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越健：“清代钞档”及其史料价值考析

“清代钞档”及其史料价值考析

封越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 1930年10月至1937年7月，汤象龙等经济史学家从清宫档案里抄录了一批档案，数量至少有16万件（册），并进行加工整理，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以“清代钞档”之名著称于海内外经济史学界。其原始档案来源于当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清代钞档”成为有别于原始档案、具有独特价值的一宗史料，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工作是新史学运动的重要环节，不但在经济史学界、史学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清代档案整理利用史上也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关键词： “清代钞档”；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目录

一、清宫档案的抄录和加工

（一）“清代钞档”抄录基本情况

（二）“清代钞档”的格式

（三）“清代钞档”的加工

二、“清代钞档”的分类与内容

（一）“清代钞档”的分类

（二）“清代钞档”的内容

三、“清代钞档”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一）学术价值

（二）“清代钞档”的不足

（三）“清代钞档”在清宫档案整理利用史上的地位

小结

1926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社会调查部； 1929年7月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致力于社会调查，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认为“研究现在中国之诸种经济社会问题和现象往往必须涉及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之经济事实”； 1930年开始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第一步工作为搜集材料，各种资料中他们认为“要以档案为最重要”，同年10月开始抄录清宫档案。1934年7月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仍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抄录档案，至1937年7月停止。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改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 1949年为中国科学院接管， 1953年初改为经济研究所， 1977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因此，这批资料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习称“清代钞档”，闻名于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这一工作既受20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影响，也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一环。所内外学者利用这批资料发表、出版了大量优秀成果。个别资料集收录了少量“清代钞档”，如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下册）、彭雨新编《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封越健、王砚峰主编）《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表》则是单一的“清代钞档”资料整理出版成果。1981～1983年汤象龙曾努力推动“清代钞档”整理出版，可惜未能实现。

汤象龙晚年曾回忆组织抄录清宫档案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将报销册（即奏销册）编制为统计表的情况。王砚峰、史志宏比较详细地评价了“清代钞档”中的粮价表、户部银库黄册。沈博从学术转型的视角研究了“清代钞档”，包括其由来、基本状况等。少数学者在利用“清代钞档”时也有所评价。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清代钞档”，但介绍极为简略。现在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清代钞档”。

档案学界一些著作也提到“清代钞档”。管见所及，最早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编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记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以下或简称“故宫文献馆”）时期，“较为大规模来馆查阅档案的单位，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他们雇用了二三十人到馆抄录档案，时间长达三、四年之久”。一史馆的学者在个人论著中也有记载，如张德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事年表》记载： 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派员来馆借抄经济史料， 1934年□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借抄内阁黄册， 1935年□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借抄内阁黄册1926册、史书10册。这一记载应该是根据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以下或简称“故宫”）年度报告或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年度、月度报告整理的。秦国经说经济研究所“钞录一批清代档案，其中有黄册八十多本，题本一百多件”。邹家炜、董俭、周雪恒编著的《中国档案事业简史》提到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利用故宫文献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所藏的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经济史、财政金融、人口等方面的研究，他们经常雇用二三十人到上述各处摘抄档案。从1930年至1934年，共摘抄档案十余万件，并编有索引卡片，还利用这批档案出版了《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厘金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书刊”。此后档案学界关于“清代钞档”的叙说基本与该书相同。上述各种关于“清代钞档”的原始档案类别及抄录数量、抄录时间、人数的说法都有错误，且《中国劳动年鉴》是有关民国初年劳动状况的专著，并未利用清代档案。

一、清宫档案的抄录和加工

（一）“清代钞档”抄录基本情况

总体看来，对于“清代钞档”本身，即它的形成、数量、抄录方式、分类、特点、价值和不足等，尚无较为全面的文本学梳理。“清代钞档”的基本情况当时没有留下系统的记载。本文拟利用社会调查所及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月刊和年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其文献馆年报、“清代钞档”本身，以及汤象龙等人的回忆等资料，梳理“清代钞档”的基本情况，评价其学术价值和不足。这一工作有助于更好地整理利用“清代钞档”，对于清史及清代经济史之学术史以及近代档案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社会调查所抄录清宫档案从1930年10月开始。最先摘抄的是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案，“史料之重要来源首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保存之清代军机处档案。本所自征求该馆之慨允后，即自十九年十月（1930年10月）起派人摘抄。截至现在（1931年6月）止，已抄得道光朝折片二万数千件”。1931年12月汤象龙发表《道光朝捐监之统计》时说：“一年来业将道光咸丰两朝材料搜集完毕，并正继续搜集同治朝之材料，现在已得史料共计约六万余件。”《社会调查所第六年报告（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记载：“除道光一朝材料已于上年搜集完毕外，本年度（按：该年度为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中复将咸丰同治两朝及光绪三十年以前之史料搜齐，计得奏折六七万件，合之以前所得，共计不下十万件。”第七年、第八年报告均无抄录档案的记载，应当已经结束。1932年底记载，“截至本年（1932年）八月止，计摘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五朝各省督抚折片约十万余件”。1948年1月出版的《社会研究》沿袭了这一说法。稿本第七年报告（1932年7月至1933年4月）有“十数万件”和“十万余件”两种说法。出版的第七年（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报告则记载为“十数万件”。

关于抄录档案的情况，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与社会调查所的记载略有不同。据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其文献馆的年度报告， 1931年社会调查所借抄道光六年（1826）至同治九年（1870），光绪三十四年（1908）及宣统二、三年（1910、1911）折件38904件；借阅道光五年（1825）至同治三年（1864）上谕档299本，选抄其中429件；借阅道光六年至同治十年（1826～1871），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二、三年随手档，但未抄录。1932年，借抄咸丰十一年（1861）至宣统三年关于经济的折件43074件，借阅同治九年至宣统三年上谕档167本，选抄其中209件；借阅道光元年（1821）至宣统三年随手登记档561本（无抄录记载）。1933年后无社会调查所抄录折片的记载，只有1935年1月借抄军机处英国照会11件。据上述记载，抄录军机处道光至宣统年间档案，包括折片和上谕档，共82627件。故宫方面均仅记载抄录道光六年以后档案，但现存道光朝“清代钞档”实际是从道光元年开始，故这一数字并不完全。1934年故宫文献馆单士元说，社会调查所抄录该处军机处折片“凡十万件左右”。不过从故宫方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抄录的档案不仅有奏折，而且包括了上谕档，此外还借阅了随手登记档。

抄录故宫文献馆军机处档案的数量，社会调查所有“不下十万件”“约十万余件”“十数万件”“十万余件”的说法，故宫文献馆单士元亦说“凡十万件左右”。综合这两种记载，笔者认为，截至1932年8月，社会调查所抄录故宫文献馆藏道光至宣统年间军机处折片和上谕档等应该超过10万件。

1933年9月社会调查所计划抄录故宫藏报销册，经与故宫文献馆接洽， 10月6日开始抄录。社会调查所又访得北京大学所藏档案多为各省及中央各部报销册，“此项档案共有六千余册，资料至为可贵”， 10月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刘复先生商妥，派人前往抄录。1935年7月初北京大学所藏钱粮报销册抄录工作告一段落， 12月10日故宫文献馆报销册抄录结束。据《社会调查所第八年报告（自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自民国廿三年七月至民国廿四年六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自民国廿四年七月至民国廿五年六月）》统计， 1933年10月至1936年6月抄录北京大学、故宫文献馆所藏报销黄册约6200册； 1937年1月陶孟和称，截至1936年共抄得黄册6200余本。与此基本一致。上述记载未区分从北京大学和故宫文献馆抄录的黄册种类与数量。从北京大学抄录的具体情况不明。从故宫文献馆抄出的黄册种类和数量，在故宫和故宫文献馆的年度报告、月度报告中有记载，其统计口径由于有自然年和财政年度的不同，不能简单相加，笔者估计应有4000册左右。此外，从故宫文献馆抄出乾隆户科史书10册、光绪二年至十年（1876～1884）英国照会11件、各县易知由单四五百件。

