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前年被厂里派到越南分厂的,在北宁那边,做电子配件。去之前我寻思越南能有多苦,好歹也是东南亚新兴国家了。到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苦不苦的事,是有些事你看着心里头堵得慌。
我们厂在工业区里头,周围好几个村子。厂里招了一大批当地工人,女的多,男的少。头一个月我就发现一个怪事——车间里干活最利索的,好多都是十六七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站流水线跟前手一伸一缩快得很,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人端个塑料盒,里头就是米饭配几片青菜,偶尔有一小块肉。吃完接着干,不带歇的。
我一开始寻思这是不是童工啊?后来问当地翻译阿兴,阿兴说越南这边十六岁就能合法打工了,农村孩子十五六出来进厂是常事。我说那她们不上学吗?阿兴说上的,有的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有的就干脆不上了。我说那爹妈不管吗?阿兴看了我一眼说,姐,这边农村一家好几个孩子,爹妈种地挣不了几个钱,姑娘能出来进厂,家里还指着她往回寄钱呢。
我当时还没太往心里去,直到有一回车间里出了点事。流水线上有个小姑娘叫阿玲,我记得她,长得挺好看,眼睛大大的,手上老戴着个红绳。那天她干着干着忽然蹲下去了,组长过去一看,说发烧了。我说赶紧送医务室啊,组长说医务室下班了。我说那送医院。组长翻了翻口袋说,她那几个钱够干啥的。
我身上正好带着钱,跟阿兴说走,我带她去医院。阿玲烧到三十九度多,打了退烧针拿了药,一共花了不到一百万越南盾,折人民币三百块钱不到。我替她垫的。回去路上阿兴跟我说,阿玲家里有五个孩子,她老大,爹前年干活摔了腰干不了重活,妈种点菜拿去卖。阿玲每个月工资到手折人民币一千八,自己留三百,剩下全寄回去。
我说她才十七啊,搁国内这年纪还在高中教室里偷着玩手机呢。阿兴说这边就这样,阿玲还算好的,起码厂里管吃,有的姑娘还得供弟弟妹妹上学。
后来我跟阿玲熟了,有回下了班她拉我去她宿舍坐。宿舍是八个人一间,上下铺,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她枕头边上搁着个相框,里头是她全家福,她爹坐着,她妈站旁边,底下四个小的排一排。阿玲指着相片说,这个是弟弟,念初三,这个是妹妹,小学,剩下俩双胞胎,刚会走。我说这四个都靠你养啊?她笑了笑说,爸干不了活,妈挣得少,我大嘛。
我当时心里头酸得不行。我说阿玲你想不想接着念书?她说想啊,等弟弟妹妹大一点,她攒点钱去读个会计班。我说那你自个儿呢,有没有想买的想玩的?她想了半天说,想买部好点的手机,现在的太卡了,拍照片不清楚。我回去翻了翻我淘汰下来的旧手机,虽然用了两年,比她那个强多了,第二天拿给她。她死活不要,我说你拿着,姐用不上了。她收下了,那天下午干活特别卖力,还偷偷往我工位上放了盒越南酸奶。
这件事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开始留意厂里这些小姑娘。越看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她们干活不比中国人慢,加班也肯加,有订单赶工期的时候连着上十二天班不带吭声的。发了工资那天最明显,中国工人三三两两出去吃饭喝酒,越南小姑娘们排着队往邮局跑,有的连午饭都舍不得买,拿工资条算了又算,寄走一大半。
有一回我跟国内来的同事老赵聊这事,老赵说那可不,越南这边女的顶家,男的好多不干活,喝咖啡吹牛。我说也不是都那样吧。老赵说你看咱车间那几个男的,干两天歇三天,发了工资先买酒喝,喝完了再跟媳妇要。我说那媳妇不给呢?老赵说哪敢不给,不给回家挨打。
我听着堵得慌,可也不全是这样。有个叫阿香的,二十了,在包装组,她男人也在厂里,干搬运。两口子一块上班一块下班,发了工资合一块儿存着,打算过两年回老家盖房子。阿香说她男人不喝酒不赌钱,下了班就回家带孩子。我说那你算运气好的。阿香笑了一下说,碰上了呗。
去年年底我回国休假,在商场碰见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姑娘,一人捧一杯奶茶,凑一块儿自拍,嘻嘻哈哈的。我站旁边看了半天,忽然想起阿玲她们。一样的年纪,一边在流水线上站十个小时,一边在商场里挑奶茶口味。
我回越南之后跟阿玲说,你想不想学点东西?姐教你点简单的电脑操作。她说想。我就利用午休时间教她用Excel,她学得快,现在能帮我做车间简单的产量表了。阿玲说等她弟弟初中毕业能出来打工了,她就去上个正经培训班。
上个月厂里搞优秀员工评选,阿玲评上了,奖了一千块钱。她把钱全寄回家了,自己就在厂门口小摊上买了根冰棍吃,吃得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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