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县城枪声骤起。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部在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组织下发动起义，部队很快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平江起义，也是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的重要一页。
滕代远当时并不是单纯负责作战的将领。他担任起义部队的党代表，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组织、稳定军心。枪声并不难打响，难的是让一支成分复杂、装备不足的队伍在失败压力下继续坚持。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两人的分工很有特点：彭德怀长于带兵和指挥，滕代远则更重视政治工作与组织建设。一个抓军事，一个抓队伍，彼此配合，红五军才没有在转战中迅速瓦解。
1928年12月，红五军主力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井冈山道路艰苦，部队缺粮少弹，伤员众多。滕代远参与处理部队整编、干部配备和军民关系等事务。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留下来、站得住。
1930年5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滕代远担任政治委员。此后，红三军团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武装力量。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滕代远担任方面军副政治委员，并兼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有意思的是，滕代远很少以个人战功被人反复提起。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红军初创时期，部队不仅要面对敌军围剿，还要解决内部纪律、干部团结和群众信任等问题。政治委员的工作，往往决定一场战斗之后队伍还能剩下多少凝聚力。
在这支队伍中，后来成长出彭德怀等开国元帅，也有许多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将领。人们常说滕代远“部下出了三位开国元帅”，说的正是他早年参与创建和领导红军时所处的位置。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纸正式的上下级名册，而是对其革命资历和历史贡献的一种概括。
1934年9月，滕代远赴苏联学习，因而没有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7年回国后，他没有停留观望，而是很快赶赴延安，投入抗日战争的组织与指挥工作。错过长征，并没有使他离开革命核心，反而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承担了新的任务。
抗战初期，他参与军委机关工作，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这个岗位不在前沿阵地，却要处理各战略区域的情报、部署和协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许多都需要经过军委系统统筹。滕代远所做的，是把战场上的局部行动纳入整体布局。
1940年5月，他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1942年5月，出任八路军参谋长，并继续参与北方局工作。晋西北、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既需要军事斗争，也需要交通、粮秣、干部和地方政权的配合。滕代远的长处，恰恰在于能够把这些分散事务组织起来。
抗战胜利后，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参与上党战役。1945年9月至10月的上党战役，削弱了国民党军在晋东南的进攻力量，也改善了解放区方面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军事处境。滕代远并非只在机关中发号施令，而是长期参与根据地和战区的实际工作。
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1948年，滕代远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出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负责组织铁路抢修和运输保障。部队向前推进，粮食、弹药、伤员和通信器材就必须及时跟上，铁路一旦中断，前线很可能陷入被动。
那段时间，铁道线常常刚修通便遭到破坏，桥梁、车站和隧道都需要抢修。滕代远面对的不是一场孤立战斗，而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他把铁路工人、工程人员和部队力量组织起来，为战略决战提供了稳定的运输支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出任首任铁道部部长。摆在他面前的，是战争留下的铁路破损、设备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因此具有特殊意义。1953年开工后，他多次听取工程汇报，推动专家解决桥基、施工组织等难题。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滕代远没有把这项工程看成个人功劳，而是强调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各环节必须经得起检验。有人问：“这么大的桥，真能按期完成吗？”他回答：“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把每一道工序做扎实。”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滕代远已经离开军队系统，转入国家铁路建设工作，因此没有参加授衔，也就没有获得任何军衔。这不是对其早年革命经历的否定，而是由于授衔对象和组织身份不同所造成的结果。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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