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Vaccarello离任Saint Laurent：奢侈品牌不再需要“天才”？

九月末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再次成为Saint Laurent的秀场。

Anthony Vaccarello用一场近乎奢靡的金色盛宴，为品牌2027春夏系列揭去面纱。十年间，他似乎从未对这样的场面感到厌倦：凌厉的肩线、贴身的剪裁、游走于暴露与克制之间的身体，以及巴黎夜色里不容置疑的性感。自Yves Saint Laurent将女性穿进Le Smoking吸烟装以来，这家时装屋便始终擅长处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关系。Vaccarello当然懂得这一点。他花了十年时间，让属于自己的那一种Saint Laurent变得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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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故事毫无预兆地结束了，Kering正式宣布Anthony Vaccarello离任Saint Laurent创意总监。集团CEO Luca de Meo感谢他过去十年的创造性贡献，品牌则肯定他对时装屋吸引力及文化影响力的塑造。一切体面得近乎寻常。毕竟，在创意总监任期越来越短、行业不断上演人事更迭的今天，十年已经足够被称为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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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场告别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在于Vaccarello并不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失败者。

2016年接手Saint Laurent时，他面对的是Hedi Slimane留下的庞大商业遗产。此后十年，他不仅稳住了品牌极具辨识度的视觉秩序，还将其推向年收入超过30亿欧元的规模。从高级成衣、明星衣橱到Saint Laurent Productions对电影领域的介入，Vaccarello几乎完成了一位当代创意总监被期待完成的全部工作：建立风格，制造欲望，让个人审美成为品牌长期经营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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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怀念那个由设计师定义时代的时尚行业，因为，“人”的作用空前的强大，今天，这种信念正在接受另一套商业逻辑的审视。Vaccarello的离任或许还不足以宣告什么时代的终结，却提出了一个比设计师去留更难面对的现实：奢侈品牌真正开始改变的，并不是它们对天才的渴望，而是对天才所拥有的权力、自由，以及不可预测性的耐心。

如果把时尚史向前翻三十年，会发现奢侈品牌对“天才”的迷恋是反直觉的，它并非始于对艺术的崇拜，而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商业发现。

1995年秋冬，Tom Ford在Gucci的秀场上让模特穿上宝石色缎面衬衫、低腰丝绒长裤，Amber Valletta、Kate Moss等人依次走进聚光灯下，随着Madonna也选择了其中一套标志造型出席VMA，这场秀由此成为九十年代时尚史中反复被引用的经典。彼时，Gianni Versace的张扬性感已深入人心，Helmut Lang正以冷峻的都市语言改变时装轮廓。Ford巧妙地在七十年代的颓靡与享乐主义中，提炼出一种更适合九十年代名利场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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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的复兴当然离不开Domenico De Sole的商业整顿，但Ford为它找到了新的文化位置。他甚至改变了行业对于意大利传统皮具品牌的想象：原本属于工艺、家族与历史的叙事，开始与夜生活、欲望和明星文化紧密相连。此后十年，Gucci Group的收入从数亿美元跃升至近30亿美元。这段历史后来成为奢侈品集团最乐于复述的成功范本。因为Ford证明了，设计师可以通过改变一种审美的时代位置，重新决定一家公司的商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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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创意总监的个人神话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2012年，Raf Simons接掌Dior，Hedi Slimane重返Saint Laurent；2015年，Alessandro Michele被任命为Gucci创意总监，Demna Gvasalia入主Balenciaga；2018年，Virgil Abloh走进Louis Vuitton男装工作室，Daniel Lee则接过Bottega Veneta。各大集团像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才军备竞赛，争夺那些拥有鲜明个人语言、能够重新定义品牌文化位置的创作者。彼时，一纸创意总监任命，甚至足以改变资本市场对一家时装屋未来的想象。

Via The Business of Fashion

Anthony Vaccarello正是在这样的行业氛围中，于2016年接过Saint Laurent的创意主导权，但与那些热衷于以个人风格颠覆品牌历史的同行相比，Vaccarello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接手Saint Laurent后，他并未急于推翻Hedi Slimane留下的摇滚衣橱，而是重新深入Yves Saint Laurent本人的设计档案，从中寻找与当代女性气质重新对话的可能。2023春夏系列，他将创始人八十年代的Capuche连帽长裙与现代舞先驱Martha Graham的身体语言相互勾连，以流动的针织面料、近乎雕塑般的垂坠结构重新讨论遮蔽与裸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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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春夏系列，他又从品牌经典的Safari Jacket出发，将工装元素、利落肩线与轻盈面料融入一套更具日常意味的女性衣橱。

Via grazia

比起每隔半年便发明一套新的视觉语言，他更擅长在既有符号中寻找尚未被充分表达的可能。这种克制并不意味着保守。Vaccarello深谙高级时装对于身体比例的精确计算，也懂得如何通过秀场空间放大服装的情绪，也就使得他执掌的Saint Laurent的发布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电影感的视觉经验。2023年，他进一步创立Saint Laurent Productions，随后参与制作的《Emilia Pérez》等作品进入戛纳电影节的视野。时装屋的影响力由此不再局限于衣橱，而逐渐拥有了更为完整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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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这十年，Vaccarello最难得的在于他创造出了一种更高维度的“流行符号”。即使隐去商标，人们依然能够从肩线的角度、裙摆的长度与模特行走时那种冷漠而笃定的姿态中认出它。这在一个不断追逐新鲜感的行业里，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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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成绩也曾为这种坚持提供充分的理由。Saint Laurent的年收入在2023年达到约32亿欧元，然而此后增长势头逆转，2025年回落至26.43亿欧元。奢侈品需求疲软、消费者信心变化与行业周期共同作用，显然不能将这张成绩单简单归咎于设计师。但当增长不再像从前那样慷慨，曾经被赞美为风格坚定的创意坚持，也开始面临另一套商业标准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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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没有突然失去创造力。改变的，是品牌愿意等待创造力兑现价值的时间。

