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帕斯隆逝世：与布尔迪厄共同奠定“文化再生产”理论，以“社会学推理”划定学科边界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认识论学者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于2026年10月30日逝世，享年95岁。 帕斯隆1930年11月26日生于法国尼斯，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8年获哲学教师资格，此后转向社会学。他与另一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60年代合作完成的《继承人》（Les Héritiers，1964）与《再生产》（La Reproduction，1970），成为教育社会学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文本。

在接受史中，帕斯隆与布尔迪厄在1960年代的教育社会学批判被魁北克大学“社会科学经典文库”直接归为“néo-marxiste”（新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在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极左翼读者也将其视为“sociologie de gauche”（左翼社会学）。从1970年代起，他逐渐与布尔迪厄保持距离，转向一种更为独立的认识论工作，其1991年出版的《社会学推理》（Le Raisonnement sociologique）对社会科学的真理体制提出了与布尔迪厄早期立场截然不同的界定。在制度层面，他于1966年创建南特大学社会学系，1968年参与创建万塞讷实验中心（巴黎第八大学），后长期担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其生涯深度嵌入了法国战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与批判传统之中。

与布尔迪厄的合作：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奠基

帕斯隆与布尔迪厄的合作始于1960年代初。两人同为巴黎高师出身、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在布尔迪厄主持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共事。1964年出版的《继承人》基于对法国大学生的调查，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具有冲击力的判断：教育系统表面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不同社会阶级的学生在大学中的文化适应与学业路径，深受其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的影响。

六年后的《再生产》将这一分析激进化。该书不再仅仅描述教育不平等，而是提出了一套关于教育系统如何通过“符号暴力”实现社会阶级关系再生产的系统性理论。在这一框架中，教育行动的本质被界定为一种“符号暴力”——它通过一种被误识为“合法”的权威，将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强加于被支配阶级，并以“教育权威”的形式掩盖其任意性。这套理论在1970年代的国际教育社会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英译本以《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为题出版，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参考。

然而，帕斯隆与布尔迪厄的合作在1970年代初走向终结。据法国社会学界的记述，两人在理论取向上逐渐分化：布尔迪厄的发展更接近涂尔干传统，而帕斯隆则对韦伯的遗产更为亲近；帕斯隆也刻意与布尔迪厄的“现象学或本体论反思性”保持距离。这一分化并非决裂性的论战，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道，其后果在帕斯隆后来的认识论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

从“技艺”到“推理”

如果说与布尔迪厄的合作使帕斯隆进入了教育社会学的中心，那么他独立完成的《社会学家的技艺》（Le Métier de sociologue，1968，与布尔迪厄、尚博尔东合著）与《社会学推理》（1991），则使他成为社会科学认识论领域不可绕过的名字。

《社会学家的技艺》是一部兼具教科书与方法论宣言性质的著作，其核心关切是：社会学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为一门“与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 该书对19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并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反思”的认识论，为社会学的研究实践确立规范。这部著作的英译本以《社会学的技艺：认识论预备》为题于1991年出版，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为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入门文本。

然而，帕斯隆在《社会学推理》中对自己早年参与的立场作出了重大修正。他明确放弃了《社会学家的技艺》中那种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享同一种科学体制的观点，转而回到马克斯·韦伯式的认识论二元论：社会科学是历史性的科学，它们所产生的“真理”与自然科学并不具有相同的体制。社会科学命题不是在波普尔（Karl Popper）意义上“可证伪的”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科学，而是意味着它们的证明力永远无法达到自然科学的程度。帕斯隆将社会学论证的空间界定为一个 “非波普尔的论证空间” ，其有效性依赖于历史语境、案例的比较与修辞的严谨，而非实验室条件下的可重复检验。这一论述在1991年出版后，对法语世界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反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帕斯隆成为与布尔迪厄后期那种试图以“场域”理论统一社会科学的雄心形成对照的另一种声音。

介入社会与学术制度的建构

帕斯隆的学术影响并非仅通过著作传递。他在法国高等教育版图上的制度性介入，同样塑造了战后社会学在法国的存在方式。

1966年，他在南特大学创建并领导了社会学系，同时频繁前往巴黎开展调查。1968年，他成为万塞讷实验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Expérimental de Vincennes）的创始成员之一，与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米歇尔·福柯等人共同参与了这一被视为法国高等教育“先锋”的实验项目。万塞讷后来迁至圣但尼，成为巴黎第八大学。据当时的社会学系课程记录，帕斯隆及其团队设计的课程方案在学生中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大量学生涌入社会学专业。

1980年代初，帕斯隆离开万塞讷，加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并于1982年起担任研究主任。此后，他在马赛推动EHESS的“去本地化”（délocalisation）——将EHESS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延伸至巴黎之外，在马赛建立了一个以社会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训练为重心、并高度重视调查实践与技术传授的学术基地。他还领导了马赛的文化、传播、生活方式与社会化研究中心（SHADYC），并长期担任《调查》（Enquêtes）丛书的负责人，通过这一出版平台将跨学科的经验研究引向更广泛的读者。

一位未被“布尔迪厄阴影”完全覆盖的学者

帕斯隆的公共形象在中文世界的接受中，长期被置于“布尔迪厄的合作者”这一定位之下。这一框架并非不准确，但它遮蔽了帕斯隆在1970年代之后所完成的独立工作。他在《社会学推理》中对波普尔式可证伪性的拒绝、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真理体制差异的坚持，与布尔迪厄后期试图以“场域”与“惯习”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的取向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方法论分歧。这种分歧不是私人恩怨的产物，而是关于 “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 这一根本问题的两种回答。

帕斯隆一生对个人生活保持低调。据法国文化媒体记述，他“抗拒使用第一人称”，始终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持审慎，这种姿态本身或许与他所坚持的认识论立场之间存在某种呼应：社会科学的有效性不来自研究者的自我表达，而来自论证空间内部的严谨性。他与布尔迪厄共同开启的文化再生产研究，至今仍是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阶级分析的基础框架；而他对社会科学认识论的持续介入，则为理解这门学科的限度与可能性提供了一种不依赖自然科学生喻的、更为审慎的界定。

参考媒体来源：Le Monde Cairn.info, EHESS (Marseille), ActuaLitté, Deutsche Biographie,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UQAC).

本期策划：七维

整理编辑：大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