北京大学所藏内阁大库档案除黄册外，尚有题本，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35年9月起着手整理北京大学所藏题本， 11月起开始抄录，民国二十四年（1935）度抄出关于户口、田赋、关税、杂税、钱粮、军饷、驿站、通商、河工等类之题本、奏折、揭帖等8290余件；二十五年（1936）度“北京大学前清内阁大库档案经济史料之选抄工作仍继续进行，本年度共抄出顺治、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提（题）本、揭帖、奏折二万六千五百八十五件”。两年从北京大学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抄出题奏约3. 488万件。

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或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抄录档案的情况，有关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据《社会调查所月刊》《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月刊》记载， 1933年12月计划“拟自（次年）一月起借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藏清代各部报销册”； 1934年3月又“拟自四月中起同时抄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档册”；同年6月又记载，“中央研究院史言所之报销册，经本所派人整理后，一月中已将该所报销册全部分类抄完，现正加以编目云”，“将自六月一日起始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奏销册，此项工作即由赵泉澄负责进行云”，至7月编出目录683册，次月编目工作告竣。赵泉澄说：“旋调查所改隶于中央研究院，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余负责整理北海蚕坛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二三千册黄册，逐册详考摘录，四阅月蒇事。”社会调查所改隶于中央研究院在1934年7月，则黄册整理工作在1934年下半年完成；赵泉澄又说他在1935年冬曾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题本3000余件， 1936年春初事竣。这些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题本未见抄录记载，应是仅做了分类及编目工作。此事未见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度报告对社会科学研究所抄录其档案记载很少，民国二十三年（1934）度报告记载：“因本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需用档案内清代易知由单，计二百余张，以及涉及此单之文册三十余本，皆一并装裱，借与该所整理。”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明清档案整理工作的李光涛明确记载为“所有顺治年‘奉旨便民易知由单’二百四十六张，以及涉及由单之文册三十二本，全数一并装裱整齐，借与该所作为研究清代田赋制度的基本资料”。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二十三年度报告记载易知由单为300余件。梁方仲亦说1935年抄录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原藏顺治康熙两朝易知由单300余件。两方记载数字有200余件与300余件之别，可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方面只记载整理顺治朝易知由单，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实际整理顺治、康熙两朝易知由单。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记载：“与本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公同整理清题本及残破揭帖等，同时并钞录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中有关之案件，拟与本所所藏汇集出版。”李光涛记录：“当（民国）二十三年夏，史语所因本院社科所之请，特就北海蚕坛内（原注：由南京迁回北平的档案，即存在蚕坛）腾出前院东厢房三间，借与该所作为整理关于史语所所藏清代钱粮黄册之用。该项黄册，因残烂者实居多数，故仅将比较完整的二千三百七十九本，付与该所整理。此项工作，该所共计动员十二人，由梁方仲、赵泉澄二君领导工作，历时四个月，始获整理就绪。……以上的钱粮册，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统移交社科所自行负责保管”，“又有雍正、乾隆两朝揭帖计提出三十五捆，每捆约重四斤，共重一百四十斤，因其中多载有钱粮的数字，与清代经济问题有关，亦由社科所全部取去，作为研究之用”。李光涛所说移交社会科学研究所黄册2379册，笔者据其所列分类细数统计仅2110册。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拟向社会科学研究所移交刑科进缴的红本即三法司档案，因数量太大未移交。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方面的记载，明确记载抄录所藏档案的仅有易知由单200余件或300余件，其所藏黄册都只记载整理编目，未说抄录。史志宏曾查证“清代钞档”中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的黄册，但他查证的仅限于户部银库黄册。据社会研究所1950年统计并与《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对照，黄册抄件共6075件，抄自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为2626件、3438件、11件。黄册抄件还附有青册及其他抄件60册。这一统计黄册抄件总数少于陶孟和的报告和笔者的估计，从故宫文献馆抄录的数量也少于笔者的估计，但记载了从历史语言研究所抄录11册黄册。

“清代钞档”除上述题奏折片及黄册外，现存还有一种价格资料卡片，经笔者检索部分卡片，大部分可以在一史馆档案检索系统查到，其档号前三位绝大部分是02-01-07，属于原藏故宫文献馆的内阁大库刑科题本；其他档号也属于故宫文献馆原藏内阁大库档案。少量注明来源为“秋审册”，亦系内阁大库黄册。经笔者清点，现存共约1. 488万条，但卡片已有散失，如“碓房”“布机”两类均阙如，“漆”“桕树”“蜡”分别只有1条、2条、3条。除个别外，绝大多数卡片均有编号，分为U、T、V三个系列，有的大号下还有小号(a) (b)等若干号，应是一件档案抄出一张卡片，编为一个号码，若抄出几张卡片，即在一个号码下再加以(a) (b)等号。现存所见最大编号分别为U8880、T3006、V13，以此统计，至少抄出档案1. 2万件（包括题本和黄册）。当年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故宫/故宫文献馆的资料，都没有提到抄录故宫文献馆内阁大库刑科司法档案。李文治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中引用了少量价格卡片，称之为“刑部档案抄件”。1962年11月1日经君健在成都拜访汤象龙，问“刑部档案的抄卡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汤象龙回答说：“是从内阁档和军机档里面抄出来的，抄件（全文）存所。由抄件中再摘出卡片。因此我们所见的卡片，如果想找其全文的话，根本不必出所去找。”汤象龙说明“是从内阁档和军机档里面抄出”，可见并非刑部档案。刑部档案1929年9月由司法部移交故宫文献馆，并未整理， 1933年运往南京， 1958年后运回北京。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年不可能抄录刑部档案。汤象龙说抄卡“抄件（全文）存所”，但据笔者检索，只有粮价类文档和物价工价、息价类文档有刑科题本抄件，前者有3件，后者有203件（另有非刑科题本抄件2件），数量与现存卡片相差很大，其原因已难以了解；且仅摘录价格内容，与汤象龙所说全文抄录不同，或许是汤象龙记忆有误。

关于“清代钞档”数量， 1937年1月陶孟和在一份报告里称：“截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止，共抄得奏折、揭帖十二万余件，黄册六千二百余本。”1948年编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介绍，社会研究所“藏有前清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抄本约十数万件”。汤象龙自1972年至1998年有几种说法，大致为从1930年10月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有一处说至1937年9月）抄录清宫军机处和内阁大库档案，数量有10多万件、12万件、不下12万件几种说法。学界基本沿袭汤象龙的说法，其中不免有错误。梁承邺根据《社会调查所概况》及《社会研究》两种资料认为，抄得的资料有13万至15万件。综合上文，“清代钞档”数量可以总结为：从故宫文献馆抄出军机处档案至少10万件、内阁大库司法档案至少1. 2万件、乾隆户科史书10册、光绪二年至十年英国照会11件、易知由单四五百件；从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抄出内阁报销册约6200册；从北京大学抄出内阁大库题本约34880件；从历史语言研究所抄出易知由单300余件、黄册11册；因此，笔者认为“清代钞档”数量总计至少有16万件（册）。由于部分档案编制为表格、部分“清代钞档”散失，准确的数字已难以确知了。据我们整理所见，档案文种除了黄册外，还包括上谕、奏折、奏本、题本以及随题本进呈的揭帖，随奏折递进的夹片和清单，其来源是军机处和内阁大库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赈灾档、上谕档、随手登记档等。至于为选择而浏览未抄录的档案就更不知凡几，无从统计了。抄录时间则是：故宫文献馆，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抄录军机处档案， 1933年10月至1935年12月10日抄录报销册，其中1935年1月借抄军机处英国照会11件；北京大学，从1933年10月至1937年6、7月间；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4年8月完成报销册整理编目， 1935年抄录易知由单。记载“清代钞档”工作最晚的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年度报告》，截至1937年6月。当年8月即因淞沪会战，社会科学研究所大部分人员和档案迁往湖南。结合汤象龙的说法，“清代钞档”工作应结束于1937年7月。合计抄录档案时间共6年又10个月，不到7年。

