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清代考试的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

清代考试的文字

——八股文和试帖诗

郑天挺

南开大学

目录

一、八股文

二、试帖诗

一、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大体沿用唐宋以来的制度。据《明史·选举志》上讲，这种办法是明太祖和刘基两人规定的，这个说法是否确实，已经不好考订了。这种办法，要求考生答卷必须“代圣人立言”，只能用孔子的口吻写文章；清代又加了一层限制，要求“代圣贤立言”，这个圣贤又包括了宋儒，就是除了圣人孔子，还要用贤人朱熹的口气说话，不许发挥自己的意见。

对于篇幅，明代要求四书的题目须做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须做三百字以上。清朝顺治二年规定，四书文每篇不超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又宽至六百五十字，可是人们越写越多，渐成喜为长篇的风气，动辄千言。五十四年乙未科会试，有个叫尚居易的，一篇文章写了一千二百多字，初拟第一名，后来决定取消他的资格。乾隆四十三年，明确规定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超过此限的概不录取。

就格式讲，这种文章不能写成一般的散文，必须要用排偶，要讲对仗。这样就形成了明清时期所特有的内容僵死、形式固定的八股文，亦称为八比。

八股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章，现在已经非常不易找到了，许多书中都有所解释，但准确的很少。就我所见到的，还是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后面的注释中所说的为最准确。该注释说：“八股文是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二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

这段解释文字很可能出自毛泽东同志本人之手。

毛泽东同志一八九三年生，比我大六岁，他正赶上学习写作八股文的时候，他是懂得八股文的。后来的人们的解释，则大多是凭记载、凭常识推测了。

这里我们举几个实例。在我的藏书中，有几本清代刊印的当时考试人的试卷。首先看一下破题和承题的写法。光绪十六年恩科，因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次年特别开恩，例外增加的一科，会试的题目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这是用《论语》中的两章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题目，这种题目叫做大题。当时的题目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大题，就是用经书中的几句话或者一章；一种是小题，只用经书的一句，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还有一种叫做接搭题，把两句话截头去尾，如“不亦乐乎人不知”。俞曲园在河南做学政时就喜欢出接搭题，出的奇奇怪怪，后来为此受到御史的参劾，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出接搭题了。但也有人认为接搭题好，它把极不相干的话连在一起，就不只是考文字，而且可以测验出一个人的智慧。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孔子的文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而关于性和天道他却从来不讲，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子路凡是听到老师的话都要照着去做，如果做不到，他就非常害怕听见。这里讲了“闻”、“行”两个方面，考生就应该把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概括起来。

第五房同门姓氏试卷中有一篇张叙宾的文章，他是这样开头的：

破题

盖由文章而推之性与天道，有难以言传者；由已闻而励诸行，无不可以行励也。

承题

宜体诸行也。子贡之明也，见有难宣之隐；子路之强也，闻有未行之惧。而圣教难宣之隐与学人务实之修，两贤之学进矣，故并志之。

开头两句既点明了“闻”，又点明了“行”，将题目的要义一语道破，这就是所谓“破题”。接下来三句进一步说明了“闻”与“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承题”。此其诸智者知之，勇者励，愚柔宜勉矣。愚柔其勉之哉。这一段即是“起讲”，文章就从这里入手了。

张叙宾为河北磁县人，时年四十一，会试中式第六十四名，殿试三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二等，即用知县。

下面再看夏寅官文：

破题

子贡之述所闻，子路之策所行也。

承题

尊所闻而行所知，并行所已闻，而未闻者可默会焉。

夏为江苏东台人，时年二十五，会试中式第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六名。

另郑叔忱文，生于一八六三年，时年二十八，会试中式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

且圣教本无隐，亦以道不远人，第求诸言不若实课诸行耳。而可闻者且遮引焉，类举之，而时欲无言，无难显白于天下。

此后再分成几股。下面再看分股的写法。光绪二十年顺天乡试，试题为“诗曰：衣锦尚絅”。絅，是一种麻布制作的罩褂，穿着最精美的丝织品的时候，外面再加上一层粗糙的罩褂。意思是，谁能掩山龙藻火之辉，正有取朱绿苍黄之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诗人知草衣卉服，则入朝庙而翰做休明；

