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以绞刑，行刑前他说：我无罪！

1979年4月4日凌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监狱，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被押往绞刑架。此时的他已经在死牢中度过近两年，身体明显消瘦，曾经锋利的政治锋芒，也被长期囚禁磨得十分疲惫。

狱方留下的记录称，布托在临刑前反复申辩，表示自己是无罪之人。关于他最后说过的具体话语，不同资料存在差异，但“我是一个无罪之人”这句话，后来成为这场政治悲剧最常被提起的一句遗言。

布托的结局，不能只从1979年的绞刑台上寻找原因。更准确地说，他的一生始终在几个力量之间穿行：贵族地主阶层、军方、民众政治，以及巴基斯坦建国后迟迟没有解决的国家认同问题。

1928年1月5日，布托出生于信德省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主家庭。父亲沙阿·纳瓦兹·布托曾在地方政界任职，家族拥有土地和社会关系。这样的出身，让布托从小便接触权力，但也使他后来提出的土地改革带有一种特殊的矛盾色彩。

他没有把人生完全交给家族产业。布托先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学习政治学与法律，之后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前，他还曾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对这个刚独立不久、贫困与政治动荡并存的国家来说，布托带回的不只是学历，还有一套关于现代国家和大众政治的想象。

1950年代中期，布托进入政府体系，很快成为政坛中的年轻面孔。1957年，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随后又担任商务、工业发展和石油等领域的职务。能言善辩，反应敏捷，熟悉国际事务，这些特点使他迅速受到重视。

1958年10月，阿尤布·汗发动政变，推翻总统米尔扎并建立军人统治。出人意料的是，布托没有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反而成为阿尤布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长之一。那时的布托相信，军方可以提供秩序，而文官可以推动发展，二者未必不能合作。

分歧出现在对外战争与国家战略上。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巴基斯坦接受苏联斡旋，于1966年1月签署《塔什干宣言》。布托认为，协议没有满足国内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阿尤布政府也没有向民众充分解释妥协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布托与阿尤布的决裂，并非单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政治判断发生了变化。布托意识到，军人政权可以在短期内维持秩序，却很难长期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他辞去职务，转而组织新的政治力量。

1967年，巴基斯坦人民党成立。布托提出“伊斯兰教、民主、社会主义”一类政治口号，试图把宗教传统、选举政治和社会平等结合起来。这套主张在城市青年、工人和部分中下层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也让他逐渐摆脱了“贵族子弟”的旧形象。

阿尤布政府曾逮捕布托，试图压制他的影响力。结果却适得其反。布托被捕后，支持者走上街头，政府不得不释放他。那一刻，布托完成了从体制内高官到反对派领袖的转变。

1970年大选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东巴的人民联盟赢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则主要在西巴取得优势。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的政党排位更高，而在于东、西两部分之间已经出现严重的政治与经济裂痕。

布托不愿接受人民联盟单独组阁，军方也迟迟不愿交出权力。有人曾劝他与东巴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谈判，布托却说：“谁也不能把我们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概括了当时的政治僵局。

1971年，东巴局势全面恶化，印度随后介入战争。12月，巴基斯坦战败，东巴脱离并成立孟加拉国。叶海亚·汗下台后，布托接掌国家。他面对的不是一副完整的政治棋盘，而是战败、分裂、难民和军队威望下滑共同造成的巨大废墟。

布托努力重建国家。1972年，他推动土地改革，限制大地主占有土地的规模；同年，巴基斯坦与印度签署《西姆拉协定》，两国关系暂时得到缓和。1973年新宪法实施后，布托由总统转任总理，国家体制也由总统制转为议会制。

他的政策并非没有成效，工业国有化、社会福利和教育措施扩大了政府作用，也让一部分普通民众获得了实惠。但国有化带来的效率问题、土地改革执行中的阻力，以及党内权力集中，又为新的矛盾埋下伏笔。

1977年大选后，反对党联盟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街头冲突持续扩大。布托一方面承诺重新谈判，另一方面又依赖军队恢复秩序。这个决定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步。

7月5日，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政变，布托被捕。齐亚·哈克曾是布托亲自提拔的军方人物，布托相信他能够维持军队中立，却没有想到，军队最终把枪口对准了总理府。

布托后来接受审判，被控与一起谋杀案有关。1978年，拉合尔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1979年2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四比三的多数维持原判。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连支持死刑判决的人，也无法否认案件审理受到强烈政治环境影响。

1979年4月4日，布托被执行绞刑，终年51岁。齐亚·哈克继续掌权，巴基斯坦由此进入长期军人统治时期。那根绳索结束了布托的生命，却没有结束围绕他的争论：他既是民众政治的开拓者，也是权力斗争中的参与者；既曾挑战军方，也曾借助军方；既反对专断，又在执政时不断集中权力。

死牢中的那句“我是一个无罪之人”，究竟是法律意义上的抗辩，还是政治人物临刑前最后的自我辩护，至今仍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