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夏天，青岛一处住所内，许世友面对聂凤智的劝说，只说了几句话：“我不去。”当时的他已经80岁，身体明显衰弱，腹胀、腹痛反复出现，可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将，仍没有把病痛当成真正的威胁。
许世友一生习武，17岁参加革命，长期在枪林弹雨中作战。负伤、失血、发烧，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过去许多次，他靠着意志挺了过来，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判断：身体出了问题，忍一忍就能过去。
这种习惯，在战争年代是顽强；到了晚年，却可能变成负担。新中国成立后，医疗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但许世友仍不喜欢住院，更不愿意长期服药。身边人劝他检查，他常常摆摆手，认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1985年上半年，许世友在上海参加活动期间，身体不适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甲胎蛋白指标显著升高，远超正常范围。华东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后，认为他的肝脏问题十分严重，需进一步排查恶性病变。
消息传到南京军区后，军区领导和医务人员都意识到，普通调养已经无法应付。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汇集了较强的肝病和肿瘤诊疗力量，若能尽快转院，至少可以获得更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于是，聂凤智受托前往青岛。两人是多年战友，彼此说话并不需要太多铺垫。聂凤智把检查情况讲清楚，又说明北京方面已经做好安排，希望许世友立即动身。
许世友听完，态度却十分明确：“我不去。”
聂凤智继续劝说：“北京专家多，条件也好，不能把这个病拖着。”
许世友仍然摇头：“不去。”
话说到这里，气氛已经很沉重。聂凤智了解他的脾气，知道这不是一时赌气，而是经过考虑后的决定。杜平、唐亮等人也曾从不同角度劝解，但许世友始终没有松口。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拒绝北京，并不完全是因为不相信医生。多年军旅生活使他对“离开熟悉环境”格外敏感。青岛、南京都有熟悉的部属和生活习惯，而北京则意味着进入更严格、更集中的医疗安排，行动和生活都要受到约束。
一些回忆材料提到，许世友曾说北京的路不好走，还半开玩笑地说，到了那里，连吵架都吵不过别人。话听起来像是玩笑，实际上却透露出他的顾虑：一旦去了北京，能不能再回到南京，恐怕很难由自己决定。
聂凤智后来认为，许世友最深的担心，是“有去无回”。这并不是说北京没有医疗条件，而是许世友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清楚转院之后可能面临的结果。他不愿在生命最后阶段离开熟悉的地方，更不愿把自己的安排完全交给别人。
这种选择带有明显的许世友式性格。战场上，他敢于冒险；生活中，他也习惯自己作决定。即使病情已经恶化，他仍想保持最后一点主动权。对一位习惯指挥部队、面对生死的人来说，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
不过，拒绝北京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拒绝治疗。返回南京后，军区方面仍组织医护人员为他服务。由于许世友不愿长期住院，南京军区医院曾安排医疗小组前往中山陵八号，为他进行检查、用药和护理。
遗憾的是，肝脏病变发展很快，治疗能够缓解症状，却很难扭转整体病情。许世友过去有饮酒习惯，晚年身体基础已经下降，加之早期没有及时接受系统检查，等到病情暴露时，治疗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他对药物也有抵触。疼痛加重后，止痛药只能起到阶段性作用，药效减弱时，身体上的折磨便再次显现。医护人员回忆，这位平日里性格强硬的老人，到了病情严重阶段，仍尽量不在部下面前显露脆弱。
此前，他甚至有过因不信任检查而躲避医生的经历。1964年外出访问归来，他在上海接受检查时，因不适应医生的操作，曾突然离开诊室。这样的性格延续到晚年，便使他更难接受严格的医疗程序。
到了1985年8月以后，许世友的病情明显加重。除了必要的治疗，他已经很少外出，昔日喜爱的打猎活动也无法正常进行。曾经能够稳稳端起猎枪的手，此时连简单动作都显得吃力。
9月，许世友进入病危阶段。南京方面继续安排医护力量照料，身边工作人员也尽量满足他的生活习惯。北京方面并非没有采取措施，专家和药物都曾设法送到南京，只是病情的发展已不是换一个地方就能轻易改变。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逝世，终年80岁。他没有前往北京，也没有在生命最后阶段离开南京。这一决定，既有对自身病情的判断，也有长期性格、生活环境和心理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许世友而言，留在南京，或许就是他能够亲自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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