诗又知正纷垂绅，则考精事而设施采色。

这是两股，两股的字词之间完全对仗，结构完全相同。见肖开甲文，殿试二甲一百十七名，朝考一等第七名，会试中式第七十二名。

清朝在乾隆以后，曾一度规定把中股和后股合成一股，变成了六股了。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大股写得如何，评判文章的优劣，主要看大股，名之为“大股”。当然文章的开头如果不能惊人，别人也就不看下文了，因而破题、承题也有决定意义，非常之重要。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之后，也有再写一至三句结束全篇的。

八股文有没有范文读本？有的。乾隆认为，人心士习，风会所趋，关系着国家的气运，“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于是，他下诏要编一本可供士子楷模的八股文范本。于是桐城派的鼻祖方苞就根据这一精神，编成四十一卷，名之为《钦定四书文》，选录了明清两朝名家的时文，颁行全国。这是最早的八股文示范，这本书在当时和以后影响相当大。另外，又有路德编选的《小题正鹄》，专选小题文章，因为考进士一般出大题，考秀才一般出小题，所以很受欢迎。可是那些有了出身的人，认为这类东西是不屑一看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清史·艺文志》也不把八股文算作著作，《小题正鹄》之类都没有列入，只有方苞编选的《四书文》列入了《艺文志》，因为这是奉皇帝的命令编选的，他不敢不登，前面标有“钦定”字样。

八股文来源于宋朝的四六。四六和骈文不同，六朝和唐尚骈文，骈文专尚词藻和对仗，不用虚字；而四六不尚辞藻，常用虚字。明朝时焦丽堂还有一种说法，说八股文源于元曲，因为元曲都有曲牌，若干曲牌组成一篇，这种说法可能也有它的根据。

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它的批评很多，许多人都曾猛烈地反对八股文。鲁迅特别指出八股文的坏处，说这是蠢笨的产物。《伪自由书·透底》：文章之所以要一股一股地定出格式，是为了考官看起来省力，应试人也不费事。

写文章本来都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八股文不允许谈自己的意见。它不仅规定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且对于经书的解释只能以朱熹的注解和《高头讲章》为准，绝不许可议论它的是非、什么地方对，不能另外有什么讲法，这就变成了一种法令。就是说，他们所讲的这一套是要所有的人们服从的，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在体裁形式方面，还要讲对仗，使人们的思想陷于僵化，局限了人们知识的范围，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

清代虽然不断有人说它不好，但始终没有改掉。直到戊戌变法，形式上去掉了八股文改为策论，尽管文体有所改变，不象原来那样死板，但是出的题目还是那样一种题目，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后来又改新式学校了，八股文都不讲了。由八股改为策论，对于策论来说，虽然跟过去大不相同，象梁启超的文章，《时务报》、《清议报》、《国际报》的文章，有的真是如同长江大河，撒开思想的缰绳，纵横驰骋，可是最后落实了，还是说空话的多，讲实际的少。所以整个看起来，还是很空洞，长时间文风不正。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了这一流毒的深远，开列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也正是老八股罪状在今天的表现。无论新八股、老八股，必须一律扫荡。

当然，八股文自身也有个变迁过程。就清朝统治者来说，雍正就曾一再强调八股文必须做到“清真雅正”，也就是真实、明白；乾隆也曾要求做到“词达理醇”，也就是词语通达、道理纯正。乾隆说过：“古人论文，以浑金璞玉不雕不琢为比，未有穿凿支离可以传世行远者。至于诗赋不免组织渲染，亦必有真气贯乎其中乃为佳作。”只是人们没有做到。乾隆十年乙丑科会试，他就因为第一卷文太繁缛，不如第七卷清真，亲将第七改为第一。

