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金川前线，川陕总督张广泗率三万清军进入山地时，朝廷上下普遍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平定地方土司的军事行动。谁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偏僻的川西小区域，竟会让清军连年受挫，并成为乾隆朝最昂贵的一场战争。
大小金川位于今四川阿坝一带，所谓“大金川”和“小金川”，指的是当地两条河流。这里地处高山峡谷，向东可通汶川，向南连接雅安，西北又联系康藏、青海方向。成都平原通往川西高原的道路，从这里经过。
地盘不大，位置却极要紧。
清朝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大小金川能出多少兵，而是它可能成为川西各土司联合抗拒朝廷的核心。雍正年间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朝廷试图废除土司世袭统治，改设州县，由中央任命流官管理。云贵地区推进较顺，川西却始终难以落地。
土司制度并非简单的地方自治。土司掌握土地、人口、税收和武装，辖区内的百姓要承担粮赋与差役。土司之间还常因土地、牧场和属民发生冲突，一旦某一方坐大，便可能凭借山地据险自守。
1745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吞并小金川，势力迅速扩大。清廷起初希望通过诏谕和调解解决问题，但莎罗奔并未停止扩张，还不断插手周边土司事务。对朝廷而言，这已经不只是内部争端，而是对地方秩序和川藏通道的直接挑战。
有意思的是，清军第一次进剿时，面对的并非一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金川土兵人数有限，却熟悉山路，能够依靠碉卡、石墙和峡谷构成多层防线。清军每推进一段，都要付出极大代价。
张广泗早期攻占了一些外围据点，但在勒乌围、刮耳崖等核心区域停滞不前。山路狭窄，大炮难以运上高地，普通火器又难以摧毁厚重石碉。清军架梯攀登时，守军从高处射击，并投下檑木、石块，进攻部队往往还未靠近碉楼便已伤亡严重。
气候和补给同样折磨清军。雨季道路泥泞，寒冷天气使士兵大量患病，粮食、火药和药材都要经过崎岖山道转运。金川土兵在本地生活多年，既能隐蔽行动，又能迅速补充饮水和粮食，这种主场优势十分明显。
1748年，军机大臣讷亲被派往前线，名将岳钟琪也奉命参与军事行动。讷亲起初信心很足，曾对战事作出乐观判断，但强攻刮耳崖失利后，清军接连受挫。张广泗与讷亲互相推诿，乾隆最终将两人召回。张广泗以“失误军机”获罪处死，讷亲也被赐死。
这场失败暴露出一个问题：朝廷有兵，却未必懂得如何在高山碉卡之间作战。乾隆并未因此放弃，而是改用围困。傅恒主持后，清军逐步封锁交通，切断外援。经过长期消耗，莎罗奔无力支撑，于1749年接受受降。第一次金川之战结束，但土司体系并未彻底改变。
二十多年后，局面再次恶化。1771年，小金川与大金川重新联合，清军初期进攻接连失利。温福部遭到袭击，桂林所部也未能打开局面。乾隆这次不再满足于让土司归顺，而是决意彻底摧毁其军事和政治基础。
阿桂接掌战局后，清军开始集中使用八旗精锐、健锐营、火器营以及各地兵力。更重要的是，朝廷愿意投入大量人力搬运火炮，甚至修筑道路、搭设栈道，将原本难以上山的重武器送到碉卡附近。
但炮火并不能立刻解决问题。噶尔拉山一带，土兵修筑了相互呼应的碉楼、石墙、木栅和壕沟，防御纵深层层相套。清军即便攻下外围据点，也常被新的防线挡住。温福后来在支援粮运时遭到伏击，阵亡于军中，清军损失惨重。
阿桂没有急于冒进，而是采取分割、围困、逐步推进的办法。清军一面夺取山口和粮道，一面压缩金川土兵的活动范围。战事拖得越久，大小金川越难维持人员、粮食和武器供应。到1776年，索诺木走投无路，清军最终攻破核心区域，第二次金川之战结束。
这场战争为何耗费如此巨大？关键在于清廷面对的不是普通叛乱，而是一次对川西治理方式的正面挑战。若只接受表面归顺，土司仍然保有武装和土地，改土归流便可能反复受阻；若彻底改制，又必须先摧毁其依托山地建立的军事体系。
清军付出的代价，确实远超最初估计。第二次金川之战前后调动兵力达到数十万人，耗银约7000万两，持续五年左右。这个数字既包含作战部队，也包括轮换、运输、筑路、造炮和地方供应等庞大支出。
平定之后，清廷在当地逐步废除土司世袭权，设置州县，加强对川西道路和边地的控制。大小金川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中心存在，川藏之间的交通与军事部署也获得了更稳定的支点。乾隆投入如此巨大，表面上是为了一块山地，实质上争夺的是西南边疆的治理权与进出康藏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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