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死刑：让国家权力在生命面前保持谦抑

我旗帜鲜明地支持废除死刑，因为这是司法文明的标志，也是世界发展的清晰趋势。越来越多国家要么在法律上明确废除死刑，要么长期停止执行，要么把死刑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保留死刑条文与频繁执行死刑之间，存在巨大区别；从“少用”走向“不用”，再走向法律上的彻底废除，正是死刑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条现实路径。

与中国人口相当的印度，曾长期不执行或者极少执行死刑，例如1991年至2004年间没有执行死刑。难道中国的司法文明应该比印度落后？一个国家即使在法律上保留死刑，也不等于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使用它。死刑并非维护社会秩序不可替代的工具。

我支持废除死刑，不是因为对严重犯罪缺乏愤怒，也不是因为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缺少同情。恰恰相反，正因为生命如此宝贵，国家才更不能取得合法剥夺生命的权力。死刑存废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某个罪犯是否该死”，而是“国家是否应当拥有杀人的权力”。前一个问题容易被个案中的悲愤牵引，后一个问题却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公权力的边界，也关系到司法文明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一、处死罪犯，不能让死者复生

面对吴恺被害案，人们希望以最严厉的刑罚表达谴责，这种情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无辜的人被夺去生命，一个家庭从此残缺，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即使把赵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恺就能起死回生吗？受害者家属失去的亲人能够重新回来吗？社会能够因此真正修复创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赵冰最终被判处死缓，二审维持原判。裁定所考虑的是坦白、积极赔偿以及被害人自身疾病对死亡结果的作用等具体案件因素。法院据此认定其“论罪当死”，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是个案裁判的法律理由，并不等于法院接受了废除死刑的理念。引用这个案件，也不是要把裁判理由替换成我的立场，而是要追问一个超越个案的问题：即便法院最终选择立即执行，死刑又能为已经发生的死亡补回什么？

死刑能够制造另一个死亡，却不能撤销已经发生的死亡；能够满足复仇情绪，却不能使正义完整地实现。它给人的痛快往往是短暂的，留下的创伤却不会因为一次处决而结束。国家如果把“处死凶手”当成对受害者最主要的交代，反而可能逃避那些更艰难、更持久的责任：如何援助受害者家庭，如何抚平长期心理创伤，如何弥补制度漏洞，如何防止下一起暴力犯罪。

刑罚的意义，在于确认行为的罪责、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安全，并尽可能救济受害者，而不是由国家重复犯罪者的行为。偷窃者应当退赔、受罚，但国家不必偷走他的财物；伤害他人者应当承担责任，但国家不必以同样的方式摧残他的身体。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杀人罪，我们却常常认为只有“以命抵命”才算公正？

“以命抵命”看似对等，实际上把复杂的司法问题压缩成了最原始的复仇逻辑。现代法治之所以取代私人复仇，就是因为国家不能把正义建立在情绪的对等宣泄上，而必须以证据、程序、责任和比例原则来裁判。如果刑罚只是对犯罪手段的复制，那么国家与犯罪者之间的区别，就只剩下谁掌握了更大的暴力。

受害者家属的悲愤应当被看见、被尊重，社会也有义务为他们提供长期的经济援助、心理支持和法律帮助。但同情受害者，不等于必须满足一切复仇要求。正因为痛苦真实而深重，国家才更应当用切实的救济承担责任，而不是用一次处决代替所有后续工作。处决结束之后，破碎的生活并不会自动复原。

二、死刑把司法错误变成永远无法纠正的错误

支持废除死刑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司法不可能绝对正确。侦查可能遗漏证据，证人可能记忆失真，鉴定可能出现偏差，口供可能受到不当影响，辩护可能不充分，法官也可能受到经验、偏见和舆论的干扰。现代司法不断完善程序，正是为了降低这些风险，而不是因为已经能够彻底消灭风险。

人们常把冤假错案理解为少数不负责任者造成的偶然事故，仿佛只要更换人员、强调纪律，就能彻底杜绝。但司法是由人运行的制度，只要由人收集证据、由人判断证言、由人解释法律，就不可能获得绝对无误的能力。即使所有参与者都善意、勤勉，也仍然可能犯错；如果再加上追诉压力、舆论要求和地方利益，错误的风险只会更高。

