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日本已经演完了，我们是否在重演？

如果把时间拉回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还在泡沫的顶端，那时候企业疯狂抢人，大四学生没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为了留住人才，企业给毕业生送西装、送旅行券、送入职礼金，甚至送到海外研修一年，住宿补贴另算。当时，谁要是说以后找工作会难，大概会被当成傻子。

谁知眨眼睛，泡沫就破了，而且一破就是三十年。

日经指数从38957.44点疯狂往下砸，地价腰斩，银行坏账堆成山，企业开始缩招，优先保住老员工，大学生工作越来越难找。当时，日本官方公布的“大学生就业率”，统计口径是“找到工作的人÷想找工作的人”，感觉难找于是不想找的，或者干脆不求职的，直接踢出分母，所以这个数字前几年还没崩，经常是90%左右，观感很漂亮。

但真正找过工作的日本年轻人都知道，求职竞争有多激烈，很多人被迫延期毕业，或者毕业后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如果按“就业者÷全体毕业生”统计，2000年就业率已经跌到55.8%，第一次跌破六成；2003年又跌到55.1%，是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点。“就职冰河期”这个词，就是那几年被喊出来的。

那几年日本还流行一个词叫“就职浪人”：毕业后没找到工作，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找，一找就是几年。很多人干脆放弃了，去打零工，便利店、居酒屋、快递公司，时薪八百日元，干到三十岁还在打零工。

日本政府慌了，怎么办？

大学扩招！

1990年代初，日本大学升学率不到三成，到了2000年涨到四成五，2010年过五成。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也跟着扩。研究生更是猛涨，硕士课程修了者从1990年的四万多人涨到2005年的近十万人。

可问题是，经济没起来，产业没升级，岗位没增加，学历倒是多了一大堆。原本高中毕业就能干的活，现在要求大专；原本大专能干的，要求本科；原本本科能干的，要求硕士。学历通胀就这么来了。

当然，学历通胀的本质并非“读书无用”，而是文凭的筛选功能膨胀得比岗位的技能需求更快：岗位就那么多，雇主只好用学历当筛子，一层一层往上加码，最后把学历变成了“入场门票”。

于是，日本非正规雇佣比例从1990年的两成左右一路上升，到2024年前后维持在36%—37%的高位，约四成雇员属于非正规。所谓非正规，就是派遣工、合同工、小时工，没奖金、没升职、没保障。这批人中，大量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拿着文凭，干着和学历不匹配的活，挣着比正式工少三四成的工资。

反观中国：1999年高校扩招启动，招生人数从108万猛增到159万，增幅将近五成。2003年，第一届扩招后的毕业生涌入市场，212万人，比上一年多出67万。此后数字一路攀升：2023年1158万，2024年1179万，2025年达到1222万，同比再增43万。岗位的增长，显然没有跟上这个速度。

不过中国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考研人数在连续多年狂飙后，2025年掉头向下：报名388万，比2024年的438万减少50万，连续两年下降。这不是“学历不值钱了所以不考了”那么简单，更可能是年轻人对“再读三年换一张更贬值的文凭”这件事的回报预期在迅速冷却。

与此同时，考公热度不降反升：2025年国考341.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竞争比约86:1，最热岗位仍然几千人抢一个。考研降温、考公升温，指向同一个判断：当学历的“市场溢价”缩水，人们会转向学历之外的确权路径——编制。年轻人卷学历、卷考公、卷编制，说到底是因为好岗位不够分，而“稳定”本就是一种稀缺资产。

日本走过的路，中国有相似的结构，但节奏和底盘不同。日本从泡沫破裂到学历贬值全面显现，用了大约十年。中国从1999年扩招到毕业生破千万，用了二十多年，但贬值的体感在最近十年明显加速。关键差异在于：日本1995年人均GDP已经超过4万美元，是在“富了之后”才遭遇学历贬值的长期化；中国2024年人均GDP约1.3万美元，是在“未富先卷”的阶段就撞上了高校毕业生千万级的供给洪峰。

这意味着中国消化学历错配的财政空间、社会保障托底能力和产业升级的容错率，都比当年的日本更紧。

此外，人工智能正在叠加一层新的变量。202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提出挖掘传统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潜能，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

AI对就业的冲击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对重复性、规则性的白领岗位和劳动密集型环节同时产生替代压力，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十几年吸纳大量高校毕业生的“学历友好型”岗位。日本学历贬值年代没有AI这个加速器；中国要面对的，是扩招惯性、产业升级换挡和AI替代三股力量叠在一起的局面。

其实，日本还有一层更深的教训。学历贬值最狠的那批人，是1993—2004年间毕业的“就业冰河期世代”，规模约1700万人，如今大约40—56岁。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一辈子没拿到稳定的正式职位，收入低、储蓄少、结婚率和生育率低。

日本社会为这批人付出的代价不是一次性的：税收少收、社保多支、消费长期疲软、生育率下滑、阶层流动放缓。学历贬值不只是一届毕业生的“暂时困难”，是一代人被锁在低匹配岗位上的长期状态。我们现在还没走到那一步，但青年失业率的结构性信号已经不容忽视：2025年1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5%。这个数字背后，是大量年轻人在“继续读书”“考编”“灵活就业”之间反复腾挪，而不是进入一个能积累技能和资历的稳定岗位。

学历从稀缺品变成必需品，再从必需品变成安慰剂。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这条路，得出的教训是社会把越来越多年轻人送进高等教育，却无法提供足够多与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岗位。日本给出的答案是让那一代人扛了大部分，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中国能不能给出不同的答案，取决于产业升级的速度、社会保障的厚度，以及能否把学历问题放回就业结构中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