“清代钞档”工作时期，对清宫档案的利用远不如现在便利。一史馆所藏档案直到1980年才建立案卷级目录，只有少量有了文件级目录。1926年故宫文献馆开始整理军机处档案， 1929年4月按朝年整理完毕， 1930年9月开始分为目录、上谕、奏事及专类四类编目， 1934年开始摘由编目， 1935年开始按来源分类。内阁大库档案经“八千麻袋事件”后多有损失，大部分藏于故宫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罗振玉、历史博物馆仍保存一部分。故宫文献馆所藏部分， 1931年1月将红本、史书按朝年分别上架清理，史书分六科，按月成册， 1932年后主要进行编号。1933年整理黄册， 1934年整理乾隆朝朱批奏折，仅按朝年分别登记草目。1933年因日军攻占山海关，故宫文物分五批南迁，其中有文献馆军机处档案86箱、内阁大库档案1516箱。北京大学国学门所藏内阁大库档案， 1924年仅将所藏档案分为要件与报销册两部分，所有档案共分为九种，此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活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1929年9月到1930年完成初步整理， 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分类上架，但并未完成编号登记，只有重要档案有简明目录可查。此后也未再进行整理。北京大学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黄册，由故宫文献馆协助登记整理， 1937年黄册卡片才全部缮写完成。这三个机构的档案整理进度自然影响“清代钞档”工作。清朝各部院档案为北洋政府各部局接收，散失严重，故宫文献馆在1937年前陆续接收、购买了刑部档案103箱、法部档案1000余斤、兵部档案1100余斤、农工商部及民国农商部等项档案2074宗196册574张、财政部及“三海”档案500余斤等，均未及整理，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也无法抄录。而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本身的人力、财力也限制了档案抄录工作，清华大学所藏档案在1934年已经整理了5万件，其中涉及经济的至少有清末农工商部、海关、度支部、庚子后修改商约、大清银行、回收开平煤矿、整顿东省财政、兴办东省实业等相关档案，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未能前去抄录。1937年1月陶孟和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经费继续进行档案抄录工作，但未获批准。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直接打断了“清代钞档”工作。

汤象龙晚年回忆，“所有资料在抄录后，都经过严格校对，避免错误”。“清代钞档”有抄写、初校、覆校三道程序。我们在部分“清代钞档”中发现抄录时的小条。一种一面以铅笔写分类、编号及初拟题名，另一面印有“号数”“字数”“抄写”“初校”“覆校”字样，均以铅笔填写。如乾隆三年（1738）广西巡抚杨超曾一件题本（乾隆三年三月初七日内阁下刑部），此件夹条一面手写“乾杂235广西巡抚条陈纂修律例各款（下残）”，另一面填写：“号数： D11720 /字数： 3058 /抄写：郭子厚/初校：刘浚湘/覆校： （无） / 2-15-24‘律’误‘例’/错1”，表示该件共3058字，页2第15行第24字“律”误写为“例”，该件共错1个字。上文所引夹条文字中，黑字体原为蓝色，以印戳钤盖，其他为手写，“覆校”空缺无人签名。经核对，错字已经改正。另一种比较简单，仅写“某号档案某某人共若干字，某人校”，均系手写。我们所见小条，基本上没有覆校，但“清代钞档”工作有覆校这一程序，据记载， 1934年1月“更为慎重起见，对于已经校对之档册，派员覆校，以期无误”。这些措施保证了“清代钞档”文字的准确性。

校对“清代钞档”时还对原始档案做了进一步的校勘和说明。如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初六日《署闽浙总督魏光焘奏报光绪二十九年分丁耗钱粮奏销数目事》，原文为“二共应征银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四十四两零已完银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四十四两零已完银一百六万八千五百一十四两零”。此处有两个“已完银”，天头有校对批注：“校对时查此行已完银数原折写重，故圈去。特此注明”。经查，此件“清代钞档”文字与录副奏折原档完全一致（藏一史馆，档号03-6279-031），而此件对应的朱批奏折确无“已完银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四十四两零”字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号：143685），可见录副奏折抄重，“清代钞档”随之沿袭错误，经校对批注改正。史志宏也发现，银库黄册抄档数据经认真核对，发现了原册的一些错误并加以说明。

“清代钞档”工作的负责人，汤象龙晚年多次说是由他“主持”，他是“组织抄写档案的负责人员”；他的说法得到同事和史学研究会老友罗尔纲、谷霁光的证实。但亦有不同说法。罗尔纲晚年曾说，“两个率领社会科学研究所抄清代档案人员的朋友汤象龙、梁方仲”；在回忆梁方仲时又说，“（梁）方仲与汤象龙教授领导这个工作”。另有说法是梁方仲、刘隽。梁承邺核对了一些资料后认为，汤象龙自始至终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 1934年梁方仲入所后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刘隽在1936～1937年参与组织领导，与梁方仲负责从内阁大库提调档案资料工作。作为经济史组组长，汤象龙是“清代钞档”的当然负责人。1935年11月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助理员汤象龙因抄写档案工作须有人常川驻平主持，故本所南迁时留平，后以事务繁剧，复调刘隽、梁方仲二人先后赴平主持抄写事宜”。据此可见，汤象龙确为档案抄录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刘隽、梁方仲也参与了负责工作，但此仅言1935年11月南迁后之情形，在南迁前是否如此尚不能确定。据某年12月初历史语言研究所余逊给所长傅斯年的两封信，社会科学研究所接收历史语言研究所移交的档案，“由该所负责人梁方仲、刘隽签名盖章，具函声明收到”，“均由负责人刘隽、梁方仲具函声明收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移交档案在1935年，余逊之信当是1935年12月，亦可证刘隽、梁方仲确为当时档案抄录工作负责人。1936年7月底汤象龙去英国留学，此后当由刘隽、梁方仲主要负责了。

据一些零星记载可知，“清代钞档”具体工作由经济史组各人分工负责。刚开始抄录档案时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杨锡龄、周益湘二位研究生“协助整理清代经济史料”。1933年10月开始抄写故宫文献馆报销册，“由罗玉东、刘隽、迟镜海三人研究内容，计划表格”。北京大学报销册，“由汤象龙计划抄写方法，由迟镜海督率临时抄写员四人开始抄写工作”。从1934年6月1日起开始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奏销册，“此项工作即由赵泉澄负责进行”。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光涛则说此项工作“由梁方仲、赵泉澄二君领导”。梁方仲曾说，他在1935年间整理抄录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易知由单300余份。1935年9月起开始整理北京大学藏题本，据社会科学研究所记载，此项工作由赵泉澄负责。梁方仲1951年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借抄上批档案（引者按：指北京大学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由刘隽和我轮流负责提调其中与经济财政史有关的资料，再选择出来交人抄写，先后抄得三万余件”。对北京大学所藏题本的整理，大致是民国二十四年度由赵泉澄负责，二十五年度由刘隽、梁方仲负责。赵泉澄曾说， 1935年冬他再赴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题本3000余件， 1936年春初事竣。