其他刑罚即使错误，原则上仍留有一定的纠正空间。错误羁押可以释放，错误判刑可以改判，蒙冤者可以在平反后重新开始生活，国家也可以赔偿和道歉。死刑却不同。一旦执行，发现新证据又有什么意义？再审判决即使宣告无罪，也无法让死者复生。司法可以纠正一纸判决，却无法纠正一个人的死亡。

有人说，只要严格证据标准、加强复核、谨慎执行，就可以避免错杀。这种努力当然必要，但它只能降低风险，不能把风险降为零。只要保留死刑，错杀在逻辑上就可能发生；而错杀一旦发生，对于被处死的人来说，就不是可以忽略的概率，而是百分之百的毁灭。国家不能一面承认自己会犯错，一面又保留一种使错误永远无法补救的刑罚。

死刑复核的慎重，说明司法者深知生命不能轻率剥夺。有些案件经过长时间审查，仍然需要反复判断证据、罪责和量刑。这种谨慎当然比草率处决好，但也暴露出制度本身的困境：一种刑罚越是需要层层设防，越说明它所造成的后果过于极端。即使经过多年复核，也不能证明错误已经绝无可能。人不能因为花了很多时间作出决定，就获得不会犯错的保证。

“少杀”“慎杀”值得肯定，却仍然是把希望寄托于掌权者的自我克制；“不杀”才是把限制写进制度，使任何人都不能因一时震怒、运动需要或舆论压力而重新打开这扇门。真正可靠的司法文明，不能只是要求掌权者小心使用杀人的权力，而应当干脆不让它拥有这种权力。

三、废除死刑，就是剥夺公权力杀人的权力

司法是国家为维护秩序和公平正义而行使的“必要的恶”。它可以依法剥夺人的自由和财产，有时也不得不使用强制力，但这种强制永远应当无比谨慎。国家拥有普通人不能拥有的巨大权力，因此，对国家的限制也必须比普通人之间的约束更加严格。所谓“合法伤害权”，不能因为目的正当，就天然获得无限正当性。

国家维护秩序当然需要强制，但强制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能力。司法机关每作出一次有罪判决，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每采取一次强制措施，都可能给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因此，法治的重点不仅是授权国家惩罚犯罪，更是约束国家不要滥用惩罚。没有约束的惩罚权，本身就可能成为社会秩序最大的威胁。

死刑是国家所能实施的最极端伤害。一旦承认国家有权依法杀人，我们就把最后一道边界交给了权力的自我约束。历史反复表明，权力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公开宣称自己要作恶，而是坚信自己代表正义、效率和多数人的安全。越是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越是在要求“从重从快”的时候，程序越容易被视为障碍，个体越容易被当成实现某种目标的代价。

一个拥有杀人权的国家，也容易在观念上把人的生命视为治理成本。只要某种死亡被解释为“必要”，下一步就可能是不断扩大“必要”的范围。今天针对的是罪大恶极者，明天可能就有人主张扩大适用范围；今天要求特殊案件特殊处理，明天就可能把特殊变成常态。合法伤害权一旦习惯于追求痛快和效率，谦抑便会让位于严厉，程序便会让位于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保留死刑必然导致其他权力都被滥用，而是说，制度不应当崇拜暴力，更不能把剥夺生命当成一种随时可以启用的治理工具。对生命权的尊重，应当成为公权力不可逾越的硬边界，而不是视形势而定的政策选择。废除死刑，就是把“国家不得杀人”确立为原则，不再依赖某一位决策者是否宽厚、某一个时期是否宽松。

四、“合法伤害权”并不只存在于刑罚之中

剥夺死刑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国家伤害个人的手段远不止死刑。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劳教制度萌芽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斗争发动后正式成为法律制度，其适用对象和范围此后逐步扩大。它不是刑罚，却能够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其实际后果可能与长期监禁相去不远。

