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3月2日，山西陵川一处驻地里，孙殿英与文强谈到天亮。比起两人当时的军职和处境，这场长谈里有关东陵的旧事，后来更引人注意。
这段对话并非当场留下的逐字记录。文强多年后写成《孙殿英投敌经过》，刊于1979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四辑。孙殿英所讲的盗陵细节，主要由这篇回忆文章传出，读者了解时，也要分清回忆记述与已经核实的事实。
当夜的谈话，原本有现实背景。1942年，文强奉命前往太行山区，调解庞炳勋、孙殿英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纠纷。表面上，他是来弥合军中矛盾；实际上，各方彼此提防，局势并不因几次会面就能安稳下来。
文强辗转多时，直到1943年初才见到孙殿英。那时孙殿英仍在林县一带活动，手下部队名为新五军。两人相处时，孙殿英还陪文强前往陵川。就在这段路程和停留中，孙殿英试图解释自己的处境，也讲起发迹路上的旧账。
文强回忆，孙殿英接待上级来客时，厅堂里常摆着蒋介石的照片、亲笔信影印件，以及岳飞《出师表》的拓本。摆设有些刻意，却很能说明孙殿英的处世手腕：他知道来客看重什么，也懂得先把姿态做足。
这不是单纯的礼数。孙殿英早年在军阀混战中辗转，既做过军职，也曾担任安徽省主席，处境却并不稳固。文强顺着话头提起他过去的经历，孙殿英并不领情，反而说，那些头衔算不了什么，自己几次差点丢命。
谈到军长的位置，他把话锋转向戴笠，称对方曾替自己承担压力。文强记下的这段话，未必能解释当时全部内情，却透露出孙殿英对人情关系的看重。军职并非只靠战场得来，背后的斡旋、庇护与交换，同样影响着一支杂牌军的生存。
随后，话题转到了东陵。孙殿英把盗陵说成报仇革命，声称清廷曾祸及孙家，自己是“革死人的命”。这番辩解有鲜明的自我开脱意味。盗掘陵寝、掠走陪葬品，是确凿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他给自己安上某种理由，就变成正当之举。
孙殿英回忆，乾隆陵和慈禧陵都曾被炸开。他说乾隆遗体已经腐朽，只剩头发和辫子；陪葬品中有朝珠、宝剑等物，还提到一柄九龙宝剑曾托戴笠转送。关于这些物品后来究竟到了谁手里，流传说法不一，文强的记录也只是孙殿英当时的说辞，不能一概当作确证。
谈及慈禧，孙殿英说，墓中宝物数量很多，单是身上的宝石便有五升。他还提到翡翠枕、口中含珠等物，并称棺木打开时，慈禧的遗体看起来仿佛仍在安睡，见风后面色才变黑。
这类描述格外吸引人，却也最需要谨慎看待。盗掘现场的细节经过多年转述，难免混入夸张、记忆偏差和传闻。所谓宝石“五升”，是孙殿英对文强所作的回忆陈述，并非经过清点核验的正式记录。把它当作一段口述材料，远比当成精确账目稳妥。
孙殿英还讲到宝物的转手。他称一些物件托戴笠带给不同人物，甚至请文强日后打听九龙宝剑的去向。这个细节耐人寻味：他一边强调自己盗陵有理，一边又牵挂财物是否送达、最终落在何处。所谓报仇的说辞，与实际的利益盘算，在他的讲述里并未分开。
长谈临近天亮时，孙殿英又谈起如何在军政圈子里周旋。他的意思很直白：人情要会经营，钱财要用在关节上，撒得不合时机、不对对象，便起不了作用。话说得粗，却透出他对权力运作的熟悉。
文强能听出其中的门道。孙殿英不是只会带兵的军人，也不是单凭胆量行事的盗陵者。他善于看人下菜，懂得借关系求存，也善于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一套听来过得去的理由。
东陵遭劫之后，孙殿英并未立刻从军政舞台上消失，反而长期在复杂势力间辗转。这一事实让他的故事更显刺眼：掠夺带来的财富，如何流转，关系如何牵连，至今仍有不少疑问；而文强留下的记录，至少保存了一场夜谈中的自我辩白，以及一个军阀对权势与人情的现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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