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津和平区山泉里五七工厂订本子的那个暑假

那个厂就在居委会的小院里。活不是派的，是争来的——手慢的，抢不着。

五点，天刚亮。

和平区山泉里那条胡同还睡着，就听见外头咕噜咕噜一阵响——是印刷厂那位大娘，拉着一大平板车的本子来了。木板车两个轱辘，本子摞得老高，麻绳十字花捆着。她停在院门口，解绳卸车，一摞一摞往院里搬。我站在旁边等着，心里头一个念头不是“今天又得干活了”，是“今天能抢着多少”。

那一年我上小学，暑假。家里兄妹四个，上头三个哥哥，我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孩。

一天一块钱。早上五点上工，晚上六点收工，赶上活急还得往后拖。我的活是订本子，一整套工序，从配页到捆扎，我全都会。

那个暑假下来，我一共挣了三十块。一分没留，全交给了我妈。

天没亮，胡同还睡着

一、居委会那个小院

厂，就在山泉里居委会的小院里。

院子不算大，坐北朝南几间平房，一间居委会办公，剩下几间就是车间。院子既是过道又是作坊：卸车、分活、晾本子，都在儿。院里一棵老槐树，夏天树荫罩住半个院，靠墙停着几辆自行车。

平时这院子是街坊的：居委会开会，小孩儿淘气。放了暑假，院子换了主人——本子进来了，大人孩子都闷头干活。

山泉里、聚粮里、东平巷、升平北胡同、华林后胡同、荣吉里、大舞台、新康里、新乐里……那一片的胡同，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可那会儿我们不懂这些，只认得自家门口那条。

一个小学生，怎么能进厂干活？今天的孩子一定会问。说破了就一句话：那院子是居委会的，院里进出的都是街坊，谁家孩子在里头，全院都知道。

领我进去的，是邻居家的婶子，也是我同学的妈，我叫她张婶。她在那院里干活，有一天下班回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让孩子也来吧，手快。”

就这一句，我就去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五七工厂。可那时候，我们只管它叫“居委会那个小院”。

居委会的小院，也是这般光景

二、争活

大娘卸完车，往院子当中一站，扯着嗓子喊：“今儿的本子，先到先领，按摞走！”

全院的人都围过来。大娘蹲下身，把一摞摞本子码开，薄的厚的有数。谁手脚快，谁先伸手，这一摞就是谁的。

这就是我们那儿的规矩：活不是派的，是争来的。手慢的，抢不着。

头几天我小，挤不过大人，只能等人家挑剩下。厚本子最吃香，一摞顶两摞的量；来晚了的只剩薄本子，一天下来差着一截。

后来我学精了。车一到，我不凑热闹，先看大娘把车停哪儿、先卸哪头。她手往哪摞本子上一搭，我就在边上候着，一转身，伸手就够。有一回争着一摞厚的，刘婶在旁边乐：“行啊，手快了。”

为什么要争？因为多争一摞，就多挣一点。家里四个孩子，粮食紧巴。我每天早上伸出去的那只手，抢的不是活，是家里的饭。

这话我那时候不懂，也不会说。我就知道，手快一点，晚饭就能多盛一勺。

那会儿订本子有十一道工序：配页、戳齐、打眼、穿线、书脊刷浆糊、贴白布条、包封皮、压实、晾干、点数、捆扎交货。我最拿手戳齐和打眼。本子往桌上一磕，齐了；锥子对着眼儿一扎，手腕一拧，眼儿就出来了。一摞五十本，四个眼儿，手熟了，一气呵成。

订的就是这样的本子

三、一天一块钱，一个暑假三十块

工钱按摞算。一摞本子订完，交给大娘点数，记一笔。一天下来，手快的能挣一块二、一块五；我那时候小，一天一块钱，稳稳的。

钱不是天天发，月底一起结。八月底开学前几天，大娘把我叫过去，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数了又数，递给我：“拿着，这是你的。”

三十块。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手里攥着这么大一笔钱。钱是毛票，一卷，用橡皮筋箍着，还有点硌手。

我没数，揣在兜里就往外跑。跑到家，我妈正在院里择菜。我把钱掏出来，塞到她手里：“妈，给。”

我妈愣了一下，没说话，把那一卷钱攥了攥，塞进围裙口袋，接着择菜。好一会儿，她说：“留着开学买本子。”

那三十块钱后来变成了什么，我到后面再说。

四、从五点到六点

五点上工。夏天，五点天刚蒙蒙亮，灰蓝灰蓝的，胡同里还有露水的潮气。我打着哈欠从家出来，拐个弯，就到了院门口。

厂在居委会院里，离家近，中午我妈喊一嗓子，我就回家吃饭。吃完饭不歇，赶紧回院——中午那一个钟头，是争活的好时候。

下午最难熬。日头毒，院里没风，老槐树的叶子都蔫了。刷浆糊那会儿，满手都是面糊，干了，指头缝里都是硬的。打了一天的眼，虎口酸得捏不住锥子。

六点收工。活儿急的时候，拖到七点。从院里出来，天还亮着，胡同里已经飘出饭香了。

手要快。这个“快”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头一个星期我手慢，锥子扎不准，白布条贴歪，返工好几回。返工不算钱，还耽误争下一摞。晚上回家，我拿我妈纳鞋底的锥子，就着碎纸头练。练了半个月，手上有数了。

