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靠山靠不住了！高市怕“蹲大牢”，慌忙对中国改口，态度大变

一天之后，麻生太郎领导的派阀被曝出18年累计约30亿日元政治资金收入，其中约20亿日元来自筹款派对。11月1日，高市担任最高顾问的政治团体又被曝出登记前收款、事后修改收支报告的问题。

几条线索连在一起，指向的已不只是几笔政治资金，而是高市的党内支持、公信力和对华关系同时承受压力。她希望打开对华沟通渠道，背后有现实的政治与经济考量。

同年11月1日庆州APEC期间，高市又公开发布与中国台湾地区人员会面的消息，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要求遵守联合声明确立的原则。中国外交部2026年9月29日和10月12日再次要求日方在台湾、历史等问题上反思纠错。

高市如果希望通过一次首脑接触改善关系，就必须考虑此前的政策言行给中方造成了什么影响。尤其是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日方没有任何模糊处理的空间。

在我看来，高市希望参加深圳APEC，既有维持外交渠道的需要，也有回应日本经济界关切的考虑。但会议提供的是沟通机会，不是绕过原则的通行证。

日本一边说要稳定关系，一边又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摩擦，中方不会只凭一句“重视对话”就改变立场。

高市的党内权力基础离不开麻生太郎，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麻生在决选阶段支持高市，此后出任自民党副总裁。

2026年2月19日，麻生派新增18名议员，规模约60人。其他派阀因黑金事件相继解散后，麻生派成为党内唯一保留派阀组织的集团，仍有重要党内协调能力。

为什么这60人如此重要？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权力运转，并不只是首相一个人说了算。党内人事安排、政策协调、国会法案推进以及未来总裁选举，都需要不同派系之间进行协商。

麻生能够维持一支规模不小的议员队伍，意味着他仍然拥有影响党内决策的组织资源。高市即便已经成为首相，也不能完全绕开这股力量。

自民党此前经历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后，安倍派、岸田派等组织相继解散，党内对外承诺加强资金管理。

麻生派却继续保留组织形式，这本身就让它成为外界观察自民党整改是否彻底的重要对象。如今长期资金运作再次受到质疑，受影响的不只是麻生个人，也包括自民党此前作出的整改承诺。

2026年9月26日至27日，《每日新闻》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不认可麻生继续担任自民党副总裁，认可者为20%。这份调查早于新报道，却显示麻生的公众评价已有压力。

高市需要这60人维持党内协调，也要承担支持者资金争议带来的政治成本。麻生人还在、票仓还在，但政治信誉正在被消耗。

高市本人及关联政治团体也出现多项资金争议，2025年11月公布的政治资金报告显示，她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2024年收到一家企业1000万日元捐款，超过750万日元年度上限。高市方面称属核算失误，已退还超出的250万日元。

统一教会友好团体购票问题也受到关注，报道披露，世界和平联合奈良县联合会曾在2019年购买高市支部筹款派对券，金额4万日元；2012年相关活动还有共计6万日元购票记录。

2026年2月25日，高市承认向315名自民党众议员发放当选贺礼，每人约3万日元，总额约945万日元，资金来自其政党支部。她称做法符合法律规定，3月3日又表示今后不再发放类似礼品。这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却增加了外界对其资金管理的质疑。

另一项争议涉及筹款派对券与个人所得税抵扣，2026年3月13日，日本国会讨论高市事务所是否把派对券购买款记作个人捐款并发放抵扣证明。日本财务大臣明确表示，派对券费用不属于可申请捐款抵扣的政治捐款。

3月19日，8人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刑事告发，指控虚假记载及不当税务处理，涉及至少396万日元。

11月1日，《赤旗》披露，高市担任最高顾问的“なにわ早志会”在2024年9月5日登记成立之前，已于9月1日收到35万日元；她曾出席成立大会的“早志会北海道”，也被指在2022年8月12日登记之前收到10万和100万日元。

两个团体接受媒体询问后，于2026年10月16日修改收支报告，将收款日期调整至登记成立之后。10月22日，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刑事告发。

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第八条禁止政治团体登记前接受政治活动捐款，第二十三条规定，相关违法最高可处五年拘禁刑或100万日元罚金。检方需要查清收款时间、报告修改过程，以及高市和相关人员是否知情、参与。

这类问题为什么比普通的舆论争议更难处理？因为政治资金有明确的申报规则，资金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到账、由谁经手、最终登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账目和相关记录进行核查。

政治人物可以解释自己的主观意图，却不能代替调查机关判断账目是否真实、程序是否合规。

在我看来，高市最难处理的不是某一笔钱，而是企业捐款、关联团体购票、税务抵扣、礼品发放和登记问题叠加后，执政团队必须解释资金来源、经手人员和处理程序。

麻生派10月28日的新报道晚于茂木敏充10月27日公开APEC安排，说明高市此前已面对国内政治资金争议，而日本本身也有维持对华外交和经贸渠道的长期需求。

日本经济界的考虑尤其现实，中国不仅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制造业供应链和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市场。汽车、电子、机械、化工等产业，都与中日经贸往来存在紧密联系。

两国关系如果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企业面对的不只是外交气氛变化，还包括市场预期、供应链稳定和投资安排的不确定性。因此，日本经济界希望维持高层沟通，并不是单纯为了外交场面，而是有实际利益诉求。

对高市而言，这也意味着对华沟通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维持日本企业所需要的合作渠道，另一方面争取更多外交空间，减少国内外政策压力相互叠加的风险。

但这不意味着她可以通过参加一次会议，就把国内政治资金争议转移出去。日本国内的资金问题需要按照本国法律处理，中日之间的原则分歧也必须通过实际政策解决，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深圳APEC可以提供多边交流平台，但茂木敏充已经明确表示，是否举行中日首脑双边会谈尚未确定。高市能否出席、双方是否会面、会面后能否形成具体成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往深一层看，中国并不缺少与日本沟通的渠道，真正缺少的是日方把政治承诺落实到行动上的诚意。

麻生仍有党内资源，却面临资金争议带来的信誉压力；高市自身也有多项资金问题进入告发和审查视野。深圳APEC可以成为沟通窗口，却不能替她解决国内政治危机，也不能弥补日本对华政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