我们如果把清朝和明朝的八股文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明末的许多文章尽是废话，非常晦涩；清代的八股文确实十分清楚。管它严重束缚着思想，清朝又比明朝差强一点。我们从史书里也可以看到，清代的官方文字——上谕、奏折，入关直至灭亡，没有一篇是难懂的，基本都是如此，有一种离开事实的调子，成为一种“太监体”。当然，我们说清朝比明朝好一点，并不是要提倡它，只是说明清同样以科举取士。

二、试帖诗

前面谈了八股文，下面接着谈试帖诗。八股文不能离开经义，不能离开孔子的言论，不能违背朱熹的注解。最初，试帖诗也是根据孔孟之道来阐述的，后来发展成为用帖试这种体裁来描绘古人诗句的含义，所以也叫做“帖括”。试帖诗的“帖”，和“帖经”、“帖括”的“帖”，是同样的意思，即不能离开诗题任意发挥。

试帖诗有它一定的格式。题目前面一律有“赋得”二字，后面接着是一句古人的五言诗，又注“得××字”，限定必须用这个字的韵；又注“五言六韵”或“五言八韵”，要求写的诗要用六个韵或八个韵，即写成十二句或十六句的五言排律一首。

什么叫“赋得”？前人有过不少解释，但都不很准确。实际上，这是由元朝以来至明初的一种白话演变出来的一个词。过去写布告、信件，往往开头写“照得”如何如何，如“照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朱元璋的许多文告，很多都是用白话写的，“赋得”之成为一种习惯用语，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我们现在发现，“赋得”，不是当时文言文的写法，元史和元代碑铭中引录的元朝白话，多带着明显的蒙古民族的特点，而明初的白话大都是汉人的日常口语。那么，为什么不说是从元朝开始的呢？因为明初的白话和元朝的白话不同。

“赋得”诗题后面注明“得某字”，除了必须按照这个字用韵以外，还要在诗的第二句或第四句的末尾把这个字用上。相传梁武帝有一次让人作诗，作诗之前先规定用韵，那人说，你得先给我一个韵。可见，所谓赋诗先赋韵，这是旧日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

八股文要求开头用两句话点明题意；试帖诗则要求，前四句诗中一定要包含题目的全部文字，如果题目是一句五言诗，也得用上五个字，如果是一句七言诗，也得用上七个字，出现晚了不行，否则就不合格。这和八股文不同。

例如，光绪二十年顺天乡试，“赋得五色诏初成，得成字，五言八韵”，要求来描写出“五色诏初成”的意境。题下杨恩元的一首试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的：

丹诏崇朝下，鸿文妙手成。

十行词绚烂，五色字晶莹。

这里，前四句里用上了四个字，第二句末尾用上了“成”字，“成”、“莹”，都是成字韵。杨恩元，贵州普定人，光绪四年生，时年十六，是年顺天乡试第七十五名。

又如，光绪二十四年会试试帖诗题为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五言八韵”。其中杜德舆诗的前四句是：

四处云齐合，苍苍识旧颜。

补非拈画笔，缺不露春山。

黄惠安诗的前四句：

一角苍崖缺，云刚出岫间。

补来非炼石，齐处竟成山。

杜文第四句末尾用了“山”字，“颜”、“山”，皆山字韵。黄文包括了题目当中的全部七个字，“间”、“山”亦山字韵。以上所举两例，都是如此。试帖诗是从唐人的排律出来的，除头两句外，以下直到末尾都要对仗，诗的结尾部分照例也都是颂扬之辞。

作试帖诗，关键在于掌握对仗。这是怎么学的呢？原来，当时孩子从启蒙的时候就有一种“对课”，专门学习做对子。老师说个“天”，学生就对个“地”；老师说个“走”，学生就对个“跑”。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接着一个词一个词地对，然后一句话一句话地对，逐渐复杂起来。作诗先从练对子开始。蔡元培先生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就曾谈到过这种情况。

试帖诗也有模范选本，流传很广。《七家诗》就是一种，编选《小题正鹄》的路德和别人共同编选的。当时准备参加秀才考试的，除了念《四书集注》、《高头讲章》，主要就是念《小题正鹄》和《七家诗》，这是他们答卷时可供模仿的直接参考书。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 1982 (02)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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