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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先问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万亿美元AI巨头公司的总裁,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可能会说:大概率是一个从小睡在机房里的天才程序员,满嘴都是常人听不懂的代码和算力参数,觉得机器迟早要接管地球,人类最好赶紧给超级电脑让路。
但在刚刚递交上市招股书、冲刺2万亿美元估值的顶级大模型公司Anthropic里,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丹妮拉·阿莫迪,却完全相反。
她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和音乐,拿过全额奖学金吹古典长笛,毕业后去东非做过公共卫生救援,连一行代码都不会写。
那她是怎么成了这家万亿级科技巨头的总裁呢?她又有哪些价值观和管理心得呢?
今天的内容,是丹妮拉·阿莫迪日前一场深度访谈的精华整理,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怀胎七月连遭误诊,靠AI救回两条命
丹妮拉和自家大模型Claude之间,有一段“过命交情”。
她怀小女儿到第7个月的时候,突然染上了严重的细菌感染。
按理说,身为硅谷千亿独角兽的总裁,她享有着全美国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她去了急诊室,找了自己的产科医生,又看了全科医生。
结果,三拨经验极其丰富的专业医生,全都漏诊了。
如果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开始控诉医生的失职。但学文学出身、又在东非做过医疗援助的丹妮拉,第一反应却是体谅医生的难处。
在访谈里,丹妮拉说:“当我怀着女儿七个月的时候,我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细菌感染,但我被三拨医生误诊了。我的产科医生、我的全科医生,还有急诊室的医生。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谁是不称职的医生,他们实在太忙了,他们面对的是一长串症状清单。而Claude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并告诉我,其实治疗细菌感染并不难,你只需要服用抗生素。最终才让我和宝宝得到了一个好得多的结果。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没有那次干预,可能会发生什么?”
丹妮拉为什么能靠AI救回自己和孩子的命?
因为她和团队给Claude立下了一条死规矩:绝不能当“马屁精”,也绝不能越俎代庖去冒充人类医生。
就在这几天,硅谷刚刚爆出一起悲剧:一位31岁的华裔癫痫患者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听信聊天机器人的迎合话术,在25天内擅自断药,尽管她在聊天记录里表达了158次担忧,机器依然顺着她的焦虑夸她拒绝验血是“强有力的策略”,最终导致患者不幸离世。
两相对比,更能看出丹妮拉对AI边界的敬畏。如果一个工具只会顺着你的话哄你开心,那它不是帮手,是裹着糖衣的毒药。
谈到模型为什么必须戒掉“讨好型人格”时,丹妮拉一针见血地说:
“这个关于阿谀奉承的问题极其重要。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减少模型中的奉承倾向,如果一个模型只是说:‘哦,你是对的,丹妮拉,你太对了。你真聪明,你什么都对,在那场冲突里错全在别人’。这能促进我们真正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自我反省、好奇心、学习、成长和人文精神吗?我的回答是不能。
有时候你需要有人对你说:‘其实,你在这件事上可能错了’,或者‘你应该去找这个人聊聊’。Claude实际上非常注重把正在和它交互的人推向其他真实的人。所以Claude往往会说:‘嘿,把这个问题发邮件问问你的医生吧’,或者‘让我帮你理一理该向医生提哪些正确的问题’。Claude 并不是医疗护理的替代品。”
AI负责在几万份枯燥的病历和论文里帮你找出那根被遗漏的绣花针,而真正握着听诊器、在病床前给你温度和判断的,永远得是真实的人。
二、 痛批“AI 伴侣”与拒绝广告
过去20多年,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赚钱秘诀其实只有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把人粘在屏幕上,哪怕把人喂成精神上的糖尿病也在所不惜。
刷不完的短视频、挑起对立的评论区、精准投喂的广告,就像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棉花糖——咬下去的第一口甜得发腻,但毫无营养。
而到了大模型时代,许多创业公司不仅想接着卖棉花糖,甚至还想往里面加致幻剂:大批主打“AI 男友”“AI 女友”的虚拟伴侣冒出来。
面对这股淘金热,丹妮拉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她不仅把社交媒体的虚假连接比作“棉花糖”,更毫不留情地痛批了“AI 虚拟伴侣”:
“在社交媒体时代,技术很大程度上被用来阻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本来你我可以面对面一起喝杯咖啡,结果我们却在社交软件上发消息;本来人们可以走出去,和住在同一个街区的邻居建立线下的真实社区,结果大家却在网上写愤怒的评论。
与此同时,我对AI的看法完全不同。AI不是一种社交机制,某些应用方向非常糟糕,比如制造AI女友或AI男友。我认为那是对AI极其糟糕的滥用,人们根本不应该这么做。这会让人类在彼此疏离、失去真实接触的道路上再往下滑一步。”
跟真人谈恋爱、交朋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真人会有脾气、会有摩擦、需要你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去磨合与妥协;一个永远顺从你的虚拟伴侣,只会把人关进越来越狭隘的自恋牢笼里。
为了从根源上防止自家模型变成下一个“棉花糖制造机”,丹妮拉和团队做了一个违背互联网祖训的决定:坚决不接广告,并且希望用户“查完东西就赶紧把软件关掉”。
她说:“如果你用构建上一代互联网产品的方式去构建AI产品,你最终会得到同样的恶果。而且情况会更糟,因为AI太私密了。人们有时会和 AI 进行情感层面的倾诉。根据这些内容来向他们推销广告,这是对人的不尊重。
广告模式所设立的激励机制,就是为了把你留在平台上,让你一直沉迷,让你感到挫败,让你一直盯着屏幕,远离真实的人类,远离真实的连接。如果我们那样做,所有人最终都会悔青肠子。”
把孤独、琐碎、耗时的苦力活交给机器去干,然后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和朋友喝杯咖啡、去大自然里走走。这才是科技应该给我们的生活。
三、 为什么文科生在AI时代反而吃香?
