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律师：

高攀律师：贪污罪与行贿罪的辩护逻辑，从犯罪构成中寻找“截断点”

近年来，反腐败刑事政策持续向“行贿受贿并重惩治”推进，2026年4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织密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罪名的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行贿罪等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辩护律师面临的任务并非“对抗反腐”，而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严格检验指控是否经得起犯罪构成的逐层审查。贪污罪与行贿罪的辩护，本质上都是在法律要件中寻找“截断点”——一旦某一构成要件不成立，整个指控便无法闭合。

一、贪污罪：四层审查，逐层截断

贪污罪的指控看似“事实清楚”，但每一个要件都存在实质辩护空间。辩护的第一层，是主体身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核心是“从事公务”，而非“在国有单位工作”。国有单位中从事技术性、专业性劳务而非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不属于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还需结合是否实际从事公务、是否具有组织委派等因素综合判断。主体身份一旦不成立，贪污罪便可能降格为职务侵占罪，量刑差异悬殊。

第二层，是涉案财物的性质。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包括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或专项基金，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如果涉案财产在性质上已经脱离公共财物范畴，或者行为人所占有的是缺乏物质载体、不能被评价为“财物”的公共资源，贪污罪的客体基础便不复存在。两高典型案例中，学生上交由学校管理的生活费被认定为“国有事业单位管理、使用的私人财产”，属于公共财物，这一逻辑的反面恰恰说明：财产是否处于“管理、使用”状态、是否具有财物属性，是辩护中可以实质争辩的问题。

第三层，是行为手段。贪污罪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因工作关系熟悉环境、凭身份易于接近财物，进而非法占有，属于“工作便利”而非“职务便利”，不构成贪污罪。这一区分在实务中常被忽视，却是截断指控的关键切口。

第四层，也是贪污罪辩护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层：非法占有目的。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核心分界，不在于公款是否被“用了”，而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打算“永久性地据为己有”。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实践通常从四种情形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采取虚假发票平账、销毁账目等手段使公款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中反映且无归还行为；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使所占公款难以反映且无归还行为；有能力归还而拒不归还并隐瞒公款去向。反过来，如果涉案资金被投入实际经营，行为人未实施隐匿、转移财产以逃避返还的行为，单位账目上仍保留追索记录，或者案发前曾作出还款表示并客观上尝试还款，非法占有目的即难以成立，指控应当向挪用公款罪回归。

二、行贿罪：两个“截断点”最为关键

行贿罪的辩护，首要截断点是“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不等同于一切商业利益，也不意味着行为人只要希望国家工作人员给予帮助，就必然具有行贿犯罪目的。根据司法解释，不正当利益包括三种形态：利益本身违法，获取利益的手段违法，以及在竞争性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如果行为人给予财物的目的，是促使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及时履行其本应履行的职责，而非要求其违背职务要求作出行为，就不符合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反过来，如果请托事项本身合法，但行为人通过行贿打破了公平竞争——比如在招投标中排挤了同等条件的其他竞争者——仍然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区分要求辩护人不能停留于“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的表层判断，而要追问：行为人通过财物给付所购买的，究竟是公职人员“本应履行的职责”，还是“本不应给予的偏向”。

第二个截断点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出罪条款的适用难点在于，“勒索”并不要求达到敲诈勒索罪的暴力或严重胁迫程度。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以拖延、刁难、设置障碍、暗示不配合等方式施加压力，使行为人出于无奈、不情愿而给付财物的，即可构成此处的勒索。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实际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如果被索贿后没有获得任何利益，或者仅获得了本应获得的正当利益，则不构成行贿；如果虽被索贿但实际获取了不正当利益，仍可能被追责。这一条款的辩护价值在于，它将审查重心从“有没有给钱”转移到“为什么给钱、给钱之后得到了什么”，为那些在职权压力下被迫给付、并未因此获取额外利益的行为人提供了实质的出罪路径。

此外，正常人情往来与行贿的界分，同样需要回到构成要件本身。双方是否存在长期、真实的亲友关系而非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财物给付的时间、金额、频率是否与职务事项的关键节点相吻合，给付是否具有“有来有回”的对等性而非单方面输送——这些事实并非单纯的“情节”，而是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财换利”的行贿故意的客观素材。

三、结语

当前刑事政策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加强，但这并不意味构成要件可以被概括性地推定。恰恰相反，政策越严厉，辩护越需要回到刑法教义学的精确性：主体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是不是公共财物，便利是不是职务便利，目的是不是非法占有，利益是不是不正当利益，给付是不是被勒索且未获不正当利益。每一个“不是”的成立，都是对指控的合法截断。辩护律师的职责，正是在这些截断点上，为当事人争取法律所预留的空间。

高攀，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央广网律师智库专家、《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人民网、《法治日报》、北京卫视特邀嘉宾律师，荣获LegalOne2025年度中国区争议解决实力之星。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九届“盈科杯”研究生辩论赛评审嘉宾，中关村街道办事处聘为中关村街道公益法律服务讲师团成员。近两年，就新闻热点事件，围绕犯罪构成要件，从刑事辩护的角度，提出辩护观点，先后累计发表专业理论文章600余篇，涵盖职务犯罪、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计算机犯罪、涉黑涉恶犯罪等。

（本文仅为法律分析，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涉及具体案件，建议尽早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