这段历史说明，“合法伤害权”一旦脱离严格的司法约束，即使不动用死刑，同样可能造成深重灾难。刑罚至少应当在理论上受到罪刑法定、证据规则、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的约束；行政性处置如果边界模糊、程序简易，反而可能更加便利。不能因为一种措施不叫“刑罚”，就低估它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剥夺。

因此，我反对死刑，与要求一切国家强制保持谦抑，是同一条逻辑的两个方面。国家不能因为高举正义的旗帜，就获得不受怀疑的资格；也不能因为某种措施经过批准、形成文件，就天然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不仅是“有没有依据”，还包括依据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公正、手段是否必要、伤害是否过度。

死刑处在这条伤害链条的最顶端。它把国家强制推到不可挽回的极限，也最容易使社会习惯于以消灭个人来解决问题。废除死刑当然不是权力自我约束的全部，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起点：连最严重犯罪者的生命都不能被国家取消，其他较轻、较模糊、较边缘的权利，才更有可能得到认真对待。

五、慎杀值得肯定，但不能代替制度上的不杀

毛泽东有过多次明确的少杀、慎杀主张。1948年，他提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一个经历长期革命战争、看过无数死亡的人，在掌握巨大权力之后仍能强调克制，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死缓制度的形成也说明，即使承认死刑存在的人，也会意识到不能轻易把人推向立即执行，必须为判断留下余地，为生命留下缓冲。

回顾这些历史，不能不产生一个追问：如果不是强调少杀、慎杀，还会有多少人死去？同样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中国很早就废除死刑，建国初镇压反革命以及此后的运动中，包括“严打”，又会少死多少人？历史无法重新实验，我们也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但不能因为假设没有答案，就拒绝从中吸取教训。

这些历史追问的价值，不在于计算一个抽象数字，而在于提醒我们：许多具体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制度允许杀，就有人可能被杀；政策要求快，就有人可能来不及申辩；程序被当成障碍，就有人可能在错误中死去。若制度根本没有杀人权，再强烈的政治情绪也会遇到一道无法绕过的限制。

但“慎杀”毕竟依赖掌权者的认识与自制。政策可以变化，形势可以变化，掌权者也会变化。在一种时期被反复强调的克制，在另一种时期可能被批评为软弱；在一个人看来是底线的原则，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只是可以灵活掌握的政策。真正可靠的文明成果，必须转化为稳定、明确、不能轻易撤回的制度限制。对于一种本就不应存在的权力，最好的安排不是希望它被善意使用，而是彻底取消它。

六、死刑数字不公开，本身也值得追问

中国的死刑执行数据不公开，因此无法负责任地给出全国每年的实际执行人数。外界流传过各种估算，但在缺乏可靠依据的情况下，不应把具体数字写成事实，更不能让这些估算成为论证的主要支点。数字无法核实，并不意味着问题无法讨论；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回一个确定的问题：国家以最庄重的名义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公众却无法知道它究竟被使用了多少次。

死刑不是普通行政措施，而是国家以公共权力剥夺个人生命。既然它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实施，就应当接受充分的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执行规模、适用罪名、复核情况以及纠正错案的机制，都不应只是内部掌握的信息。没有公开，就很难有充分讨论；没有充分讨论，就很难判断死刑是否真正必要，是否被平等适用，是否存在结构性偏差。

信息不透明还可能使社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死刑只是偶尔发生的极端事件，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实际上，每一项死刑判决都是国家权力最完整的体现。公众若连基本情况都无法了解，就只能围绕个别轰动案件表达情绪，而无法对制度本身作出理性判断。

因此，即使暂时不讨论立即废除，死刑信息的公开、复核程序的透明和辩护权的充分保障，也应当成为基本要求。但从根本上说，公开和慎重仍然只是减少风险，不能解决死刑不可逆、国家拥有杀人权这些核心问题。

七、终身监禁并不轻，废除死刑也不是纵容犯罪

反对废除死刑的人常常把问题描述为：要么处死罪犯，要么放纵罪犯。这是明显的假命题。废除死刑，只是取消一种刑罚，并不是取消犯罪责任，更不是让严重暴力犯罪者立即回到社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现实危险性极高的人，长期乃至终身监禁足以实现隔离和防卫。

