把她同早年那个敏锐、明快、行动利落的建筑学者联系起来。那不是一场普通的憔悴，而是多年肺病反复侵袭后的结果。
1931年以后，肺结核便不断折磨着林徽因。病情时好时坏，工作一忙，身体便迅速垮下去。后来病变波及双肺和肾脏，她还接受过肾脏手术。对于一个本已虚弱的人来说，这种打击十分沉重，医生多次要求她静养，减少操劳。
可她很难真正停下来。
清华大学建筑系筹建时期，林徽因参与课程、教师和教材等方面的工作。她不是挂名参与，而是把一页页材料拿到病床边核对。有人劝她：“身体要紧，工作可以慢一些。”她只是回答：“总得有人把事情接下去。”
这句话并不豪迈，却很符合她当时的处境。她清楚自己的病，也知道体力已经无法同从前相比，但建筑学科刚刚起步，许多基础工作不能没人承担。她所坚持的，并非单纯的个人名声，而是希望中国建筑研究能够形成一套可靠的学术脉络。
抗战时期，家庭的困顿又把这种坚持推到了极限。1940年，梁思成供职的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宜宾李庄，林徽因带着孩子同行。途中梁思成脚趾感染，行动困难，林徽因只得拖着病体照料家人，漫长旅途走了半个月才抵达。
李庄的生活条件极差。屋舍简陋，医疗匮乏，物资也不充足。林徽因高烧时，家人找不到合适的药，只能不断更换冷敷毛巾。梁思成同样患病，脊椎问题使他需要借助支具才能支撑身体。两个人都在病中，却还要处理研究、家庭和生计。
弟弟林恒牺牲后，林徽因悲痛难当，写下《哭三弟恒》。亲人离去、战乱流离和疾病压迫交织在一起，使她的身体进一步恶化。她日渐消瘦，咳嗽频繁，连说话都要保存力气。
生活费用也成了现实难题。夫妻二人的收入大多用于医药和日常开支，实在周转不开时，梁思成只好拿衣物和私人物品变卖。那支珍爱的派克金笔，也曾被迫典当。衣物一件件减少，研究工作却没有因此停止。
在两间简陋的屋子里，梁思成继续整理《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负责校阅、补充，并参与相关章节的撰写。纸张不足，他们使用土纸和药纸，自己绘图、编排、石印，再完成折页、装订和封面。没有现成条件，就一点点创造条件。
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偶尔会指着准备拿去变卖的衣物说：“这件能不能算一道菜？”他想用玩笑减轻家中的沉闷。林徽因有时勉强一笑，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坐着。病痛已经让她没有多余力气回应，但手里的稿件仍在翻动。
他们保存和整理的，不只是几本书稿。抗战中，许多古建筑测绘资料面临损毁，梁思成与林徽因此前走访山西、河北等地，对木构建筑进行记录，形成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即使天津存放的部分资料遭遇水患，他们仍努力抢救能够辨认的内容。
林徽因年轻时曾参与应县木塔等古建筑的调查。她看重的不只是建筑外形，更关注结构、年代和营造方法。那些测绘图纸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依据，也让许多濒临消失的建筑留下了可供考证的记录。
1953年，北京古建筑保护问题引发争论。牌楼、城墙等历史遗存是否保留，牵动着建筑学界。林徽因和梁思成主张尊重城市历史格局，曾为此据理力争。那时的林徽因已经重病在身，仍把能够发出的声音用在了专业问题上。
进入1954年，她的身体再难承受清华园冬季的寒冷，只得搬到城内居住，后来住进同仁医院。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在北京去世，终年51岁。她留给建筑史的，不只是照片中那张消瘦的面孔，还有一批在病痛、战乱和贫困中完成的文字、图纸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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