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二七惨案”的赵继贤解放后从不露面，却被嗜赌儿子意外曝光！

1950年5月，苏州通关坊赵公馆，公安人员深夜破门而入，屋内二三十名赌客顿时乱作一团。有人翻窗，有人藏钱，更多的人则抱头站在墙边。负责行动的年轻公安高其智没有急着盘问赌客，而是盯住了屋主人赵世清。

这场抓捕表面上是查处聚众赌钱，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公安机关寻找的并不是赵世清，而是多年隐姓埋名的赵继贤。这个名字，早已写进中央公安机关的通报中。

赵世清原本以为，缴清钱财、接受教育后便能离开。审讯时，他却从高其智的布置中察觉出异常，试探着说：“你们真正要找的，是我父亲吧？”

高其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问他父亲如今住在哪里。赵世清沉默许久，最终交代，赵继贤化名赵博学，藏在阊门西街一处楼房内，门牌可能是34号，也可能是36号。

这一句话，让躲藏了近28年的赵继贤重新进入公安机关视线。

赵世清为何知道父亲的住处？原因并不复杂。1949年苏州解放前后，赵继贤已经察觉旧秩序难以维持。他舍不得多年搜刮下来的房产，又担心自己的历史罪行被追究，曾试图南逃，但因财产难以处置、出境也不顺利，只能返回苏州。

回到城里后，他让大儿子登报声明与自己脱离父子关系，随后换了名字，躲进阊门西街。平日里，他几乎不下楼，买菜、办事都由妻子出面。邻居只知道楼上住着一个闭门不出的老人，却不知道此人正是北洋军阀时代的铁路官员。

赵继贤出生于1885年，山东历城人，早年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进入北洋军阀统治体系后，他投靠吴佩孚，凭借善于迎合和办事强硬，逐步升任京汉铁路局局长。

京汉铁路连接华北与武汉，是当时南北交通和军需运输的重要通道。对吴佩孚而言，这条铁路不仅关系军队调动，也关系财政收入。赵继贤坐上这个位置，便把铁路工人当成了可以任意驱使的对象。

他上任后，增加劳动时间，限制工人取暖，动辄罚款，还降低伙食标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铁路承担了大量军运任务，赵继贤又下令扣发工人工资，每月只发四分之三。工人辛苦工作，却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积累已久的不满由此集中爆发。

1923年1月，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决定成立全路总工会。赵继贤表面应付，暗中却把情况报告给吴佩孚，请求阻止工会成立。2月1日，郑州戒严，军警封锁会场，工人代表仍冲破阻拦，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会场被占后，工人代表转移到江岸，并决定举行全路罢工。2月4日中午12时，京汉铁路三万余名工人停止工作，客车、军车和货车相继停驶，长达一千二百余公里的铁路陷入停顿。

赵继贤没有选择谈判。他发布限期复工的布告，威胁工人，甚至试图用士兵和临时招募人员替代铁路工人。罢工继续后，军警开始抓捕工会负责人，局势迅速恶化。

2月7日，军警包围江岸总工会。工人领袖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电线杆旁，遭到逼迫复工。他明确表示：“血可流，头可断，工不能复！”随后，军警开枪并施以暴行，林祥谦最终牺牲。郑州、长辛店等地也相继发生镇压，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关于赵继贤究竟承担什么责任，关键并不只在于他是铁路局长，更在于他直接参与压制工会、克扣工资，并配合军阀镇压罢工。惨案发生后，他还试图歪曲事实，掩盖军警暴行。正因如此，赵继贤并非普通旧官僚，而是二七惨案中的重要责任人。

1923年以后，吴佩孚势力衰败，赵继贤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他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反而凭借过去积累的财富，在苏州购置房产田地，过着富裕生活。旧政权的更迭，曾让他侥幸逃过追究。

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清查反革命罪行。1950年初，中央公安机关通报赵继贤的经历和藏身区域，苏州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调查。高其智借查处赵世清家中的赌局打开缺口，既有偶然，也有缜密侦查的成分。

公安人员赶到阊门西街时，赵继贤正盘腿坐在屋内，面前供着一尊小佛。他看到陌生人上楼，神色慌乱。丁兆甲指着佛像说：“你现在才想修行，已经晚了。”赵继贤很快辩解：“过去的事，都是吴佩孚和萧耀南干的。”这番推脱，并没有改变他的责任。

1951年7月16日，武汉市人民法院在汉口江岸车站附近召开公审大会。郑州、长辛店等地的铁路工人代表、烈属代表和武汉各界群众参加审判。林祥谦的遗像悬挂在会场，控诉者则讲述了当年工人遭受的镇压与牺牲。

庭审中，赵继贤面对当年的电文、人证和相关材料，承认自己对镇压京汉铁路罢工负有主要责任。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相关财产依法处理。

公审结束后，赵继贤被押往江岸车站，在林祥谦牺牲的地点附近执行死刑。躲藏、改名、切断亲属关系，都没能抹去他在“二七惨案”中留下的责任。