手上留下什么？右手中指第一个关节，被纸边割过一道口子，好了又割，结了茧；指尖常年沾着浆糊，一到冬天就皴。可那时候，没人觉得这算什么。从五点到六点，那会儿的孩子都这样。

五、争来的单，就得干完

那院里有一条规矩，不用写，人人都懂：接了单，就得干完。不能只接任务不交活，更不能干一半撂下。

这条规矩，搁别处是厂规，搁我这儿是另一回事——单是我自己争来的。争来了，就得自己扛完。

有一回我贪多，一口气争了两摞厚的。下午三点，本子还有一多半。我一看表，心里就毛了。刘婶看我脸都白了，说：“今儿怕是要点灯熬油了。”

那天我干到晚上七点半。天都黑了，院里拉了根电线，挂了个灯泡。我蹲在灯底下，一本一本，把最后那摞钉完。点数交货，大娘说：“行了，回吧。”

回家的路上，我腿都是软的，可心里踏实。我不是怕挨说，是怕明天没活干——没活干，家里就少那几毛钱。

那一摞是我自己争来的。争来了，就得干完。

那个厂没教过我什么大道理，就教了我这一条。可这一条，我受用了一辈子——后来上班，无论多难的活儿，我从不躲，也不拖。手里的事，当天干完，这是规矩。

六、四个孩子，粮食不够吃

家里兄妹四个，三个哥哥，我是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

四个孩子，四张嘴。粮食是定量的，饭量不是。三个半大小子，正是能吃的岁数，一顿饭，一人两大碗还嫌少。我妈蒸一锅棒子面窝头，一顿见底。

饭桌上先让哥哥们盛，我最后，剩多剩少都是我的。好在我妈蒸窝头时，总在锅边给我贴两个小个儿的，说“闺女小，得吃热乎的”。

粮食紧巴的时候有没有？有。可家里紧巴，没人让我受过委屈。我妈总说自己不饿，把碗里的饭拨给我。我那时候小，不懂事，还问过：“妈你怎么不吃？”我妈说：“我吃过了，你吃你的。”

三十块钱，最后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棒子面，还有一袋小米。我妈拿它交了学费，剩下的买了本子、铅笔。我记得清楚，那学期的本子，是我自己订的那一种。

四个孩子，四张嘴。一个十一岁的姑娘，一个暑假挣了三十块，全交给我妈。那时候的孩子出去挣钱，不是为自己挣的。

七、爸妈下班后的那张桌子

白天是我一个人的活，晚上是一家人的活。

我在院里干的那一串工序里，最要紧的一条，是贴在书脊上的白布条，得提前备好。

布条是厂里发的，白布一大卷，得撕成一根一根、长短一致的条，两边留出折到封皮上的头，摞得整整齐齐，第二天上手就能抓。这个活，是我妈干的。

内行话讲，贴书脊的布要软，要吃浆。我妈撕的布条，软硬正好。

她下班回来，先做饭，吃完饭擦擦手，把那一卷白布拿出来。剪一个小口，顺着纹路撕——刺啦、刺啦。白布脆，撕起来比旧布利落，那声音不响，可是稳，一下一下，像钟摆。我在旁边数过，一晚上她能撕出四十多根。

撕好的布条白花花地码在桌上，一根挨一根。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它们已经在那儿了，齐的。

我爸干的是力气活：把布条捋直、按长短码齐，第二天早上再帮我把晾干的本子点数、捆好。

他们这么干，是为了第二天早上那几分钟：车一来，别人还在解绳，我已经能伸手了。

灯是白炽灯，黄黄的。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妈的手一起一落，影子跟着一起一落。

那时候我不懂。我只知道第二天一早，布条是齐的，我能上手就干，不用等。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白天上了一天班。

有一回我半夜醒，看见他们还在灯底下弄。我说别干了，我妈说：“睡你的，明天还得五点起。”

那一年我上小学。家里四个孩子，粮食紧巴。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

那条白布是本子的“筋”；我妈撕的那些布条，是我们家的“筋”。

八、现在

现在我外孙女上小学。她买个本子，一块钱一个，还嫌贵，挑了半天封面。

有一回她翻我抽屉，翻出一卷白布条——那是我妈当年留下的，我没舍得扔。她问：“姥姥，这是嘛？”

我说：“这是筋。”

她不懂，我也不解释。有些话，说给懂的人听就行了。

山泉里那个院子，后来拆了。那片地方现在是楼，是商场，是新修的马路。山泉里、聚粮里那些名字，有的还在路牌上，有的已经没了。

我爸妈已经不在了。可我每次看见作业本，还是能想起那张桌子——黄灯泡底下，我妈撕布条，我爸码本子，影子在墙上晃。

我现在回头看，一点都不觉得苦。我感恩那个厂——它让我那么小就懂得，手快一点，家里就能宽裕一点。

那是咱们那一代人的曾经。

后来那条街，拆了又盖

收尾·

天津和平区山泉里，居委会那个小院，订过本子的——

你要是也干过，在底下跟我说一声：你在哪个区、哪条胡同、哪个院，订的是什么本子，一天挣多少钱。你们那儿，活是派的，还是争的？

那年夏天，一天一块钱，一个暑假三十块，全交给了我妈。现在想想，那是我这辈子挣过最值的三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