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徐汇区长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爱无言・善泽长明》纪念展静静展出。展台上，搪瓷杯、几部老旧手机、书本与手写笔记，都属于杜英荣、陆苏英两位老人。
据悉，杜英荣、陆苏英两位老人无儿无女，一辈子省吃俭用。生前，他们捐出了500余万元善款。
2018年，二老立下公证遗嘱，决定身故后捐出剩余全部存款和房产，用来救助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还指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作为遗产受托人，管理处置遗产。
为了帮助老人实现心愿，公证处专门为老人设计了死后生效委托书，约定基金会在两位老人过世后，代他们直接出售房产，并将卖房房款提存至公证处，再定向划拨用于慈善救助。
2018年6月，杜英荣老人离世；2025年8月，91岁的陆苏英老人也走完一生。
老人离世后，公证处完成调查核实，向华侨基金会出具了遗嘱效力确认、遗产管理人资格两份公证书。经清点，老人生前留下一百多万元存款，以及一套位于徐汇区长桥街道、面积40余平米、市价300余万元的房产。如今，老人的存款已经完成提存，随时可以资助患病儿童。可这套承载着老人大爱的房子，却卡在了交易环节。
2026年，基金会拿着委托书、全套公证材料，打算按照遗愿出售这套房产，却被不动产登记部门告知：基金会不能直接代替已故老人卖房。
徐汇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解释说，依据民法典第1121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即刻生效。且根据上海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产权人去世后，房屋要对外出售，必须先完成继承确权，确认新的房屋权利人，完成转移登记之后，才能够办理出售过户。
也就是说，基金会想要卖掉这套房子，要先把房产过户登记到基金会名下，再对外出售。可一旦产权变更为基金会，机构处置房产就要参照企业标准计税，将产生一笔十分高昂的税费。
并非个例：近70%综合税负，消磨老人的爱心遗赠
早在十多年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就遭遇过一模一样的困境。
毕原鸿、毛怡夫妇生前立下公证遗嘱，去世后捐赠房产帮扶困难学生。房屋过户至基金会名下后准备出售时，核算发现综合税费接近房屋总价70%。
同样是卖房，为什么基金会要承担如此沉重的税负？核心在于：慈善机构处置房产，参照企业主体计税，无法享受个人卖房的多项惠民政策。
这样算下来，毕原鸿、毛怡夫妇那套价值650万元的房产如果出售，光税费就要支付近460万元！这也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做出了暂不出售，用出租房屋的租金来做慈善的决定。
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一样，面对高额税费，华侨基金会也迟迟无法做出卖房的决定，杜英荣、陆苏英两位老人的遗愿至今无法完全实现。
善意如何破局？政策与法律实操的两难
为了让民间慈善的善意不被高额税费“缩水”，不少专家提出政策设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田志伟建议，可以建立公益机构白名单制度，对资质、信用良好的公益组织，在处置受赠资产时，免征土地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
此外，也有民法学专家表示，虽然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本案中老人并没有设立继承人，而是委托基金会在过世后代为卖房。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民商法副教授李贝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74条，如果委托书当中明确约定委托事项不因委托人死亡终止，这份委托书在老人去世之后依旧具备效力。
律师易非也认为，老人遗嘱的本意就是死后卖房，本质属于死后生效的委托代理。但现实的卡点在于：尽管实体法律上存在支撑，可由于此类情况较为少见，因此目前缺少配套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窗口对于产权人去世后房屋的处置路径只有“继承”这一条，缺少受理“产权人过世，受托人直接代为售房”的操作路径。
一份遗嘱，一纸公证，是普通老百姓毫无保留的大爱。可当普通人把房产托付给慈善事业，却遭遇登记流程、税收制度带来的现实壁垒。如何打通制度堵点，让逝者的善意不打折扣地落地，让凡人遗赠真正惠及需要帮助的人，还需要法律、登记、财税多方协同，共同寻找破解之道。
看看新闻记者: 俞欣怡
编辑: 赵沁蓝
责编: 吴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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