据陶孟和报告，抄写档案需要检选员2人（负责选择应抄文件）、校对员3人、书记员32人，薪水分别为每月160元、60元、30元。据上文，检选文件应由经济史组成员负责。书记即抄写员，系临时雇用，要求颇为严格，以1933年11月的招考为例，招考20人，报名人数达300余人，经审查合格，准予考试者80余人，经笔试、口试，正取20人、备取5人。后来还需要经过试抄。人数视工作繁简随时增减，民国二十四年度“经常雇用数十人从事抄写”。抄写北京大学和故宫所藏报销册经常达三四十人， 1934年11月达47人。据汤象龙说，抄写员最多时达52人。据《社会调查所月刊》第1卷第4期（1933年11月5日）至《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35年9月5日）统计，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8月，抄写档案有姓名之抄写员凡77人，但不时有辞职以及退职、停职者，当是因为抄写工作不合要求或差错较多。亦有计算员改为抄写员，以及抄写员改为计算员或临时计算员者。抄写员亦有分工，如1933年11月故宫文献馆抄写员共12人，其中管理员兼校对者2人，文件保管员兼校对者1人。1934年6月北京大学、故宫文献馆两处抄写、校对人员共计30人，其中抄写员25人，校对员5人。由此推测校对系从抄写员中选拔。抄写工作并有专人管理，如1934年12月“调高树培回所，北京大学、故宫两方管理事宜改派萧福先、刘人鉴二人前往负责，并有郝纶不时前往监督”，高树培、萧福先、刘人鉴为计算员，郝纶则是研究生。

全部“清代钞档”的费用，汤象龙晚年说“穷七年时间，先后耗费约20万元”。西南财经大学崔国华研究员在关于汤象龙的文章里说，研究所1 / 3经费用于“清代钞档”工作。这一说法当系汤象龙提供。这两个数字都被高估了约一倍。社会调查所和合并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几年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承担，民国十九年度（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经费5万元，二十年度、二十一年度、二十二年度经费各6. 5万元，二十三年度及合并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几年每年经费8万元。8万元中，预算档案整理费每月1000元，每年1. 2万元。1937年1月陶孟和报告，“截至本年六月，抄录工作之进行即将满整七年，用款总数将达九万元”， 1930年10月至1937年6月共81个月，每月近1100元，略多于预算。若从民国十九年度起，至二十五年度（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止，全部经费共48. 5万元。“清代钞档”工作从1930年10月开始，扣除7～9月，全部经费为47. 25万元，抄档所费约占全部经费的19. 05%，将近1 / 5。这也可见陶孟和领导的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大力支持经济史资料搜集工作的。

（二）“清代钞档”的格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抄录档案外，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搜集了少量清宫原始档案，其中有黄册数十册。这些原始档案，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移交给社会科学研究所的2000余册黄册等档案，应在1961年12月已移交明清档案部，即今一史馆。

按目前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保存形态，“清代钞档”分为题本、表格、卡片三类。所谓“题本”不是确切的分类：一则其原始来源不光是题本，还有其他档案文种；二则大部分卡片和一部分表格也来源于题本。本文根据其形态改称为“文档”。表格格式依原始档案内容而有所不同，本节主要说明文档和卡片的格式。

文档系抄录奏本、揭帖、题本、奏折、上谕等档案内容，抄录方式有全文抄录、节录及仅抄录档案末尾的贴黄三种，以全文抄录为主，仅抄录贴黄最少。凡原件有残缺者，均在相应位置括注（上残）或（下残），节录则括注（上略） （中略） （下略）等，少量未括注（节录）而以省略号表示。节录一般是省略档案中的重复文字，基本保留原档案结构。但少数仅摘录所需内容，如顺治九年（1652）正月某日巡按监察御史王亮教揭本仅抄录“（上略）归德府（中略）性丝绸三匹，价银七两五钱（下略）”14字；乾隆某年直隶总督孙嘉淦一件题本，仅节录雍正元年（1723）上谕，未抄录具题人所要题奏的问题和意见。“民情”类“清代钞档”比较特别，直隶、热河都是每件一页，首行抄地名，次行为某朝某年某月某官某人奏，第三行为“地方安静（或安贴等）”，光绪年中则为“所述情形与粮价清单同”，乌鲁木齐则每年每月一行，写奴才某人奏，或写“本月无奏折”，都是从雨水粮价折中抄出。贴黄则在文末括注（贴黄），贴黄亦偶有节录，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琅玕《题为代浙江绅士耆民钱载等恭谢皇上八旬万寿轮免赋税事》，文末括注（贴黄节录）。

奏折、揭帖、题本等抄写格式一般为：第一行“某朝某年某月某日朱批（或御批，或内阁下某部，少量无‘朱批’等文字）”，次行“某朝某年某月某日某官臣（或奴才）某人（等）谨奏（或揭或题）”，第三行正文起首空两格。也有无第一行者，这种情况尤以道光年间“清代钞档”为多。有些奏折、题本附有清单，现在一史馆将清单作为单独档案编目，台北故宫博物院则是作为题奏附件不单独编目。“清代钞档”将清单在题奏正文后另一页抄写，也有抄正文不抄清单及抄清单不抄正文者，大概是将清单作为单独档案。原始档案清单第一行有“清单”二字，“清代钞档”多数不抄。上谕按发出途径不同分为“明发上谕”与“廷寄上谕”。前者通过内阁公布，称为“内阁奉上谕”或“内阁奉旨”，“清代钞档”格式为：首行为某朝某年某月某日内阁奉（或“面奉”），次行为正文“上谕……钦此”。后者由军机大臣以寄信形式转达给相关大员，称为“军机大臣字寄”或“军机大臣密寄”，“清代钞档”格式为：首行为“军机大臣字寄（或密寄）户部某朝某年某月某日奉”，次行为正文“上谕……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原档大写汉字数字均改为小写汉字数字，抬头等行款格式均不保留，末“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之类文字略去不抄，朱批文字多数不抄。在“遵旨会议”之类奏折里，在引用其他题奏与“臣部”意见之间，一般空一行；若具题多个事项，每个事项各起一段。多人联名题奏一般均只抄一两位主要题奏人，偶尔有两位以上者。

“清代钞档”抄于定制的宣纸上，版框以蓝色印制，四周双边，外粗内细，单鱼尾白口，版框A面右侧外印有仿宋体“社会调查所”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字样，半页10行，行25字。

（三）“清代钞档”的加工

卡片有印制的固定格式：上栏为标题和编号；格内第一行为档案时间和具题人；第二行为案件发生时间、地点；第三行为案件内容；摘要栏为价格资料，仅将档案中的价格摘出抄录，每张卡片抄录一条至数十条价格；另有备注栏，填写内容不多，主要是注明来源，也有注明参看其他卡片及原档“上下残”等情况。具体格式如下表所示。

加工工作几乎与抄录工作同时进行，可分为制作表格、分类和编制目录索引三项。因分类与内容相关，在下文叙述。

编制表格是对档案内容的加工。在抄录档案的第二年度（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就已经将道光至光绪三十年前部分题本制成表格，“合之以前所得，共计不下十万件。惟其中约有三分之二为节省时间人力起见，只将重要内容摘填表格，并非全抄……档案中凡属数字，或较复杂者均已制成简明统计表格填写，如关税、厘金、灾情等项共有十余种”。这部分表格系根据题本制作，现存《清代捐监数表》2册、《清代厘金收支报告表》2册、《清代粮价》20册、《清代各省钱粮征收表》8册、《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6册、《海关收入》2册、《清代海关开除表》6册、《清代农业生产收成表》3册、《清代灾情表》1册，共9种50册。册数应是1952年迁北京后装订制成的。梁方仲对原藏历史语言研究所的300余件易知由单的整理，也是“作成统计表格，并已进行初步的分析，对于原单的尺寸大小，都有详细的纪录”，现装订为《易知由单》2册。

