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北京一处普通住宅里,年过九旬的帅孟奇把一个旧包袱放在床边,里面装着内衣、外衣、毛衣、枕套、布鞋、袜子、手帕和帽子。衣物不新,却洗得干干净净。这不是出门用的行李,而是她为自己身后之事提前准备的东西。
帅孟奇这样安排,并非因为家中没有人照料。相反,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一直关心她。她只是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国家太多照顾,身后事能省一点是一点,不该再让工作人员和“子女们”多花钱。
这个细节,放在她晚年的生活里,并不突兀。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对公益和教育却很舍得。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同一个标准:个人生活可以俭省,国家需要的事情不能耽误。
1978年,平反后的帅孟奇重新承担重要工作,先后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顾问。那段时期,有关方面补发了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发的两万元工资。
这笔钱对一位年近八旬、身体又有残疾的老人而言,当然不是小数目。工作人员劝她留作晚年生活所需,有人还建议捐给家乡或亲属。帅孟奇却没有接受。
她说:“国家现在比我个人更需要钱,这点钱对一个大国算不了什么,总比没有好。”
话不长,态度却很明确。两万元随后被她捐了出去。钱交出去后,她反而觉得轻松了。个人遭遇能够得到补偿,国家和人民在特殊年代承受的损失,却不是两万元可以衡量的。她不愿把补发工资只看成个人所得,正是这种观念决定了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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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帅孟奇,节俭也不是一句口号。侄女承朴上学时想做一件白衬衣,她买来蓝色细布,请人缝制。孩子嫌颜色土气,不肯穿。帅孟奇耐心解释:“现在生活还不富裕,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很好了,这布结实,越洗越白。”
侄女仍然不愿意穿,她便自己穿上了。那套黑呢制服,她一穿就是30多年,领口和袖口破了,就打上补丁继续使用。1992年,她95岁生日时,工作人员特意替她换上新衣。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场祝贺,看到她的衣袖,感慨地说:“帅妈妈今天穿新衣服了,帅妈妈是很少穿新衣服的!”
这句话看似是在说衣服,实际说的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她并不把朴素当成姿态,而是当作一种日常秩序。能修补,就不更换;能继续用,就不添置。
1994年,因住处拆迁,帅孟奇搬家。搬运工进门后,看到屋里几乎没有贵重物品,连电视机还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忍不住惊讶:“这就是首长的家?”
房屋里的陈设,往往比口头表态更能说明问题。她不是没有条件改善生活,而是长期把有限的收入和待遇,用在了自己认为更要紧的地方。
帅孟奇小时候家境贫寒,没能接受完整教育,因此对学校和教师格外关注。1980年,湖南汉寿县家乡遭遇水灾,新民小学被冲毁。她得知消息后,立即寄去5000元,支援校舍修复。数目放在当时并不算小,对她个人而言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支出。
除了家乡学校,她还向湖南青年自学成才奖励基金会、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款。1989年,她被评为北京市捐资助学先进个人。对教育的支持,贯穿她晚年生活,并没有因为年龄增长而减少。
有人问她长寿有什么诀窍。1988年,一次饭后,养女沪子陪她在林荫道上散步,提到她常年清茶淡饭,也不吃补药,身体却很硬朗。帅孟奇笑着说:“心底无私天地宽。不要总和别人比房子、比钱、比职位,少些烦恼,身体也会轻松些。”
这番话不是养生经验的罗列,更像是她一生处世方式的概括。她不把注意力放在个人得失上,也不愿为物质条件反复计较。对于一个经历过长期革命工作和复杂历史风雨的人来说,能够保持这种心态,并不容易。
1989年3月,帅孟奇患过一次脑血栓。病后,她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骨灰撒掉,余款全部捐给教育事业。那时她已经高龄,却把身后安排说得十分清楚,没有为亲属留下额外负担,也没有提出铺张的要求。
更早之前,她已经把那个包袱准备好。衣服、鞋袜和日用品一件不少,旧是旧,却干净整齐。这样的准备,带有她一贯的做事风格:凡是自己能想到的,尽量提前办妥;凡是能够节省的,不让别人替她承担。
1998年4月13日12时零2分,帅孟奇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1岁。按照她生前遗嘱,丧事从简,骨灰一半撒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苍松之下,另一半撒在湖南汉寿县的江河之中。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份遗嘱和一个旧包袱,还有一套清楚而坚定的生活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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