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电视台收视基本为零，业务无以为继，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地方台收视几乎归零，广告也拉不到，这样的台到底该关还是该留？

关了能省钱，留着又能干点啥？

其实纠结这事的不止中国。

大洋彼岸的美国地方新闻业，早就经历过一轮“大失血”，先看看人家踩过的坑。

频道“瘦身”这事一直没停过。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月1日，国内有10个电视频道正式停播。

到了10月，广元广播电视台文化生活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0日24:00正式关停。

频道关停后，原节目资源将统筹整合到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关一个台好像没啥大不了的，可美国的例子说明，事情没那么简单。

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几乎冲击了所有行业，地方新闻业也未能幸免。

早在新冠病毒暴发之前，地方新闻业就已岌岌可危。

《华盛顿邮报》媒体专栏作家玛格丽特·沙利文对此深感忧虑，她在新书《新闻幽灵：地方新闻与美国民主危机》中，为地方媒体的消亡敲响了警钟。

沙利文在书中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几个关键数字足以说明问题：自2004年以来，美国已有2000多家报纸停刊歇业，其中多数是周报，但也有一些日报。

同一时期，美国新闻编辑室的从业人数减少了大约一半，如今的降幅可能已经超过一半。

因此，这不仅是报纸的问题，更是整个新闻编辑室的问题。

美国地方新闻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萎缩，整个地方新闻体系正在消失。

这一体系曾帮助人们感受到与社区的联系，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监督公职人员，而这些正是做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需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原有的商业模式已经瓦解。

长期以来，报纸依靠一种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运营，即印刷广告，客户包括汽车经销商、超市、餐馆、旅行社等，此外还有分类广告。

人们想出售什么东西，就会去找当地报纸。

广告收入约占这些报纸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其余部分来自订阅收入，最多可达三分之一。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习惯随之改变，广告商有了更直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接触受众，整个局面在本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

随后，2008年的经济衰退给报纸带来了沉重打击。

当时人们认为情况已经很糟糕，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最近新冠疫情的流行，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

据Axios报道，自疫情开始以来，已有约11000名新闻编辑室员工或新闻机构员工失去工作。

这确实是一场危机。

令人费解的是，普通民众和新闻行业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项研究显示，约70%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新闻机构的财务状况良好。

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不无道理，因为这些机构曾长期取得成功。

的确，全国性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多得令人应接不暇，常常让人感到恐慌。

不少人表示已经受够了这些新闻，打算将其关掉，给自己来一场“新闻节食”。

然而，在全国性政治新闻铺天盖地的同时，地区新闻却越来越少，尤其是针对地方公职人员的监督报道。

正是这类报道促使地方官员保持诚信，告诉民众税款的去向以及孩子在学校将受到怎样的对待。

近期地方层面的疫情报道同样如此。

沙利文前些日子看到《迈阿密先驱报》刊发了一篇出色的地方新闻报道，深入探究了新冠病毒对迈阿密都会区最贫困邮政区居民的影响。

如果没有地方新闻媒体和训练有素的记者，就不会有这些报道。

谈及地方报纸与地方新闻业是否为同一概念，沙利文始终注意区分两者。

她指出，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地方报纸，也应涵盖全部地方新闻业，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数字新闻初创机构都是地方新闻生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生态中，报纸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其他媒体同样受到了实质性伤害，但电视台受损相对较轻，因为它拥有其他形式的收入，能够更好地支撑自身运转。

除此之外，其他媒体目前都正经历着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地方电视台无疑能够完成一些重要工作，但它并不从事同样细致的工作，比如持续报道市议会、培养消息来源，而报纸的建制正是为了接触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人们熟悉的地方电视记者往往出现在重大新闻现场，至于县议会会议之类的场合，他们未必会到场。

而在地方报纸，可能会有一名专门跑市政厅的记者，在市政厅设有办公室，这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由于始终在场，他们更有可能挖出内幕、获得线索。

拥有扎根当地、深谙所跑领域的记者至关重要，一旦失去他们，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提供了一个从数字上看极具冲击力的例子。

多年来，丹佛的地方新闻生态由《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两家报纸主导，各有约300名员工，两个新闻编辑室共计约600人，能够深入全州各地开展高质量报道。

大约十到十二年前，《落基山新闻》停刊。

如今，《丹佛邮报》归一家对冲基金所有，这是一种已经蔓延开来且非常糟糕的趋势。

该报员工人数已降至远低于100人，其新闻编辑室可能已不足50人。

即便按60人计算，也是从600人降到了60人。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抽血式掠夺，人员规模已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报道。

沙利文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讨论，原因之一在于人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也无从得知自己错过了哪些报道。

沙利文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之一是，缺乏地方新闻报道确实影响了人们作为公民的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公民参与，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参与意愿。

她认为，社区和地区需要一个所有人共同依托的事实基础。

人们会变得更加部落化，不再跨越党派界限投票。

事实上，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都会随之下降，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有趣的是，当地方新闻消失后，市政借贷成本实际上会上升，原因在于失去了监督者。

在沙利文看来，前进的道路在于多管齐下，支持各地正在涌现的新型新闻机构。

此外，还应帮助地方媒体在与脸书和谷歌这两大巨头的谈判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以获得可观的数字广告收入，同时支持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她坦言，解决之道必然是多种措施的组合，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说回国内，地方台的日子一点不比美国报纸好过。

不少市县台电视端收视一年比一年少，广告说掉就掉，自负盈亏的担子压得人喘不过气。

年轻人刷手机找本地消息，谁还守着电视等晚间新闻？

自办栏目的观众，基本都是爷爷奶奶辈。

商家也精明，钱宁愿砸给短视频做本地推广。

可演播厅、机房、设备、人员、信号维护，哪样不花钱？

自己造不了血，只能靠财政拨款撑着。

再加上不少台缺好记者，节目翻来覆去就是会议报道加外购电视剧，难怪有人说养一个没人看的平台不划算。

可真要一关了之，麻烦也不小。

县市台是属地法定主流媒体，政务发布得靠它。

洪水、台风、地质灾害一来，基站断网、停电都有可能，无线电视和应急广播照样能把预警送到家。

这是地方应急体系里实打实的一环，自媒体顶不上。

再说，自媒体没有统一监管，重大政策和突发事件还得官方平台来权威发声。

乡下不少老人玩不转智能手机，有线电视就是他们看新闻、找乐子的主要窗口。

政策宣讲、普法、乡村振兴、非遗和乡土文化记录，这些活儿商业账号可不会免费干。

更关键的是，很多人把概念搞混了。

如今大多数地方台早就变成了融媒体中心，同一拨人既做电视，又运营视频号、抖音和本地APP。

要保的不是那个没人看的频道，而是一支扎根本地的官方采编队伍，这跟沙利文惦记的本地记者是一个道理。

丹佛从600人掉到60人，说明本地记者一旦散了，再想聚起来就难了。

人大、政府的重大活动要有人记录，民生政策要有人解读，这些活儿交给谁？

真没了这支队伍，老百姓连自己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地方台的出路，不是关，也不是原样硬撑。

传统频道该瘦身就瘦身，低效业务该砍就砍，播出资质和应急广播体系得留住。

机构转成县域融媒体中心，主战场搬到新媒体，从给电视观众放节目，变成给本地全平台供权威内容。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答案大概是：电视机里的那个频道可以慢慢淡出，但守着本地真相的那群人，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