表格最多的是黄册， 1951年11月装订为293册，收录黄册抄件6075件，附录青册及其他抄件60件， 1952年迁北京后，又重新装订过一次，现共300册。据汤象龙回忆，由于报销黄册格式是统一的四柱清册，针对各种报销册的内容制定各种形式的表格，表内各项指标必须概括四柱清册的主要内容，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大栏，有少数临时发生的无法填入表中的项目，则采用附注的办法加以摘录。批注除了汤象龙所说原档中临时发生的项目外，还有对原档的校正，在粮价表和户部银库黄册“清代钞档”中都有这类批注。粮价表中这类批注约有6000条，包括对数字缺失、价格数字、衡量单位的说明，以及一些表格不易表示的内容的说明。

二、“清代钞档”的分类与内容

（一）“清代钞档”的分类

编制目录索引是为了便利查找利用。1931年即开始编制索引和目录，此后陆续进行。1935年4月，还约请专人从事编目工作。索引目录起初填写于普通的目录卡，后来则为“清代钞档”制作专门的索引卡，分为题本和黄册两种，分类存放于卡片柜。索引卡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过于简单且不够规范。如题本索引卡项目有：名目（或摘由）、著者、年代、内容，名目（或摘由）只填简单的题名，著者亦不写其职衔，内容均不填写。现存此种深38厘米之卡片抽屉51个。几十年来历经多次搬迁，分类及顺序已经紊乱，并有所散失，已无法利用。

社会调查所在抄录档案时即进行专题研究，故同时对“清代钞档”进行分类。“清代钞档”第一年即将抄录的档案“暂分为钱粮、粮价、关税、盐税、漕项、耗羡、参票等十数类”，同年底，汤象龙说，已抄档案“约六万余件”，“详加分析不下三十类别”；1937年6月抄录北京大学内阁大库档案26585件，“就内容言共包括田赋、盐课、漕白、河工、捐输、俸饷、军饷、仓库、钱粮、交通、驿站、钱法、物价、通商、外交等类”。这些早期分类的具体情况已不可知。抗战前将14053件题本装订为201册，分为田赋、关税、金融、捐监、雨水收成五大类。另有2. 78万件926册待装订，其分类现存有《清代抄本档案分类清单》《清代经济史资料：题本清单》《清代经济史资料：抄本清单》三份目录，但已经无法确知其编制之先后。《清代抄本档案分类清单》分为岁入、岁出、财务行政、一般行政、新政、外交通商、行政费用、杂件， 8项43类。《清代经济史资料：题本清单》和《清代经济史资料：抄本清单》皆分为53类，但分类并不完全相同，两者都有未分类的顺治朝题本和各省雨水粮价折。1950年将这926册装订，分类与《清代抄本档案分类清单》基本一致，分为8门44类。现分为43类：地丁、芦课、旗租、漕粮、关税、盐课、杂课、厘金、俸饷、河工塘工、驿站、仓务、赈恤、钱法、捐输、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各部寺钱粮及各省岁需经费、内供、采办织造及各项工程、行政、吏治、赃罚盗匪民壮、户口人丁、雨水收成、米麦蚕丝收成、民情、通商交涉、中琉贸易、鸦片战争附鸦片交涉、禁烟、赔款及内外债、出使经费、总理衙门及同文馆经费、学校及其经费附科举、商务、机器制造局及招商局附电报天津电政邮政、铁路、矿务、宪政、粮价、物价工价息价、杂件。这一分类何时编制已不可知。

这几种分类基本一致，可见明显的延续性， 1949年《清代经济史资料：抄本清单》与1950年《清代经济史资料：题本清单》以及现今分类在“类”之下另有小类，也基本相同。比较重要的不同有两点。（1）有些“类”在不同的目录中单列或合并，这是类别数量不同的原因。如漕粮与仓务在《清代抄本档案分类清单》中分别属于田赋和赏恤，在其他目录中都是单独一类。有的资料如耗羡、芦课、旗租的归类也不同。（2）关税在《清代抄本档案分类清单》中分为常关、新关两项，而其他几个目录都按省区分项，另加工关。

黄册表格分类完全按照《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分为30大类84目。30大类为：吏部稽俸；户部户籍、地丁、杂赋、民谷、漕运、水次漕仓、仓场、关税、盐课、钱法、俸食、织造、银库、草厂；盛京户部旗地、旗仓；礼部钱粮；兵部兵马、马政、茶马、驿站、邮符、钱粮；工部河工、物料；都察院稽查、查刷；太常寺祭品；光禄寺燕劳荐飨；等等。

刑科价格卡片在1949年前后都进行过分类。由于历经多次搬迁，卡片抽屉顺序已完全错乱，卡片分类及顺序也有一些错乱。从现有分类卡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少数价格有总类，如借贷、食物、工价、典当等，而相当多价格没有总类，已不清楚是遗失还是原来就没有。

（二）“清代钞档”的内容

第二，总类下的分类，有几种分法： （1）分为小类，如食物分为油、盐等约30种； （2）分省区加小类，如工价大部分卡片按省区分，另有短工、长工、杂业三小类；（3）先分朝年，再分小类，如借贷分为乾隆朝（不分小类）与嘉庆朝（分为银钱与粮食），身价财礼也是分为乾隆朝（不分小类）与嘉庆朝（分为义女、义子、妻等10余种），典当也分为乾隆朝（只发现衣物类）和嘉庆朝（分为土地、房屋、衣物、其他），其中嘉庆朝土地典当又按省区分类； （4）先分小类再分省区，如粮食分为谷、米、麦、面粉，每小类再分省区； （5）只分省区，不分朝年，也不分小类，如银价、土地买卖。

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抄录清宫档案是为了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汤象龙等人对清宫档案的史料价值有准确的判断：“大凡清代重要经济问题之因果以及各种经济现象之发生，尤其关于清代国家经济之材料异常丰富。”因此“清代钞档”以国家经济尤其以财政史料较为集中系统，也包括一般经济问题的资料。

财政收支方面，既有中央和各省总的收支状况，也包括各省、各盐政区、各税关的地丁、漕粮、盐课、关税、杂税、捐输捐纳、仓储等各项收入，以及各项经费、俸饷、驿递等支出，相当全面；记录各项收支的存留、起运、冬估、春秋拨、京饷及奏销、考成等一系列制度的档案也相当丰富。国家经济相关档案，晚清以机器制造局、招商局、电报、邮政、铁路、矿务类居多，清前期则以上贡、织造和铸钱、制盐业档案较多。

一般经济方面，以农业、中外贸易相关资料比较系统。农业方面，文档中有很多土地开垦、土地坍塌、米麦蚕丝收成、雨水收成的资料，刑科卡片有不少土地买卖租佃、雇佣关系的资料。制成表格的有《清代农业生产收成表》3册、《清代灾情表》1册，所载都是道光以后的内容。中外贸易资料集中在道光以后，包括中琉贸易和各国通商交涉两类，以及关于鸦片、禁烟的档案。关税、厘金、杂税等类文档有丰富的商品流通等资料。物价方面，有完整的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资料，刑科卡片则包括从康熙到道光朝约100种商品的价格资料。题本中也有一类“物价工价息价”的相关内容，亦多系刑科档案，只是未制成卡片。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社会经济史档案，涉及清初逃人、旗人生计、蒙古口粮、抗粮起事、民壮户口人丁等内容。

一部分“清代钞档”内容与财政经济无关。其中清末实施宪政档案比较完整，其他还有官制、刑法、县治设置、会党、捻军、纂修官书、传教、国籍法、统计法、红十字会等零散档案。

