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释法 | 吴恺（徽剑）遇害为什么犯罪团伙没判死刑？

本文作者：徐伟

摘要：自媒体人吴恺因持续曝光缅北、柬埔寨电信诈骗内幕而遭境外上线悬赏劫持，最终遭伤害致死。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主犯赵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维持原判。公众对“凶手未判死刑立即执行”多有不解，其核心疑问在于，本案为何定性为故意伤害罪而非故意杀人罪。本文从案件事实出发，辨析两罪在主观故意上的界限，说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在法定刑起点上的差异，并结合“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回应公众情感与司法裁判之间看似冲突实则统一的疑问。

关键词：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主观故意；死刑政策；宽严相济

一、案情回顾

2024年11月，自媒体人吴恺（网名“徽剑”）因在微信公众号持续曝光缅北、柬埔寨电信诈骗内幕，被境外上线“少校”悬赏百万元买凶劫持，并授意逼其删除相关文章。赵冰接单后，纠集陈建华、陶腾飞、宋海军、吕红亮等人踩点、购买作案车辆，准备实施劫持。

11月10日，赵冰等人冒充警察，在惠州大亚湾区将吴恺劫持上车，辗转惠州、河源、江西定南等地。因上线反复称吴恺“说假话”，赵冰多次拳打脚踢，用钳子夹掉其部分指甲，最终在山上重击其头颈部，将其踢晕后拍照发送上线，随即用枯草遮盖、遗弃于荒山。11月13日，村民发现吴恺遗体。司法鉴定确认，吴恺系头面部外伤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及硬膜下出血死亡[1]。

2025年12月29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赵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参与人员分别因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窝藏等罪名获刑。赵冰等人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辩护人主张赵冰仅有非法拘禁故意、应定性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并称现场可能存在第三人加害；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冰承接任务的初始目的是拘禁并逼问，而非直接杀害，但他在拘禁过程中多次实施超出拘禁必要的暴力，最终在山头重击被害人头颈部，造成致命颅脑损伤。更为关键的是，赵冰在察觉吴恺昏迷、生命垂危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反而将其遮盖、遗弃，断绝获救可能，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正是这两点，构成了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并适用最重刑罚的事实基础。

二、为什么认定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要害在于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前者是希望或者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后者是希望或者放任他人身体受到伤害。二者在客观行为上高度重合，殴打既可能出于伤害故意，也可能出于杀人故意，故定性必须回到主观故意这一争点上。

主观故意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认定。判断故意内容不能单凭口供，而应根据发案原因、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作案时间和地点、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和情节、致人死亡原因、犯罪后态度等综合判断。实践中一些致人死亡的犯罪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往往难以区分，认定时除作案工具、打击部位、力度外，还应注意犯罪的起因等因素，难以区分时一般可考虑定故意伤害罪。

回到本案，赵冰及其同伙受雇于境外上线，任务内容自始是“劫持、逼问、删除文章”，指向的是对吴恺人身自由的侵犯，而非取人性命。其劫持、拘禁、殴打、逼问等一系列行为，目的都在于迫使吴恺交代公众号幕后主使并删除文章。这一动机决定了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是“让他就范”，而非“让他死亡”。尽管最终实施了重击头颈部的暴力，但该行为发生在逼问的持续过程中，是在境外上线反复催促、反馈“说假话”的背景下实施的，其直接指向仍是继续施压逼问，而非蓄意剥夺生命。

同时，行为人察觉吴恺昏迷后选择遮盖遗弃，而非确认其死亡或进一步加害。这一事后行为固然构成对死亡结果的放任，足以认定间接故意，但放任的对象究竟是被害人身体受到更重的伤害，还是死亡本身，仍需结合全案证据谨慎判断。在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确认识到吴恺必死、仍追求或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下，依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并无不当。

此外，致死原因亦须审查。司法鉴定确认死亡原因为头面部外伤致颅脑出血，但吴恺自身患有高血压，系次要死因。行为人实施的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应承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加重责任；但次要死因的存在，也从侧面印证了行为人并不具有追求死亡结果的那种确定、强烈的杀人故意。

三、为什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需要澄清的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同样可以判处死刑。《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就法定刑而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在最高刑上并无差异，均可及于死刑。

两罪的实质差异，在于量刑的逻辑起点不同。故意杀人罪以死刑为基准，从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向下递减，情节较轻的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的基准刑则是有期徒刑，随着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的加重逐层递加，只有在致人死亡或者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时才升格至无期徒刑、死刑。这一结构决定了，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评价，其量刑的起点天然低于故意杀人罪。

本案中，赵冰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已经是故意伤害罪法定刑幅度内的顶格处理。法院一方面认定其行为造成一人死亡、系境外电信诈骗衍生的蓄意跨省暴力犯罪、以打压民间反诈人员为目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从严惩处；另一方面，鉴于其故意内容未能达到杀人故意的证明程度，故在故意伤害罪框架内判处最重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虽名为“死刑”，但依照《刑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它是对应当判处死刑、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二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即减为无期徒刑，实际并非立即执行。一审判决书对此的说明尤为关键：赵冰系本案的组织者、直接致害人，应对吴恺的死亡负直接责任，但被害人自身疾病系其死亡的次要原因，且赵冰归案后具有坦白情节，故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死刑但可不立即执行。由此可见，死缓并非“轻判”，而是法院在综合权衡致死原因、量刑情节后，于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幅度内作出的顶格评价。这一处理既体现了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严惩，也恪守了死刑适用的法定门槛。

一审期间，赵冰通过其母筹集50万元赔偿给吴恺的养子，取得了刑事谅解书，但一审法院已作出否定性评价，理由是谅解书签署主体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近亲属的法定范围；二审法院指出本案系针对反诈人士的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不应因赔偿并获谅解而予以从轻、减轻处罚。这正说明，司法并非简单因“赔钱谅解”就从轻，而是严格把握从宽情节的法定边界。

四、死刑政策与法理分析

我国对死刑一贯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均明确，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犯罪在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审判中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这一政策，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政策的基础在于，死刑是不可逆的极刑，一旦错判无法弥补。因此，死刑的适用必须建立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之上。当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存在疑问、定性在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之间徘徊时，依“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不应径行按故意杀人罪追究，更不应轻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不是对犯罪的姑息，而是对生命权这一最高法益的审慎对待。

回到最初的问题，本案是否体现了公众道德情感与司法裁判的冲突？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公众的朴素情感期望“杀人者偿命”，这源于对被害人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电信诈骗及其衍生暴力犯罪的强烈义愤，此种情感正当且可敬。但司法裁判面对的不是抽象的“坏人”，而是具体的行为、证据和法定构成要件。本案恰恰通过公开审理、充分质证、二审终审，把每一个事实争议点都摆在阳光之下，最终以最严厉的刑罚回应了犯罪，又以审慎的态度守住了死刑适用的底线。

一个为曝光电诈而献出生命的年轻人，一个组织严密、手段残忍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审判。吴恺已无法发声，但他的死推动了刘忍等电诈骨干押解回国[2]，印证了他当年举报内容的真实。公正的裁判，正是对这位孤独的反诈者最好的告慰。正是通过这种公开、审慎、严格的司法程序，而非情绪化的重判，法治社会才真正实现了对被害人的告慰，也彰显了司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