今年4月，在佛罗伦萨举行的资本市场日上，Kering新任CEO Luca de Meo向投资者公布了名为ReconKering的集团复苏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战略几乎为旗下每一家时装屋安排了清晰的增长任务：Gucci需要重塑皮具业务与产品结构，Bottega Veneta将继续放大工艺与低调奢华的优势，Saint Laurent则被要求在既有审美体系上拓展女装日装、男装与高端皮具，并进一步深入亚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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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断言，集团已经不再认可Vaccarello的创意能力。但当一份面向资本市场的战略文件，开始如此具体地规划时装屋未来应当售卖什么、向谁售卖，以及在哪些地区寻找增长，创意总监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便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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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时装与商业成衣的关系从来复杂。Haute Couture所维系的文化声望，最终往往需要由香水、手袋与配饰转化为商业规模。然而，过去明星设计师拥有的一项重要特权，是决定这些产品应该围绕怎样的审美世界展开。如今，逻辑似乎正在倒转。产品结构、渠道效率与地区增长被提前写进商业计划，设计师需要在这些既定目标中寻找创造空间。创意依然受到重视，但它必须越来越精确地回答经营问题。

这种转变并非Kering独有。2025年，Jonathan Anderson被任命为Dior唯一的创意负责人，同时统领男装、女装、高级定制与配饰。此前分散于不同设计师手中的创意权力重新集中，却也意味着一个人的判断需要协调更为庞杂的产品体系。Anderson在Loewe时期证明过自己能将工艺、当代艺术与具有传播力的设计语言整合为商业优势。Dior 看中的显然不只是他的奇思妙想，还有将这些想法组织成完整品牌世界的能力。

Via The Business of Fashion

这使得当代创意总监的角色越来越接近一种特殊的经营者。他需要懂得高级时装的历史，也要理解不同市场的消费差异；既能完成一场足以登上杂志封面的发布，又必须考虑这些创意最终如何进入精品店、手袋柜台以及消费者的日常衣橱。

这原本不是什么坏事。时尚本来就是生意，时装从来没有一刻可以脱离商业独立存在，设计师也从不真正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创意判断所能容纳的不确定性，是否也在同步缩小。

Via The Art Newspaper

回头看201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人才争夺，集团曾经将设计师的个人风格视为最珍贵的竞争优势。一个人的古怪、偏执，甚至偶尔不合时宜的判断，都可能成为品牌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理由。而现在，这些特质需要在更严格的经营框架中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当然，怀念一个由天才主导的时代，很容易陷入某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毕竟，奢侈品从来不是纯粹的艺术事业。即使是被奉为时装革命者的Yves Saint Laurent，也需要Pierre Bergé处理那些远不如秀场迷人的经营事务。设计师的自由始终建立在商业秩序之上，只是当市场景气时，人们往往更愿意谈论灵感，而非账本。

Via ELLE

何况，个人崇拜本身也有代价。一个品牌如果过分依赖某位设计师的审美，其文化资产便可能随着创作者的离开而流失。Phoebe Philo离任后的Céline，以及Alessandro Michele告别后的Gucci，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这种身份重塑的阵痛。对于拥有百年历史的时装屋而言，如何让品牌的生命长于任何一位创意总监，原本就是必须回答的经营问题。

Via GQ

但降低对个人的依赖，不等于应该消除个人判断的锋芒。

Hermès提供了另一种值得观察的样本。它在皮具工艺、产品稀缺性与长期稳定的设计语言之间，建立起相对独立于潮流周期的经营秩序。另一边，Miuccia Prada数十年来始终保留着某种令人难以轻易归类的审美趣味。从九十年代被称为ugly chic的反常规设计，到今天Miu Miu对少女气质、制服符号与身体比例的重新处理，那些最初看起来并不讨喜的选择，反而屡次成为行业追逐的方向。

Via British Vogue

它们提醒我们，商业纪律与创意自主并不是一组天然对立的概念。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品牌是否有能力为那些暂时无法证明市场价值的判断保留空间。

尤其在今天，当消费者越来越熟悉奢侈品的定价策略、营销话术与流行周期，品牌昔日赖以维持的文化权威已经不再稳固。价格可以不断上调，经典可以反复复刻，档案馆也总有取之不尽的历史素材。但如果所有决定都建立在已经被验证的市场偏好之上，奢侈品最终提供的，或许只会是一种越来越昂贵的熟悉感。

Via Instagram@ysl

或许未来的奢侈品牌确实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不可一世的天才。它们需要更精明的设计师、更成熟的组织，以及能够经得起市场波动的产品体系，这未必意味着时尚的衰退。只是，当一个行业越来越擅长预测人们明天愿意购买什么，我们仍然希望有人愿意冒险，去创造那些今天还没有人想过要买的东西。

毕竟，时尚史上真正改变过人们眼光的作品，在诞生之初，往往都没有一份足够漂亮的商业计划书。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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