三、“清代钞档”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一）学术价值

“清代钞档”涉及的时间，以件数计，以道光以后的居多，从故宫文献馆抄录的军机处档案10万多件都是道光以后的，从北京大学抄录的内阁大库档案3万多件，也包括道光年间的；黄册内容则是从顺治到光绪年间的，以道光以前的为主。

经君健曾指出，“（‘清代钞档’）选抄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资料，原文抄录者达10余万件之多；并且训练了一批统计人员，把18世纪60年代直到清末各地方奏销册里的中文数据，如粮价、关税、雨水收成等，分门别类，加工成统计表格，以直观、明了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项工作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空前的，即使至今，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也无出其右者。由于多种原因，其中有些原档已难查找，这批早年抄档则成为原档的重要补充，由此更见其史料价值之大”。倪玉平认为：“从1930年至1936年，他们（以汤象龙为首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通过统计列表方式对清代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详细分类，其工作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手段之严谨，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他们经手整理的一些原始档案已经遗失，此种情况导致这批抄档（现存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本身就成为档案，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不容低估。”两位学者指出了“清代钞档”的部分学术价值，但“清代钞档”的价值不仅于此，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财政经济为主题，集中搜集了一批档案，并且经过分类加工，极便研究利用。尤其是财政方面某些专题资料相当系统、完整，一些学者主要依据“清代钞档”撰写出了高水平的论著，以罗玉东《中国厘金史》、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为代表。史志宏认为，“这批黄册抄档，仅就本书使用的户部银库部分而言，是抄得相当全的”，“从总体上，可以形成从雍正到光绪甲午前后长达170年左右的银库收支数据链条。这种成系统的长时段数据，在清代财政史乃至整个清代经济史的现有资料中，都是不多见的。这批抄档的宝贵价值，也正在于此”。他所利用的银库黄册，不在“清代钞档”之内，仅为乾隆三年、嘉庆十三年（1808）、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二十五年（1899） 5个年份的11册黄册原件。虽然有学者指出了罗著和汤著的一些错误，但只有徐毅、周育民、熊昌锟对罗著资料数据作了个别增补。

第二，社会调查所学者极为重视经济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清代钞档”有一半以上是数据资料，并被加工编制成统计表格，是一种半成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学者利用档案中的数据提供了极大便利。《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不仅将粮价数据完整地由文字转换为数字，并且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类统计，重新排列、校勘，使有关的价格信息更为准确且方便易用……《粮价表》将各地粮价以表格形式汇总，更能全面直观地反映各地粮价情况。因此，就利用而言，其方便性已大大超过原始档案”。史志宏指出，银库黄册类“清代钞档”，“将原册内容设计成统计表格，并将原册纯按时间顺序的流水账记录方式改为按户部承办司处分类，然后按月份及月内时间先后登录各笔进出的银钱款目和数字”，“较之原册，更加眉目清晰，方便统计”。任智勇也认为，“清代钞档”中的《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较原档案统计数据更为方便利用，设计也更为合理。

第三，目前清宫档案主要分存于一史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个机构。据我们统计，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地丁类“清代钞档”共7218件（除去重复1件），经检索，原件一史馆有5955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有361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9件，在三个机构均没有检索到的有893件。其中顺治年间455件，有404件在三个机构没有检索到。可见“清代钞档”包括了部分现存于上述三个机构的原始档案，不必分别前往三个机构查档，为学者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另外，确有一部分“清代钞档”在这三个机构都没有检索到。由于这三个机构的档案并没有全部编目，未查到尚不能确定已经散失，但至少目前还无法利用，而“清代钞档”可以提供利用。据史志宏比对，户部银库黄册“清代钞档”包括个别今天已经无法得见的黄册。

第四，距“清代钞档”抄录的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年，有的原始档案产生了破损，“清代钞档”抄件则可以补充原档之不足。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几例。

其一，“清代钞档”抄件完整而原档现在残损者：《山西巡抚石麟题为勘明永济县河滩地亩被水淹没数目并请蠲免粮额事》（乾隆二年二月十三日，节录）、《直隶总督方观承题为行查乾隆五九年两年通永道暨永平宣化府垦荒地亩起征应于乾隆十五年征粮为始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八日，节录），一史馆所藏原件皆标注前缺，“清代钞档”抄件则完整无缺，节录后分别较原档约多1200字、410字。《山东巡抚喀尔吉善题为奏销乾隆六年钱粮并请开复完解乾隆六年地丁钱粮德州卫千总熊坤事》（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节录）、《山西巡抚成格奏呈嘉庆二十五年额征地丁盐税等银已未完并节年缓征已未完数目清单》（道光元年六月初八日），一史馆所藏原档或多处破损或字迹模糊，标注为“阅读困难”，而“清代钞档”抄件则文字清晰、完整。

其二，抄录“清代钞档”时原档已经残损，现今更加残破，“清代钞档”抄件保存的文字比原档多：《山东巡抚法敏题为德平等州县卫申报乾隆元年首报开垦成熟地为升科事》（乾隆二年五月初二日），此件在“清代钞档”中标明“前缺”，但一史馆所存原档正文仅存结尾30字，而“清代钞档”抄件则内容大致完整。《直隶总督方观承题报直隶各属乾隆十五年地粮等项钱粮并完欠数目解支款项题本》（乾隆十六年八月初十日），此件在“清代钞档”中括注（上残），一史馆所藏原件则附注信息为“前缺，断扣”，此抄件比一史馆原件约多2900字。

（二）“清代钞档”的不足

其三，原档缺少具文、朱批时间，“清代钞档”抄件则有保存：如《署理山西巡抚郑敦奏呈晋省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六月司库收支各款总数清单》（同治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此件抄件有具文、朱批时间，而一史馆藏原件两种时间皆无。调署广东巡抚谭钧培《奏为本年第四批地丁京饷银两委员管解赴京交收缘由片》有具文时间为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此件在一史馆录副奏折中无上奏时间，只有朱批时间。《吏部尚书协理户部事务讷亲等题为遵议苏州巡抚陈大受题勘明沛县昭阳湖水沉板荒麻地请蠲乾隆二三四年钱粮事》（残本）、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于敏中等《奏为核查甘肃奏销乾隆四十二年钱粮并查参未完各官事》（残本节录），一史馆著录具文时间分别为“[乾隆六年]”“[乾隆四十三年]”，表示原件无具文时间，是推断出来的，“清代钞档”抄件则分别提供了朱批时间“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户部”“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下吏部户部”，较为具体。

（1）内容缺失。抄录工作系从道光朝档案开始，有些连续的资料后来未曾补抄。如道光至宣统粮价单抄录相当完整，但清朝粮价奏报始于康熙年间，乾隆元年（1736）基本定型，后来亦未补抄道光朝之前的粮价单。有的类别“清代钞档”中数量过少，与史实不符。如户部银库只有15件；地方财政中浙江、四川分别只有4件、1件；地丁耗羡中有10个省不到10件，江西、甘肃、四川各只有1件。户口人丁类绝大多数为乾隆时期的，其次为顺治年间的，康熙、光绪年间的分别只有1件、2件，其他各朝均无。黄册仅抄录30类84目，原件共10341件，抄件6075件，仅占一半稍多，“与各该类目原件件数比较，钞件之缺失者颇多”。其他未抄之45类80目亦有相当多与社会经济史有关，例如：户部之赈鬻、缎匹库、颜料、稽查类；盛京户部之金银库类；太医院药材类（顺治年间收过各省解到药材钱粮及支用过数目等项）；兵部之赏银类；刑部之赃罚、清查类；工部之营缮、陵工、钱粮类；理藩院之朝贡类；太仆寺之钱粮类；等等，均有关财政经济。

