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结束后，留下的人最后都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1946年6月，湖北宣化店，中原军区主力准备突围之际，张体学、刘名榜、张波等人接到的，却不是随大部队转移的命令，而是留下来。

这是一项极其艰险的任务。主力要迅速跳出包围，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则必须留在原地，牵制敌军，保护群众，保存火种。换句话说，他们明知留下意味着孤军奋战，仍要把最危险的路走下去。

中原突围后，鄂豫皖边区很快陷入严酷环境。国民党军队接连调集正规部队和地方保安力量，封锁交通要道，恢复基层反动政权，并以搜山、设卡、悬赏等方式清剿共产党武装。

留下来的力量，主要分成三支：鄂东军区独二旅，豫鄂工委和豫鄂支队，以及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三支力量活动区域不同，遭遇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目标：让敌人无法彻底控制这片土地。

独二旅原有六千余人，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主力离开后，部队继续向鄂皖边界转移，曾试图寻找新的会合方向。1946年7月，中央电令部队停止远行，返回大别山，坚持敌后斗争。

起初，独二旅仍以较大建制活动，能够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却也容易暴露目标。敌军调集桂军、川军和地方武装反复围堵，部队损失不断增加。到了1946年秋，旅党委决定分散行动，将部队拆成营、连、排，融入山乡村寨。

这一步十分痛苦，却也是保存力量的办法。六团在转移途中遭到重兵截击，几经冲杀，最后只剩下少量人员。赵辛初率部在天堂寨一带被围，苦战多日，突围出来的仅有数十人。刘敏、漆少川等人则把余部化整为零，重新寻找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关系。

有意思的是，部队被打散，并不等于斗争停止。漆少川回到家乡贾庙，组织便衣队；刘敏在薄刀峰、大崎山一带坚持活动；张体学率旅直和四团在罗田、麻城、英山之间周旋。人员越来越少，影响却没有消失。

豫鄂支队走的是另一条路。1946年7月，豫鄂工委和独立支队在桐柏山区建立，最初只有数百人。他们袭击乡公所，打击保安队，破坏敌人的封锁，随后又分兵进入信阳、随县、确山、桐柏一带。

部队曾因敌情判断不足和缺少群众联系而遭受挫折。干部们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及时调整办法：大部队不再长时间停留，小分队负责侦察和筹粮，行动尽量避开敌军主力，专门寻找孤立薄弱目标。

1946年10月，豫鄂支队与李人林部会合，改编为豫鄂游击支队。此后，他们在桐柏山、大洪山、襄河两岸不断转移，采用长途奔袭、声东击西等办法，使敌军疲于奔命。

一次伏击战很能说明问题。支队在随县东南桃园设伏，经过短促战斗，歼灭敌保安大队两百余人，缴获武器弹药，而自身没有伤亡。这样的战斗无法改变总体力量对比，却能补充装备、鼓舞士气，也迫使敌军继续投入兵力围追。

1947年1月，豫鄂游击支队决定南渡长江。大年初一，他们化装接近郝穴镇，突然发起攻击，随后突破长江防线，转入湘西。2月24日，支队与张才干部会合，后来又编入中原游击纵队，最终进入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的作战体系。

相比之下，罗礼经光中心县委面对的是另一种困境。它没有足够兵力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只能依托天台山、老君山等山区，组织小股游击队，坚持秘密联络。

刘名榜等人很早就确定了三件事：保存干部，联系群众，扩大活动范围。这个判断看似朴素，实际抓住了敌后斗争的核心。没有干部，组织会断；没有群众，部队无法生存；不能扩大活动，敌人的封锁就会越来越紧。

敌人曾使用连坐、抓捕家属、诱降和伪装游击队等手段，企图割断军民联系。游击队一度缺粮少药，战士只能住在山洞里，冬天不敢生火，伤员也难以得到医治。

最危险的时候，群众的作用显现出来。有人替游击队送粮，有人负责放哨，有人冒险传递消息。一次，刘名榜部队遭到追击，村中群众发现敌情后，派出孩子悄悄报信，使游击队及时改变方向。

这种支持不是凭空出现的。游击队保护群众，惩办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也尽力营救被捕乡亲。群众逐渐明白，谁在真正保护他们，谁只是在借清剿之名进行掠夺。

1947年春夏，大别山各地的游击队开始恢复联系，活动范围逐步扩大。郑植惠奉命返回大别山，向何耀榜、刘名榜传达上级意见：“主力很快就会回来，必须把这块阵地守住。”

这句话给长期处在孤立状态中的干部战士带来明确方向。他们随即加强联络，发展武装，整顿基层组织，为主力部队重返大别山准备地方条件。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8月28日，经扶县城新集被解放，几支坚持敌后的力量陆续与主力会合。9月，原有的中心县委完成使命，地方工作转入新的阶段。

那些留下的人，并非都等到了会合。许多干部战士牺牲在山间、村落和突围路上，许多姓名也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正是这些分散在敌后的力量，使中原突围没有成为一次单纯的撤退，而变成了保存革命组织、牵制敌军和重建根据地的连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