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不足1%，县城电视台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当收视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座县城电视台还剩下什么？它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今天，又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只看县城这一级。传统媒体整体处境艰难，省级电视台的日子已经不好过，层级更低的地方电视台更是首当其冲。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项新的政策又把地方台推向了更窘迫的境地。

县城电视台是广播电视系统中最基层的一环，它的处境往往是整个行业冷暖的放大版。如今不只县城电视台，就连地级市电视台的收视表现也不容乐观。在新闻类节目上，真正还能维持较高收视的，基本只剩央视和各省级卫视，越往下走，观众越稀少。

2018年9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重点整治医药、保健品、化妆品、美容、招商加盟、投资理财、收藏品以及酒类等广告。问题在于，这几类广告长期以来正是地方电视台广告收入的主力军。规范市场本身无可厚非，但对经营吃紧的地方台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边是观众持续流失，一边是最主要的广告来源被收紧，地方台的收入渠道进一步变窄。当时还出现了典型案例：宁夏影内容道、江苏教育频道因广告违规被公开通报，并停播整改。

停播期间屏幕上只剩一块提示画面，场面颇为尴尬，也让整个行业真切感受到了监管的力度。

不过，同一年也出现了新的机会。当时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网上对“融媒体”的定义看上去颇为高大上，但在很多普通人的理解里，所谓融媒体，无非是多开几个公众号、做一个网站，再在微博和短片平台上运营几个账号，有技术人才的地方还会单独开发一个APP，起名叫“某某新闻”。

当然，也有做得出色的地方融媒体中心。浙江安吉县融媒体中心2021年营收就超过了4亿元，这个数字常被拿来印证浙江人确实有生意头脑。

此外，各地文旅官方账号中，也有一部分是由地方融媒体运营的，其中不乏做出声量、带火当地旅游的案例，说明这条路并非走不通。

但更多地方融媒体实际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在各种政务宣传图文和政务vlog之间，零星穿插一些当地春游活动之类的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内容吸引力有限，甚至比不上本地报纸，也比不上那些专门介绍本地吃喝玩乐的账号。

换句话说，“融”是融了，平台也开了，但内容本身没有变得更有吸引力，观众也就没有因此回流。渠道的增加只是解决了“在哪里播”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播什么”“谁愿意看”的问题，这恰恰是地方媒体转型中最难跨过的一道坎。

而融媒体中心的老本行——电视台，境况就更惨了。使用智能电视和智能机顶盒的家庭，往往根本看不到当地电视台；即便使用IPTV机顶盒或广电机顶盒，能收到本地频道，也没几个人愿意去看。原因很简单，地方电视台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播了。

据从业者描述，有的地方台整个采编播团队，一周可能只忙活两三次，每次做一条四五分钟的领导活动报道，之后就没什么事可干了。自制节目不断萎缩，屏幕上能播的内容越来越单薄，观众打开电视也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收视自然一路下滑，形成恶性循环。

没有节目，首先受影响的就是台前的人。去年，成都电视台一位主持人在短片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辞职信。

他表示，自己在台里工作了15年，最终因为没有节目可做而选择离开。这封辞职信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戳中了许多同行共同的处境。

没活干只是一方面，待遇问题是另一方面。网上不少主持人新人提到，月工资最低只有两三千元，有的甚至没有五险一金。

更让人无奈的是，不少主持人还背着业绩考核，需要拉到10万元的广告或业绩。收入不高、压力不小，留下来的理由也就越来越少。

一些主持人尝试经营自媒体账号，做到几十上百万粉丝。运气好一点的，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能搞点副业变现；运气不好，遇上管得严的领导，在外面接私活根本无从谈起。体制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施展拳脚的束缚。

可事实上，主持人如果想赚钱，门路其实很多。过去在不少地方，只有家境殷实的人结婚，才会请电视台主持人来当婚礼司仪，一场下来价格不菲。如今选择更多了：各类活动主持、直播带货、短片创作，或者开个播音主持培训班，收入未必比在台里差。

台里的其他员工也大多身怀技能，写稿、拍摄、剪辑样样能上手，放到外面的市场上怎么看都饿不死，出去之后收入甚至可能更高一些。于是这些年，陆续出现了不少电视台体制内人员出走的新闻，人才流失成了地方台绕不开的难题。

为了应对人才流失，电视台也开始走向AI化，出现了不少虚拟AI主播。随着技术进步，AI主播越来越像真人，地方电视台似乎也越来越不需要真人主持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持人想走，电视台也不那么需要主持人，倒像是一种“双向奔赴”。

放眼普通家庭，如今每年的春晚可以说是机顶盒最“荣耀”的时刻。虽然大家年年吐槽，但到了除夕，总还是会齐刷刷地打开电视，看看今年是怎么个情况。除此之外，人们就很少打开电视了，有的人甚至根本接触不到电视，电视机成了客厅里的摆设。

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量外出务工的打工人租不到带客厅的房子，拥有一个客厅本身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没有客厅，自然也就没有电视。另一方面，手机上的各类娱乐APP已经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电视本身不再被需要，电视台也就逐渐从生活中淡出。

手机对注意力的争夺，早已不只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空闲时间几乎手机不离手，网络小说、短片足以满足日常的信息和娱乐需求；就连年近七十的老人，如今也常常整天刷着短片。曾经最稳定的中老年电视观众，也在被手机一点点分流，地方台的基本盘随之松动。

在播客《忽左忽右》某一期节目的结尾，嘉宾分享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现在的社交平台，似乎正在变回电视时代。

人们在微博、B站、抖音之间来回跳转，只为找到最想看的内容，这和小时候在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和央视之间换台其实是一回事，说到底都是在追自己感兴趣的节目。

如果顺着这个观点往下推演，一个社交平台一旦流量下滑，内容越来越不好看，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来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到那时，它会不会也变成新时代的“地方电视台”？

这只是一种推想，并非已经发生的事实，但从电视台到社交平台，这种可能性确实像一场耐人寻味的轮回。

县城电视台的存在意义，显然已经不能只用收视率来衡量。作为广播电视系统最基层的一环，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和央视、省台比拼观众数量，而在于能否真正贴近本地生活。

安吉和一些文旅账号的成功说明，只要内容扎根本地、真正有人想看，基层媒体依然有生存空间。

回头看地方电视台的处境，问题并不出在某一个环节，而是多重因素叠加：收视习惯转向手机，智能终端让本地频道更难被看到；主力广告被整治，收入收窄；自制节目萎缩，可播内容越来越少；待遇低、考核重，人才不断流失。

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今天的困境，也为所有依赖注意力生存的平台提供了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