还有一种情况是连续的每年钱粮奏销奏折和清单，漏抄其中一年或几年的，如直隶道光元年（1821）至二十二年（1842）上忙钱粮，缺二十一年（1841）；道光元年至二十三年（1843）下忙钱粮，缺三年（1823）、二十二年；河南道光元年至二十二年上忙钱粮，缺十五年（1835）；这些未抄档案现均存于一史馆。只抄奏折未抄清单，或只抄清单未抄奏折的情况也很多。

（2）分类错误。有研究者指出，“清代钞档”中的几种统计表，由于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主要依据现代财政分类方式，与清人的认知存在距离。即使按照“清代钞档”本身的分类，也存在不少分类错误。廖文辉曾指出，属于吉林银库的“皂保实银清单”在“清代钞档”中被误置于户部银库与钱法两类。笔者查阅了地丁、捐输、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吏治、赃罚盗匪民壮、户口人丁、米麦蚕丝收成、民情、宪政、粮价、物价工价息价、杂件13类文档，初步发现地丁类29件应移至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漕运、盐课、杂课、农业收成、米麦蚕丝收成等类， 161件应在地丁各省、各小类之间调整；捐输类3件应移至地方财政类， 2件应改入杂税类， 1件应移至地丁类；中央财政类混入2件地方财政档案、1件地丁类档案；地方财政类混入2件中央财政类档案， 8件应在各省之间调整；吏治类3册共132件分别是有关湖南、湖北、贵州盘查库银、调拨款项，全部应归于地方财政类；粮价类有不少内容仅有雨雪情形，应归入雨水收成类，光绪二十七年（1901）若干个月在“清代钞档”中只有钱价，应归入物价工价息价类；物价工价息价类也有各类粮食价格，应归入粮价类。另外，赃罚盗匪民壮类有几件是关于地丁和商业的，行政类有应归入赋税和杂件类的，杂件类有涉及贸易、兴农、晴雨的题本，等等。

（3）统计中存在一些问题。任智勇曾指出，《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将原清单中“户部京饷”与“解苏藩司固本京饷”合并为“户部京饷”、将“归还解部二成项下借给宁苏两织造彩绸工料银”与“解苏藩司派拨苏织造工料银”合并为“宁苏织造工料银”，《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所有的数据只到两后的第三位，没有进行四舍五入，导致收支不平衡。

（4）虽然有校对、覆校程序，但如此巨量的材料，难免出现一些抄录错误。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其一，具文或朱批时间、具题人官职姓名缺少或错误。“清代钞档”一般抄录具文和朱批两种时间，如果只有一种时间也注明是具文时间还是朱批时间。但部分“清代钞档”未说明是具题还是朱批时间。道光年间大量“清代钞档”只有一种时间，写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人奏，但经我们查核，发现其中很多是朱批时间。又如《道光三年至九年杀虎口监督所得羡余银数》《为直指神奸等事》均缺少时间和具题人；行政类函第1函（总第275）第2册第147～153页（此页码系筒子页）共7件，均无具题时间、具题人。《河南巡抚程祖洛奏为道光三年征收新旧钱粮完欠各数比较上三年清单折》[道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具题年份错为三年。《两（江）总督李星沅等题为查明江淮等属熟田旧欠钱粮未能同时并纳请分别缓征事》（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官职误为两广总督。《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报道光二十一年分征解新旧钱粮比较上三年完欠分数列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 ]具题人误为经额布。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及地丁类7218件“清代钞档”中，我们考订补充了3023件的具题时间、官职或姓名，占总数的41. 88%；有的题名不止一处考订补充，对时间、官职、姓名都做了考订补充。

其二，节录但未标注。如《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瑞麟奏为循例盘验广东司库银数及同治六年分通省征收钱粮银米完欠各数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此件第二页“并无亏短情弊”与“所有盘验司库银数及同治六年分通省征收钱粮”之间约有210字未抄，无“节录”字样或省略号。有一种情况是原档前残，“清代钞档”在括注（上残）后还有节录但未标明，如四川总督策楞《奏为审明已革贡生余铭假冒县丞报捐知县案依律定拟事》（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抄件开头括注（上残），但在抄件开头“兹据按察使宋厚、署布政使高越审拟……”之前尚有约800字未抄，未标注节录。此种情况不少。

其三，未抄完或漏抄文字。未抄完并非节录，而是文句尚未结束而未抄下去。如地丁类湖广湖北巡按御史李延松《揭为请酌定催征各官已未完分数考成则例事》（顺治十七年三月）、捐输类朱批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咸丰九年八月起至十月底收捐监生银数片》（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均未抄完。漏抄文字如地丁类《山西巡抚申启贤奏呈道光十八年分下忙钱粮完欠数目清单》[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 ]“共完过耗羡银”后，漏抄“二十八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两零，未完耗羡银”18个字，捐输类江苏巡抚魏元煜《奏报道光元年十一月分捐监银数片》[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本年”下漏抄“十一月分”。

其四，文字抄错。如江苏巡抚魏元煜《奏报道光元年正月底捐监银数片》[道光元年（二月） ]“缺银万六九千两”，应为“缺银六万九千两”；《（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奏请将山西河南等成灾州县本年下忙钱粮概行蠲免事》（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捐”应为“蠲”字；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为查明新疆光绪九年前收支银粮饬部核销事》（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刘锦棠”误作“刘锦堂”。

（三）“清代钞档”在清宫档案整理利用史上的地位

此外，“清代钞档”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少量档案重复抄录、装订顺序错误、纸张破损等；有约1000页文档部分曾遭水泡，虽经修复，但尚未整理装订以供利用；“清代钞档”历经战乱搬迁，已有少量散失；一些“清代钞档”经过后人核对，留下一些校对批注文字和符号，有的并不正确。

档案整理可分为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和档案信息的内容整理。前者是将杂乱档案条理化，便于管理利用。后者即档案文献编纂，其体裁可分为以公布档案原文为目的的一次档案文献、以揭示和检索档案内容为目的的二次档案文献、以重述档案内容为目的的三次档案文献。几家清宫档案收藏机构最重要的工作都是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分类是档案实体整理中重要的一环。几家收藏机构对档案的分类有一个摸索过程。北京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采用“档案种类—朝年”的分类方式。北京大学档案整理只做到第一步即形式分类及年代区分，这种分类仅涉及档案的名称，近乎内容分类的也就是报销册。主持北京大学档案整理的沈兼士后来总结当时整理的缺点之一是，“太重形式，只知区别名称，排比时代，而忽略档案的内容”。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分类也是如此，“初为外形的分类”，即按档案种类分类，“先将朝代分别之后，又须分年排列”，达到“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故宫文献馆整理档案，起初分宫中各处、军机处、内阁大库、内务府、清史馆、宗人府、实物、舆图典籍、满文档案几大系统整理，各系统下按“档案种类—朝年”分类。1936年6月刊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其中第二章规定，档案初步整理应以三项区分，即机关、档案名称、时代。已登记档案也按机关、档案名称、时地人三项分类整理。1937年2月制定《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表》，基本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分类整理。当时故宫文献馆工作人员方甦生、张德泽曾几次论述所藏档案不能根据内容分类，而应按机关分类，并认为只有如军机处清册之类的簿册档案才可以按内容分类。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由于是陆续购入，已经凌乱不堪，整理的第一步是按外形分为本子式、折子式、零纸三种，本子式按“省—形式大小—系统—时代”分类；折子式和零纸则按机关和年月分类。1936年禹贡学会购入一批清宫档案，计划进行整理，其分类以袁同礼《档案分类编目法》为基础，采取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分类之长，“在若干期内，仅能为概括的分类”，再以事件先后为次，如卷帙繁多再以区域区分。