失去自由，在封闭空间中一年又一年地生活，看着青春消逝、身体衰老，最终在高墙之内老死，本身就是极为严厉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漫长的“慢性死亡”，并不比一次处决轻松。死刑在瞬间结束生命，终身监禁则让犯罪者长期面对自由的丧失和行为的后果。谁说只有杀死一个人，才算真正惩罚了他？

当然，主张终身监禁不应意味着社会以折磨人为乐，更不意味着刑罚越残酷越好。它的正当性只在于保护公众、履行责任，同时保留司法纠错的最后可能。一个人活着，冤案才有平反的对象，新证据才有意义，司法的良知才不会在处决之后变成空洞的哀悼。即使永远没有平反，社会也至少没有亲手制造另一次不可挽回的死亡。

与死刑相比，真正影响公共安全的，是案件能否及时侦破，暴力风险能否提前识别，司法程序能否稳定运行，受害者能否得到救济。把死刑当成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容易让社会治理沉迷于最严厉的表态，却忽略最有效的预防。严惩的声势不能代替细致的侦查，处决的数字也不能代替社会信任。

八、不要把安全感寄托于对死刑威慑的迷信

支持死刑的人还常把希望寄托于威慑作用，仿佛刑罚越残酷，犯罪就越会减少。这种看法符合直觉，却忽略了犯罪发生的复杂原因。许多暴力犯罪发生于冲动、失控、仇恨或极端处境之中，行为人未必会冷静比较不同刑罚；另一些人则首先设想自己能够逃避侦查，根本不会把被抓获后的刑罚当作现实约束。

对这些人来说，提高被发现的确定性、及时阻断危险，比不断加重刑罚更重要。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发现，那么无论法律规定终身监禁还是死刑，对他都可能缺少实际约束；如果一个人在极端情绪中根本不计后果，再严厉的刑罚也难以进入他的判断。

国家若以杀死罪犯来展示力量，也可能在无形中强化一种危险观念：似乎消灭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暴力犯罪背后的社会失序、心理危机、家庭冲突和利益纠葛，不会随着一次处决自动消失。死刑提供的是一种最简单的答案，却往往也是最懒惰的答案。

真正的安全来自有效治理，而不是来自国家对终极暴力的展示。一个社会越依赖死刑证明自己的能力，越可能忽视那些琐碎却重要的工作：及时接警、认真侦查、保护证人、帮助受害者、纠正程序错误、识别现实风险。文明治理不追求最震撼的场面，而追求最可靠的结果。

九、文明是有权杀而不再杀

保留死刑最常见的质问是：“受害者的人权在哪里？”这个质问必须得到认真回答。受害者的生命权当然极其重要，国家必须全力保护，犯罪者也必须承担与其罪责相称的责任。但尊重受害者，并不要求国家再制造一个死者。受害者的人权与废除死刑并不冲突，因为死刑取消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力，而不是对受害者的保护。

我们坚持即使罪大恶极者也不能被国家处死，不是因为他的生命比受害者更有价值，而是因为生命权必须成为对一切人都有效的权力边界。如果这个边界可以随民愤、身份和案情移动，那么它保护的就不是权利，而只是多数人暂时的偏爱。今天被突破的是罪犯的边界，明天就可能在其他名义下突破更多人的边界。

因此，废除死刑不是司法向犯罪低头，而是司法摆脱复仇；不是社会失去严厉，而是国家学会克制；不是对受害者冷酷，而是拒绝用另一场死亡冒充安慰。真正的文明，不只是“不敢滥杀”，更是即便面对最令人愤怒的罪行，即便处决能够换来一时的痛快，也仍然承认国家没有资格垄断生死。

吴恺的生命无法通过处死赵冰而归来。对他最好的纪念，应当是更加认真地保护每一个普通人，更加有效地预防暴力，更加充分地救济受害者家庭，也更加坚定地防止公权力越过生命的边界。废除死刑，就是要求这个掌握巨大力量的国家在生命面前保持谦抑：它可以惩罚，可以隔离，可以追责，却不再杀人。

一个不再以死刑证明正义的社会，才更有资格宣称，自己真正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