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罪名处极刑，律师都能如此信口开河，这未免太可怕了

写这篇文章，肯定要受到舆论攻击。然而，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写，因为有些道理不能不讲清楚。

越是在社会情绪激动、群体理性缺失的时候，越是需要有人站出来讲清楚道理。

关于自媒体人“徽剑”吴恺的案件，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判刑太轻，愤愤不平，认为应该判赵冰死刑立即执行。

平心而论，“徽剑”吴恺反电诈，受到境内外勾结迫害致死，犯罪分子之嚣张、残暴，的确令人怒发冲冠，善良之人义愤填膺，皆欲其死，实属人之常情。

本人写这篇文章，丝毫没有为犯罪分子开脱的意思。本人对“徽剑”的正直、大义、勇敢、担当表示崇高的敬意，对犯罪分子表示愤怒与谴责，如果可能，当然应该把一个个都给处死，方解心头之恨。

但是，审判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讲究拿证据说话，而不能被情绪左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按法律、不讲证据，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阶下囚甚至刀下鬼。

关于“徽剑”案，根据公开的信息：

第一，不是雇凶杀人，因为发布悬赏任务的“少校”，没有要求赵冰杀人；

第二，赵冰等人在预谋作案的时候，没有把杀人列入计划，没有准备杀人工具；

第三，对本案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审出故意杀人的口供；

第四，赵冰最后踢吴恺脖子部位，只是把吴恺踢晕。

因此，法院没有定故意杀人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没有证据这样定罪。

网上有个律师说，建议有关部门好好研判，哪怕换罪名也得对第一主犯实施最严厉的惩罚。

所谓最严厉的惩罚，当然是指比死缓更严厉，那就是真正的死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议换个罪名。

可是，还能换成什么罪名呢？他是一个律师，居然没有说换什么罪名，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根本说不出可以换什么罪名。

换成故意杀人罪，没有证据。

除此之外，还能换成什么罪名？而且，以什么证据去换罪名？

很明显，在这位律师这里，为了处死一个罪犯，法律可以被任意拿捏、操纵。

一个律师，都能这样想、这样说，都不维护法律的权威，这未免太可怕了。

然而，这位律师似乎忘了，无论换成什么罪名，处死一个罪犯，都得拿出证据。

在本案里，不仅缺乏定故意杀人罪的充分证据，甚至医学上还证明了吴恺的高血压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一个证据，量刑可能还可以加重，但有了这一个证据，结合缺乏故意杀人的证据，量刑时就不得不依法减轻。法官量刑不可能不遵照法律。

对于本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裁定书里明确说明，“此类针对反诈人士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也就是说，本案里对各个犯罪分子的判决，已经是从严重判的。如果不是针对反诈人士，类似案件，可能还判不到死缓。

你仔细品味广东高院刑事裁定书那句话，是不是已经重判的意思？

当然，尽管已经是重判，但还是达不到公众的期待。可是，公众的期待是情绪化的，法院审判不能情绪化。极度情绪化时，是不讲什么原则的，小小芥蒂都能恨不得弄死对方。

所以，有人问我，说你家人被别人这样伤害致死，你不希望判他死刑吗？

这还用问吗？我当然希望判其死刑了。别说是伤害致死了，哪怕只是骂我、羞辱我，我都想弄死他，都恨不得剥了他的皮。法院不判死刑，我还想报私仇呢。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可是，恨归恨，还得理解法院的审判，理解法官的判决，毕竟法官也是按照法条和证据去判的。更何况本案还是公诉案件，如果法官量刑不当，检察机关就会抗诉。

本案走完两审，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说明检察院认可法院判决。

这个案件，公检法是绝对值得信任的。这里不可能存在什么想象的空间。

为什么我坚持强调证据呢？因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一些人情绪化主张死刑立即执行，让我想到乎格吉乐图案件。

这两个案件虽然性质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乎格吉乐图是好人，赵冰是坏人，但是在案件审理与判决上，是一样的。

判一个人有罪，一定要拿出证据，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否则的话，能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处死一个坏人，就能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处死一个好人。

推而广之，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一个人定罪，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不要以为自己不做坏事就能例外，要知道，做好事也可能摊上官司。

总之，本人绝不是为犯罪分子说话，实际上，在情绪上，我觉得所有参与者都该死，那个泄露吴恺信息的人也该死。

实际上，这个案件之所以危害大，之所以令人恐怖，主要在信息泄露。就像上面那个律师所说的，在中国境内都能被境外势力安排犯罪分子绑架，还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重视这个问题，严厉打击泄露他人隐私犯罪，与是不是处死赵冰没有任何关系，处死赵冰，并不能震慑泄露他人隐私这种犯罪。应该做的，是查出谁泄露吴恺车牌号、家庭住址，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