如果现在去问一个正在选专业的大学生:“AI都这么强了,学文学、学历史、学音乐还有活路吗?”十有八九的人会摇头叹气。
但丹妮拉却有个完全不同的判断:“学习人文学科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招聘时,我们寻找的是那些善于沟通、拥有极高情商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人。”
这是正在Anthropic内部真实发生的现实。
以前,程序员就像趴在脚手架上日夜砌砖的工匠,谁砌得快、砌得整齐,谁就是大牛。
但自从自家的编程工具 Claude Code能够从头到尾自动写代码之后,Anthropic内部工程师花在敲代码上的时间,直接从40%腰斩到了 20%。
那省下来的一半时间,这群绝顶聪明的工程师去干嘛了?他们没有躺平,也没有失业,而是摘下耳机走出工位,去和产品经理聊天、去倾听客户到底需要什么,甚至主动跑去问销售团队和招聘部门是怎么工作的。
当“砌砖”这件苦差事被机器接管后,“造一座什么样的房子、给谁住、怎么让住的人感到温暖”这些属于人文学科的本事,开始值钱了。
谈起吹长笛给管理带来的启发,丹妮拉说:“我一直是个喜欢努力工作的人,但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拼尽全力,并收获一种富有创造力、充满意义的成果,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幸运。
我最初就是从音乐中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我演奏过大量的室内乐,也在交响乐团里演出过。其中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就是与众人合奏,你会发现整体远远大于部分之和,每一种不同的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
每个人都有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刻,也有退居幕后的时刻;有托举衬托其他乐器的时刻,也有走到舞台中央独挑大梁的时刻。在Anthropic,我们经常会想到,如何像指挥一场音乐会一样去组建团队、协同工作。”
甚至在挑选创业合伙人这件事上,她也带着一股艺术家的直觉。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她给所有想创业的人提了个醒:合伙开公司前,最好先一起去旅个游,免得干到一半才发现,两个人嘴里都在喊着造神兽,结果低头一看图纸,“一个人画的是独角兽,另一个人画的却是鸭嘴兽。”
四、 把“聪明”让给机器,把“智慧”留给人类
在访谈的尾声,访谈主持人问了丹妮拉一个问题:现在全美有75%的人对AI感到焦虑,因为几百年来,哲学家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让我们把人类的尊严绑在了“比谁算得快、比谁记性好”的智力王座上。现在机器比我们更聪明了,人类还剩下什么?
在丹妮拉回答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她床头柜上放着的一本书:英国作家 E.M. 福斯特写于 1909 年的科幻小说《机器停止运转》。
在这本小说里,人类住进了地底下一个个像蜂巢一样的独立小房间,吃喝拉撒、甚至和朋友聊天全靠一台无所不能的中央大机器包办。人们不再走出房间晒太阳,不再触碰泥土,也不再和真人拥抱,直到有一天机器突然停转,失去了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瞬间陷入绝望。
丹妮拉回答说:“智力(intelligence)仅仅是生而为人所包含的众多侧面之一。我们讨论的,只是其中那一个AI极其擅长的分支——也就是以超人类水平进行计算、做数学题、综合处理数据的能力。
但还有太多其他东西,是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Claude 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管理者、你的心理治疗师、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孩子。在人工智能的未来,这些关系会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会花更多时间在上面,也会比今天更加珍视它们。”
哪怕未来的AI一秒钟能写出一万首交响曲,丹妮拉依然坚信,人们还是会穿上礼服走进音乐厅。正如她所说:“坐在剧院里倾听真人演奏的那种“这一刻永远不会再重演”的体验会触动你内心极其深沉且充满人性的地方。”
在访谈的最后,主持人开玩笑地提名她去当统治全球技术的“AI 沙皇(AI Czar)”,问她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会是什么。
丹妮拉没有丝毫犹豫,笑着把皇冠推了回去:“我认为这项技术太重大了,绝不能由一个人来统治,或者由一个人来为它全权负责。所以如果我是‘沙皇’,我大概会废除‘由我担任 AI 沙皇’这个概念,然后去寻找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共同参与这场关于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对话。”
结语:
在这个大部分人都在追求更快、更智能的时代,这位吹长笛出身的女总裁提醒我们:AI发展的终局,不是为了造出一个让我们顶礼膜拜的新神,而是为了把人从枯燥的工作泥潭里解放出来,让我们有时间去晒太阳、闻花香、去听一场永不重来的音乐会、去拥抱身边那个有血有肉的人。
造神之后,何以为人?
这句话,我们要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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