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果1949年就废除了死刑，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少死多少人？后来的“严打”，又会少死多少人？那些曾经被判死刑、执行死刑，后来又被证明无罪的人，如果能够活着等到平反，走出监狱，重新开始平凡的生活，不比死后恢复名誉更好吗？
我们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也不能假定只要没有死刑，历史上的所有迫害和伤害就都不会发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杀人权，至少会少一种最彻底、最不可挽回的伤害手段。许多人或许仍会被批斗、监禁、剥夺财产，却仍可能活着等到历史转弯，等到案件重审，等到一句迟到的“无罪”。活着的平反与死后的昭雪，绝不应该被视为同一种正义。
政治运动和社会治理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也是死刑最容易被当成工具的时候。目标一旦压倒程序，效率一旦压倒证据，“从重从快”一旦成为要求，个体就容易变成完成任务的数字。杀人权掌握在运动中，掌握在恐慌中，掌握在急于表态和立功的人手中，其后果不会只由某个罪犯承担，而可能由任何一个被错误认定的人承担。
所以，少杀、慎杀当然可贵，却仍然不够。少杀是一种政策，慎杀是一种自我约束，不杀才是一道制度边界。政策可以随形势改变，自我约束可以在压力下退让，只有彻底废除死刑，才能使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运动、什么舆情、什么“特殊情况”，都不能重新打开杀人的闸门。把希望寄托在掌权者永远谨慎，不如让掌权者根本没有这种权力。
有人总说，死刑只针对罪大恶极者，普通人不必害怕。但“罪大恶极”由谁认定？证据由谁收集？程序由谁主持？判决由谁作出？只要这些都由可能犯错的人完成，死刑就可能落在无辜者身上。问题不是好人为什么替坏人着想，而是任何人一旦被错误地归入“坏人”，还有没有活着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
司法可以纠正错误的判决，却不能纠正错误的死亡。一个人被错误关押，国家尚可释放、赔偿、道歉；一个人被错误处死，后来的平反只能写给家属和历史看。墓碑上的无罪，换不回他在平凡日子里继续生活，换不回他与父母、伴侣、子女共度的岁月。所谓“终于还他清白”，如果只能面对一座坟说，本身就带着无法掩饰的悲凉。
不要再拿个案来说事了。一个凶手该不该死，一个案件是否足以令人发指，争论永远没有尽头。世上新坟换旧坟，没啥意思。处死一个人，不会让死去的人复生，也不会自动治好受害者家庭的创伤。国家真正应当做的，是保护生命、查明事实、惩罚犯罪、救济受害者，而不是以另一场死亡证明自己重视死亡。
废除死刑也不等于纵容犯罪。对罪行严重、现实危险极高的人，长期乃至终身监禁足以隔离风险、维护安全。失去自由，在监禁中衰老，同样极其严厉。它与死刑最大的区别，不是“轻”与“重”，而是人活着，司法就仍有纠错的可能，社会也不必以杀人为惩罚的最后手段。
我更反对的，是国家拥有杀人权之后形成的那种治理心态：仿佛消灭一个人，就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仿佛刑罚越残酷，秩序就越稳固；仿佛只要目的正当，生命便可以成为成本。司法是国家行使的“必要的恶”，可以依法剥夺自由和财产，却必须始终谦抑。连死刑都可以轻易动用，其他“合法伤害权”又怎能指望始终保持克制？
哪一种司法更文明？是把复仇包装成正义、以执行数量展示决心的司法，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因而不敢把惩罚推到不可挽回地步的司法？哪一个中国更好？是一个在运动中、严打中仍保留杀人闸门的中国，还是一个无论民情如何激愤，都不允许国家以任何名义合法杀人的中国？
我的答案很明确：废除死刑，不是国家软弱，而是国家终于学会限制自己；不是罪犯胜利，而是每一个可能遭遇错误追诉的人多了一道最后保障。一个更好的中国，不应只是少杀、慎杀，而应当有权杀却选择不杀，并且最终把这种选择写成不可轻易撤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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