档案的编纂，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文献馆三家机构，既有二次文献（目录和摘由），也有一次文献档案汇编和专书编辑出版。这三家机构的档案编纂，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会曾言明：“此次整理内阁档案，拟定有关于历史之重要文件，一经发见，当即宣布，以供研究史学者之参考。”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说：“国内学人近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档案刊布后可供各地研究者利用，“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故宫文献馆方甦生指出：“为着流传，为着供给多数人的参考阅读，却是档案馆的一桩有意义的副工作。”1928年刊印《掌故丛编》， 1930年又因《掌故丛编》及丛书刊布史料“时日稽迟，数量微小，不足以餍海内学者之渴望”，而出版《史料旬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公布档案的指针。故宫文献馆专题史料书籍，以政治类最多，其次是文化类，再次为综合类，政治类中又以对外关系史料居多，其中很多是当时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其二，由于所藏档案数量浩繁，无法等全部整理完毕再选择公布，只能边整理边刊行，造成档案公布缺乏计划，编纂缺乏系统，其选材偏向“新奇”，有相当的主观性。沈兼士后来批评北京大学整理档案“只知搜求珍奇之史料，以资宣传，而忽略多数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选材“去取之间，甚难定一整齐之标准……但感觉其可供某事某义之参考，即以编入”。故宫文献馆选择公布史料的标准为“秘”（当时的秘案）、“要”（关系比较重大者）、“异”（与官私记载有异）、“新”（新材料）。“凡属有关文献可供考征者，随时发见，即行刊布，片鳞只爪，兼容并纳。”“往者本馆（文献馆）亦尝编次若干有关清史之重要材料问诸世矣，大抵皆零星摭拾，故多挂一漏万。其弊要在不待基本工作———普遍整理之完成而急求表现有以致之，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陈恭禄曾批评1949年前“故宫博物院整理档案，显然没有计划，零碎发表，同于拼凑，发表的史料片面性强，去完备标准有相当的距离”，“编纂人选择史料，没有标准，也不尽确当，有凑数的倾向”，并举出例子说明存在应选而缺漏及选入史料价值不高的问题。虽然“拼凑”“凑数”的说法不尽公允，但陈恭禄所举的问题确实存在。

与上述几家清代档案收藏机关相比，“清代钞档”的整理工作有多方面的不同。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不是档案收藏机构，“清代钞档”整理也就不需要进行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而只是对档案内容进行整理。这种内容整理，除了抄录文字外，还包括分类和数据的统计加工。如上所说，做“清代钞档”的目的是满足自身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需要，因而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和问题意识，他们进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程序是由专题而至整体，“先集中全力于各种经济问题和现象之个别研究，然后再继以全部问题和现象之探讨”。档案抄录时即注重资料的专题性和系统性，抄录工作开始后的次年即提出要把“所得资料中凡能单独成一有系统的研究题目且系轻而易举者尽先整理研究”。可以想见，“清代钞档”的工作事先有总体设计，将清代财政经济问题分为若干专题进行档案抄录，这些大小不同的专题后来都成为“清代钞档”不同的类别。可见，与档案收藏机构按照档案种类或形成机构进行分类不同，“清代钞档”是根据研究需要和档案内容进行分类的。1949年、1950年两次分类将“清代钞档”划分为岁入、岁出、财务行政、一般行政、行政费用等大类，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财政体系分类框架，可以看出其探讨“全部问题和现象”之研究目的。除了事先设计的专题外，还应该有临时增加的专题。如“清代钞档”原已抄录雨水收成档案，但将其中直隶、热河、乌鲁木齐三地民情另外抄出，专门列出“民情”类，显然是出于某种研究目的而增加的。较为完整的清末宪政档案，也应该是后来设计增加的。可见，“清代钞档”既有统一的总体设计分类标准，也有根据特定研究目的而抄录的专题资料。“清代钞档”对数据的统计加工并编制统计表格，则是当时清宫档案收藏机构的文献编纂工作所不具备的特点。

1949年后，在一史馆摘抄档案超过万件的有两个机构。一是1956～1958年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搜集清宫档案7万余件，内容包括雨情、旱涝灾情、河道变迁及治理、水利工程技术和内河航运等，后按江河流域编辑出版一套“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共680余万字），时间从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这套丛书除汇编资料外，也做了一些分类统计，如“各年资料分类统计”“洪涝州县所占年次”“洪涝州县分类索引”等。二是1977～198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为搜集晴雨录和雨雪分寸等气象方面的资料，先后派10位同志查阅一史馆宫中档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9辑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26辑，共查阅乾隆至宣统朝213781件奏折，从中选摘了91147件；另查阅了乾隆、嘉庆、道光及光绪四朝的上谕档479册，并选摘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各地旱涝灾害、雨雪分寸和农业收成的报告，灾情和防治的报告，夏秋二季收成分数，以及植树造林、桑蚕等经营情况，也有部分内容是清廷对于这类问题的旨意。这两个机构抄录的档案数量仅相当于“清代钞档”的2 / 5和3 / 5，涉及的范围也不及“清代钞档”广泛。从一史馆历年档案利用情况来看， 1960年至1965年查阅、利用档案单位有314个，总人次为6966人次，提调档案593047件（册），选用档案41198件； 1976年至1984年上半年，利用单位有2139个， 43705人次，提调档案3615014件、胶卷1525盘，选用档案165982件。1980年1月至1985年5月，国内查阅档案单位2155个， 33613人次，提调档案3844194卷（册）、胶片3205盒，选用档案127305卷（册），国外专家学者选用档案19772件（册）。另据1998年统计记载，改革开放近20年来，共接待来馆查档单位6807个、62589人次，选用档案362325件（册）。由这些数据，更可见抄档工作6年又10个月抄录16万件（册）档案数量之惊人，这16万件（册）档案还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数据加工整理。

小结

如上所述，“清代钞档”是在利用档案远不如现在便利的情况下完成的。在现行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科研体制下，像“清代钞档”这样大规模抄录并整理清宫档案之成果，可以说是以后几乎不会再有了，“清代钞档”对于清宫档案的利用规模可谓空前绝后。

1930年10月至1937年7月，社会调查所和合并后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大规模抄录清宫档案，历时6年又10个月，共抄得档案至少16万件（册），仅“清代钞档”文档类即有41697件、94623页（筒子页），粗略估算达4700万字。这一工作由汤象龙领导，刘隽、梁方仲也参与了领导工作，经济史组同人分头负责，并得到陶孟和所长的大力支持，耗费约9万元，占全部经费近1 / 5。“清代钞档”对应的原始档案分藏于不同机构，有的暂时无法查阅，有的已经破损；抄录过程中还进行了分类、编制表格等加工工作，因此，“清代钞档”已经成为一宗有别于原始档案、具有独特价值的史料。学界利用“清代钞档”撰写发表了许多高水平论著，“清代钞档”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清末民初清宫档案发现后，即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学校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并举出自己30年前看到总理衙门旧档抄本千余册，认为对于编修清史有重要价值。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暑期学校演讲，提出近二三十年来4项新发现的材料与学问，“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是其中之一。陶孟和、汤象龙等人对清宫档案的价值有深刻认识，认为“发掘清政府档案中财政经济史料的工作”“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工作中的‘开金矿’”，他们是清宫档案最早的利用者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利用者。“清代钞档”抄录工作具备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若干特征，如重视档案、集众式研究、采取社会科学方法整理，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环节。

“清代钞档”在经济史学界乃至史学界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成果。谷霁光指出：“这种发掘和利用政府档案进行研究工作的规模和气魄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见的，为我国史学界研究近代史的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有影响的，可以说他（引者按：指汤象龙）是我国研究近代史在资料方面一个新的开拓者。”谷霁光这段话虽是评价汤象龙，也是对“清代钞档”工作的公允评价。“清代钞档”的整理利用方式有别于档案收藏机构，利用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在清宫档案整理利用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二〇二六年第一辑（总第五十一辑）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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